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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北大附中校长康健给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签名赠书。刘亚春校长看着几百本书籍感慨：“我们的教师在帐篷里独处时看看这些书，也许能舒缓和抚慰一下他们受伤的心灵。” ◎供图/北大附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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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团成员为磁峰镇学校部分教师进行团体干预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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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系统心理健康辅导员管理办公室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联合组织的“青少年心理援助志愿团”督导专家苑媛老师正在对教师进行心理咨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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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心理辅导后的她和小朋友一起系上代表心理救援的红丝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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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离开时，她终于露出了应该属于她这个年龄的笑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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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专家们组织其他小朋友做游戏的时候，发现这个小姑娘在帐篷后偷看。发现有人望向她就马上跑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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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试图和她沟通，把随身携带的可乐递给她，她也是摇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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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863健康网心理救援团在什邡市人民广场的一个安置点和小朋友们做游戏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小姑娘坐在一边，双手抱膝，把头深深的埋在两膝之间，一言不发，目光呆滞。◎供图/863健康网 |
灾后心理救援现状调查
爱心叠加下的误区
■心理志愿者错误做法让学校警惕“心理救援”
■老师无法走出阴影在学生面前强忍泪水
■医护人员是高危人群却固执不肯接受援助
◎ 文/《青年周末》记者 陈万颖 本报实习生 周穷愚
心理志愿者穿的T恤衫上写着大大的“5.12”数字，这种不专业的举动可能带来二次伤害；
地震棚里许多人发放调查表，他们对自己研究的关心也许多于对受灾群众心灵的关心；
从网络到现实，孩子的心理问题被反复提及甚至反复干预，而老师、老人、救援人员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
由于暂时居无定所，心理专家在同一个地方找不到要回访的人；
……
记者对震区前线多支心理救援团队进行调查后发现，不论是救援者资质还是救援手法，抑或是被救援人群，这场空前的心理救援集体作战还有着各种疏漏。
汶川地震后，心理救援还需时常救援自己。
良莠不齐，志愿者队伍缺乏统一管理
5月20日，复旦大学心理分析研究中心主任申荷永教授带领的心理救援队来到北川中学时，被校长拒之门外。前面到来的志愿者和心理救援队的做法使校长做出决定：不再接受心理救援。
■志愿者撕下孩子的信就离开了
几经辗转接通申荷永教授的电话时，他正在给北川中学的孩子做心理援助，让记者晚些时候再打。
截止记者发稿时止，申荷永已经在北川中学待了将近20天。这些天里，团队成员和北川中学的师生吃住在一起。用申荷永的话说，这是为了和学生、老师们建立“关系”，有利于开展心理救援工作。
可是，5月19日那天，申荷永带队初到北川中学时，却差点被校长拒之门外。
“在之前已经有三四支心理援助队来到这里，但是效果很不好，导致北川中学做出一个决定：不再接受心理救援。”北川中学刘亚春校长给出的理由是：他很累，不想再接待这些心理救援者了。
这时，一个孩子正在接受志愿者的心理干预。孩子蹲在地上，吃力地仰视站在旁边的志愿者。
“想不想妈妈？”志愿者问。刚在地震中失去母亲的孩子红着眼睛低下头，沉默不语。志愿者接着说：“那你给妈妈写封信吧！”孩子听话地拿出作业本开始写信。
“到这时候为止，这名志愿者的做法还没太大错误，除了她一直没有弯下腰来接近孩子。”申教授在电话里对记者解释说。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有些残忍了。孩子写好了一封给妈妈的信，志愿者弯下腰把作业本拿起来看了一眼，就把这封信撕了下来，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转身走了。“我们都以为她是去拿东西，还会再回来，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她上车离开了。孩子的脸上写满绝望，眼泪在眼里打转。”
申教授的妻子高岚也从事心理学研究多年，她俯下身来单膝跪在孩子身边，用酒精擦拭着孩子受伤的胳膊，轻声地问他疼不疼，小家伙回答说：“不疼！要是妈妈被救出来，看到我这样，她会更疼的！”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高岚一直和孩子说着悄悄话。其间有一位记者拿着相机过来拍照，被高岚一巴掌挡住了镜头。
“我们在工作时不希望遭受外界干扰，那样会让孩子感觉被忽视，这也是我刚才没有接您电话的原因。”申教授解释说。
“后来又有几个孩子围了上来，我刚想跟刘校长说明一下我们的工作内容，校长示意我不用再解释了，他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刘校长说：‘这些孩子太需要心理援助了，甚至是老师还有我都急切的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心理援助。’刘校长的妻子和儿子在地震中遇难了。”这样他们正式开始了在北川中学的心理干预。
■志愿者穿着“5.12”的衣服做干预是大忌
另一支心理救援队的启程则是由于电视上看到的一个灾区心理救援片段。健康863网首席运营官，应用心理学家筱丹在电视台播放的地震专题节目里看到一支先期抵达的心理志愿者队伍，T恤上写着红色的“5.12心理救援”字样。她一下子怔住了。“这是心理援助的大忌。对受灾的人来说，那几个数字是他们最痛苦的记忆，既然是做心理救援，至少不能一直让对方看到这些不利于他们心理安复的信息。”
筱丹还在前期的一些电视节目里看到有的心理志愿者在和孩子们聊天时常说一句话：“这不是你的错。”她听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孩子们不能理解灾难夺去自己朋友、家人的生命，这时候用这样的话来宽慰他们，只会起反效果。孩子对大人的话是选择性记忆的，这句话，他们只会记住‘我的错’这个信息，对他们是很负面的心理暗示。”诸如此类的所谓心理救援，都让筱丹觉得太不靠谱。
于是，2008年5月20日至27日，健康863网和中国儿基会、中科院心理所合作，共同组建126人大灾心理危机干预救援高级专家团，赶往灾区。
■志愿者难以统筹管理
申荷永告诉记者，他很理解刘校长的警惕。通过几天以来在灾区的走访，他也遇到了不少同行和志愿者。“有些志愿者只身来到灾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这很值得敬佩；但是有些人打着志愿者的旗号宣传自己甚至是所在的单位，有这种想法的人去接触孩子就很容易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刘校长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志愿者队伍不太满意的不仅仅是申荷永一人。
“这两天好多了，很多那些来忽悠的人走了。地震到今天也没多久，但是不能坚持的就离开了。”6月3日凌晨，刚刚结束交接工作的何鸣通过住处的电话对记者说。他是杭州市第七医院精神科的主任医师，也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应激处理部副部长，作为卫生部派往灾区的第一批心理干预队员之一，他和另外三名同事已经在绵阳待了17天。
绵阳受灾群众有100多万，分为1101个安置点。何鸣他们只有四个人，大量的工作需要靠志愿者去完成。但他们现在能调配的志愿者，只有区区50名。可是出现在地震棚里的志愿者，何止成百。“有很多教育系统的、社会慈善系统的志愿者，有些人拿着量表来到地震棚里，每个人问一遍，一看就是为自己的研究搜集资料用的。九州体育馆是绵阳最大的安置点之一，这种人最多！为什么他们不去其他更需要的地方？”何鸣说起这些“志愿者”语气就激动起来。
绵阳三院是当地招募、培训心理志愿者的一个根据地。何鸣介绍，这个医院是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5月26日，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做好灾区师生安置和恢复重建准备工作的方案》。其中明确表示，灾区省级教育部门要加强对心理援助队伍的组织协调，统一管理，加强对进入灾区从事心理援助的组织和人员从业资质核准，杜绝对同一学生进行多次采访、心理咨询等活动。
“我们也希望来的志愿者都能到三院这个集散地来登记，接受培训，但很多散兵游勇不愿来，我们也没办法。”何鸣说。
除了孩子，他们也不能被忽视
一位忙碌于搜救学生的老师，深深内疚于没有见到妻子的尸体。他强打精神面对学生，但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但记者联系的诸多在现场的心理救援人员中，大多表示自己的工作重点是灾区的孩子。
■北川中学老师： 用忙碌来掩盖一切
北川中学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学校之一。
所有学生都住在低矮的帐篷里，部分复课的学生在简易房里上课。“低矮的帐篷里，没电没水没窗，更不通风，20人住一个帐篷，晴天时40度甚至更高，雨天时被褥全是湿漉漉的，蓬内地上是泥泞的。为优先学生，教师们住的还不如他们。”从北川中学返回北京的北大附中的老师写道。5月29日，北大附中的校长、老师们来到北川中学，送来了书籍等物资。
就连心理救援也是首先紧着孩子们。
“教师们心思很乱。与教师交流时，他们说就怕停下来、静下来，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人的家庭是完整的……”北大附中教师刘结实说。
北川中学一位杨老师告诉北京来的同行，他失去女儿的一周内不敢打开电脑看女儿照片，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勇气，常常是到晚上一盯就是数小时，他经常通过博客与女儿聊天，找到了舒解悲伤的一个办法，但他至今没有给妻子看过女儿照片，谎称电脑找不到了。
北川中学刘亚春校长看到北大附中送来的几百本书籍时感慨道：“我们的教师在帐篷里独处时看看这些书，也许能舒缓和抚慰一下他们受伤的心灵。”
■强颜欢笑的老师们首先应说服自己
健康863网首席运营官筱丹告诉记者，他们在为孩子做心理干预的同时，也邀请老师一起参加。“他们学会了我们的一些方法，才能持续地教会孩子。”
在前线的几天，她也见到了不少在学生面前强颜欢笑的老师。“我不建议这些老师现在就面对孩子们。孩子的心灵太敏感了，他们能够感受到老师是在强忍着悲伤，这样会让他们更压抑。”
5月26日，共青团系统心理健康辅导员管理办公室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联合组织的“青少年心理援助志愿团”赶到彭州市。他们也把工作重点放在学校里，心理督导苑媛先把老师们召集在一起，做了一个团体干预。
筱丹告诉记者，到前方的心理志愿者把技能教给老师，比直接面对学生们收效更大。“因为老师们要说服学生，首先要说服自己。”
■老人生理、心理面临双重需要
有一个老人，给何鸣留下很深的印象。在绵阳九州体育馆，一位71岁的老人躺在地上，身上盖着两床绿色的军用棉被。他的右手抓住一个娃娃熊，左手抱着一个电影《长江七号》中的公仔。近乎空洞的眼神，直愣愣的望着天花板。
何鸣来到他的身旁，蹲下。
“老大爷，你叫什么名字？”
……
“你现在哪里不好？”
……
“我能帮你做什么吗？”
“你是医生吗？帮我开药，我腰椎不好。”老人含糊不清地回答。何鸣不得不俯下身子，试图听得更加清楚。老人的妻子告诉何鸣，他们在地震中失去了两个孩子，转移到灾民安置点九洲体育馆后，老伴已经不吃不喝地躺了两天，觉也睡不着。
“老人家几天不吃不喝怎么行？先别说精神方面的问题，必须马上送到医院输液维持生命。”何鸣说。
在一拨又一拨的心理志愿者来来往往中，老人并没有得到像孩子那么多的关注。“对老人做心理辅导很困难。小孩子和小孩子玩，情绪还能和缓一下，但老年人往往一个人在角落，不习惯跟别人表达自己的痛苦。更加封闭。也不一定接近。”何鸣说，“年轻的志愿者，有多少人有耐心一遍遍和老人讲话？”
而且，老人，包括成年人的心理救援，需要更多的社会其他力量参与。“灾害发生初期，大家一样从震惊中刚缓过来。等过些日子，有些人困难解决得好一些，有些人解决得差一些，更多的心理问题就会产生了。所以对成年人和老年人，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鼓起生活的希望，不是单纯地聊天就能解决的。”何鸣说。
何鸣还说，其实不光是老人。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有很多是山区，还有许多羌族同胞。这些地区的人，原本的生活资源相对匮乏，面对将来，容易产生绝望感。
■居无定所注定目前心理救援的短暂
灾区的环境仍然没有稳定。堰塞湖、泥石流、洪水……都像一颗颗不定时炸弹，时刻绷紧着人们的神经。为了躲避灾害，很多人会被安排在不同的地点转移。
何鸣曾经在九州体育馆对一位教师进修学校的老师做过一次心理干预。地震发生后，他连续几天忙于照顾学生，却至今没有见到妻子的尸体。第一次治疗后，按照惯例，隔天何鸣去回访，却找不到那位老师了。
6月1日，何鸣和同事们在绵阳市擂鼓镇进行心理干预的学生，就突然接到通知，有一部分要转移到山东上一个月学。
“我们之前做过的其他心理干预，都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进行，人数也少。还没有经历过这样不停变动的人群。变动中如何跟踪他们的心理状况？还需要讨论。”何鸣说。
习惯助人，自己却拒绝心理救援
坚强的女护士，却用三条短信拒绝了心理专家的治疗。其实，正如饱受煎熬的急诊科主任一样，两支烟的工夫，很简单地把心里那个结变松，化解。
他们习惯了“帮助者”的身份，比普通灾区群众更难以直面自己心理的问题。实际上，他们的心理，不但需要心理专家的救援，还需要工作单位恰当及时的保护。
■最坚强女护士：爽约第二天的心理治疗
“何老师你好，我不想再接受治疗，我不需要别人的关心帮助，我也不需要同情和怜悯，就让我的伤痛自己慢慢舔，对不起。”
“谢谢，你是个好人，但我不愿让人看见我软弱的心，就让我独自哭泣，独自疗伤。”
“路是我自己选择，无能的是我，就让我独自承受，否则那些冤死的亡灵也不会走好的。”
这三条短信是一位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发给何鸣的，拒绝了与何鸣约好的心理干预。
这名38岁的护士，成了第二天就要离开绵阳的何鸣最放心不下的一个人。
地震当天晚上8时，她与同事十余人一起登上了去北川的救护车。一去，就是五天五夜连轴转的工作。
在新闻特写中，她被称为“感动千万人的女护士”，并配发了一张她蹲在废墟上手握一位被埋学生的手的图片。
何鸣告诉记者，北川中学的废墟上立着好几个吊瓶，对暂时无法救出的被埋者输液。所有吊瓶、扎针的工作都是这位护士一个人完成的。
埋在废墟下的孩子说要喝茶，这位护士就跟他说：“姐姐保证等你上来了，给你泡茶叶茶，让你喝个够，香香的茶。”最后，孩子好容易救上来了，却没能活下来。有一个小伙子，大石头压着腿，谁都搬不动，倒悬在一个井里面，根本就没法救，她只能跟他说，大型机械明天就到，他们来了你就获救了。说完以后就跑到旁边去抹眼泪了，她认为自己骗了别人。
何鸣转述给记者的这些事例，都是这位护士对一些媒体叙述的，已经不知多少遍了。
回到绵阳，科室里面同事们对她说：“你还干什么活啊，你已经是英雄了。”
女护士并没有主动找何鸣诉说。而是一个医院的同事在何鸣这里接受心理救援培训的，把女护士的情况告诉了何鸣。
6月1日，何鸣见到了这位护士。“我问她你最希望解决的事情是什么？她说让这些媒体不要来打搅我。她不想干了，想辞职。”
随后何鸣找到医院院长，“医院得保护员工，第一，虽然她很勇敢，但是不应该把她放在那个悲惨的地方那么长时间，医院应该及时把她换下来；第二，不应该让这些媒体老是打搅她，她只要说一遍就行了，其他的由宣传部来处理，现在她伤口还在流血，你还在一遍一遍向上面撒盐，那还得了。”
“可这些不是已经是于事无补了吗？”记者问。
“有用。如果不这样要求医院，媒体还是去找她，她依然得不到休息。”何鸣说。6月2日，何鸣与这位护士约好了下午见面进行心理治疗。但她并没有如约前来，取而代之的是那三条短信。
“从这三条短信里就能很明白地看出她的想法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偏差。她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看到很多不成功的一面。明天我再跟她联系，这个人我肯定能够把她扳回来。”
■急诊科主任：两支烟工夫，离开两个梦魇
虽然女护士拒绝了何鸣的帮助，但那天何鸣依然有不小的收获。他成功地对绵阳三院的一位主任做了心理治疗。这位李主任是女护士的领导，地震后带队第一批到达北川一中进行救援。
约见李主任的过程也很不容易。何鸣一直在绵阳三院进行心理干预培训，他问还有哪些人是当天派去北川那支应急队的，想把他们一个个都过一遍，因为这些人是心理问题的高危人群。有人告诉他李主任的情况最重，但主任死活不愿意见何鸣。6月2日，何鸣跟院长说自己明天就要走了，今天必须要见他，最后才见到李主任。
何鸣和李主任分别点了烟。
李主任告诉何鸣，从北川救援完毕后回到家，每天半夜就醒，吃不下饭，也不愿意跟别人说话。
经过谈话，何鸣找到了李主任的两个源头。第一个根源是刚刚到达北川的那一幕惨状，直接冲击到他的内心。
“到处都是一排一排的尸体到处都是哭泣的声音和呼喊自己孩子的声音，这个在急诊科做主任的医生，死人也看得多了，但那个现场，真是把他震惊了。”何鸣告诉记者。
第二个根源是他在北川中学废墟上做的一个残酷的手术。
一个孩子被埋在一个狭小的洞里。李主任爬了进去，发现这孩子的腿被夹住了，根本无法拔出来。要活命只能在洞里把腿截肢。
现场没有麻药、没有老虎钳，只剩下一瓶代血浆。李主任拿着从隔壁没有完全塌的楼里找到的一把菜刀和借来的一把剪刀，再次爬进去开始手术。
他用绷带在孩子的腿上困了三道，试了试他的感觉。孩子说不疼，麻木了，然后就用菜刀一刀刀往下剁，孩子还微笑着对李主任说他不怕，但在前后不到一分钟里，孩子的生命却嘎然而止。
“他很自责，他说要是我不这样做，说不定他不会死得这么快。他也知道，如果他不用菜刀，不抢救，他也许最多坚持一天，他也知道这种非常的手段在非常的时期是正确的，但他总是觉得像犯了罪一样。”何鸣说。
和那位护士一样，李主任的这些经历，也对朋友、媒体都讲过好多遍。同时，他也一直没有休息，除了睡觉就是在干活。
找到了他心理问题的根源，何鸣开始用一些技巧进行心理治疗。放松训练、“眼动、脱敏、信息再加工”。 两支烟过后，李主任很惊喜地说，感觉轻松多了。
“原来的某个画面是引起他痛苦的信息，我是要把他的痛苦的信息稍微模糊一些，然后我要把正确的信息植入，让他明白他做的这些事情是对的。结束之后他说，以前真是看不起搞心理的，想不到还真是有点用。”
■北川县干部：终于被换下来，却只想睡觉
6月2日，何鸣还碰上了北川县委的十几个干部。他们刚刚从前线下来，说终于有人去替他们了。
何鸣和同事们提出想跟他们聊聊，但干部们一脸疲惫，说现在只想睡觉。心理救援只能等他们休息完了之后抽空进行。
设在安县的北川县委县政府临时办公地点，一张张桌子上放着小牌子，卫生局、教育局、组织部……一字排开。络绎不绝的群众在那个不太大的小礼堂穿梭，最简单的灾民登记工作，就要耗费想当大的人力。
“他们在这种自己的心理问题没有机会处理的情况下，还在承担着这种超负荷的工作，昨天我们这边的组长通过关系跟国务院提了一条建议，像这种灾区的领导干部，受灾以后，还在日以继夜地超负荷工作，这种决策能说一定是最好的决策吗，能不能像派医疗队、解放军那样，也派一些干部帮助他们料理一些基本的工作。”何鸣说。
链 接
2001年4月,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式推出《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试行)》,并将心理咨询师列入《中国职业大典》。2002年7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和劳动部共同开始了心理咨询业的正规国家级职业资格认证工作。目前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鉴定分三个等级：心理咨询员（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高级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记者就国内心理咨询师的人数、不同认证级别的咨询师在灾后心理救援中的分工等问题采访国家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部宣传中心，对方以工作忙为由拒绝了。
一些资料显示，目前国内的心理咨询师的人均服务率非常低，大概是每10万人有一个咨询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