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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在四川绵阳九州体育馆受灾民众安置区，儿童在节日为志愿者带上红领巾。 中新社发 杜洋 摄 |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博导、医生、海外华人、律师、董事长、农民工、学生……他们都是志愿者。几十万人迅速集结到四川，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力量。
志愿者人数的大规模增加，是公民社会逐渐形成的标志之一。如果某些地方政府仅仅是简单表示“不欢迎”，公民社会中“合作管理社会”的标准就难以达到
本刊记者/蒋明倬(发自成都) 从“5·12”地震到今天，四川灾区究竟出现了多少志愿者，没有人可以统计清楚。
仅仅有登记的志愿者就已达20余万；还有非常多的志愿者，没有通过任何组织就直赴“前线”。
这是一次公民志愿服务意识在灾难面前的空前高涨。而在灾后，中国将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中国的公民社会逐渐形成，公民志愿意识逐渐觉醒，政府部门和各种社会组织如何引导这股新的力量？
“我们都是志愿者” “我最初看到他们也是很惊讶。以前，还以为志愿者都是大学生。”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孙硕鹏带领999救援队，赶赴绵竹实施医疗救助，在途中“捡”到3个志愿者，其中一位女士是河北省邯郸市的骨科医生，另外两个是从河南来的夫妇俩，也都是医生。他们跑到灾区出力，却不知道找哪个部门，碰到孙硕鹏就跟着来了。
都是40多岁的人，根本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空有一腔热血的年轻人，到了灾区就是想能做点什么，“邯郸那个女医生，在单位请了假，也没敢跟自己丈夫说，丈夫胆子小，怕他担心，就偷偷地一个人来了。”孙硕鹏说。
孙硕鹏跟他们在一起呆了十几天，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一起吃，一起睡，还可能住一个帐篷，但是彼此可能很久都不知道名字。我们都是志愿者。”郭昊东，奥运场馆鸟巢的建设者，带着自己的施工队跑到成都来，“钱我也捐了，就还是想到四川来做点什么。”
在任何一个灾区现场指挥部的前面，都会停着一些私家车，车主在车前贴一张纸，写着“志愿者”，直接等在那里帮政府往灾区运送物资。如果灾民要从救助点返家取东西，他们也会免费载着去。
还有一些志愿者是看不见的。他们在指挥部留下电话，用人或者用车，随传随到。
在任何一个组织的物资捐赠点、物资发放点、灾民救济中心、政府的救灾指挥中心、红十字会的办公地点，甚至是去重灾区的途中、救援的现场……灾区的任何的一个地方，甚至那些需要徒步才能进入的地方，都会看到志愿者，大量的志愿者。
“人员构成也非常复杂，有海外华人、医生、律师、公司的董事长、博士生导师、农民工、学生……”四川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张波几乎遇到了各种身份的人，他们从中国各个地方赶来，还包括国外的。
一些受灾者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地震发生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遇到了家在汶川、被阻隔在成都的大四学生杨红。当得知家人平安后，“我突然觉得找不到方向了，给所有认识的人打电话，想知道这时候大家都在做什么。”她说。就这样，这个大四女孩成了志愿者，在红十字会帮忙统计、搬运物资。而在一些被滑坡隔断的山路上，有些村民也充当了这角色，用自己的农用车“摆渡”往来人群。
“这样的灾民很多，受灾后，没有了家，没有了工作。”四川红十字会的一位人士说，“那是一种平安后报恩的感觉。”
他们难以理解的“公民社会” 志愿服务最先起源于19世纪初西方宗教团体的慈善服务，逐渐变成一种精神上的美德而被保留。大约15年前，它舶来中国，而汶川大地震如同催化剂让志愿者迅速成长——不仅数量上骤然增多，服务由原来的被组织性完全转变为主动参与。虽然他们看起来好似一盘散沙，但几十万人迅速集结到四川，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某种程度上，志愿者人数的大规模增加，是公民社会逐渐形成的一大标志。
“公民社会”——也称为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来自于西方启蒙时代个人主义的理念。尽管很多理论和说法各有不同，但它基本上都强调了一个独立于国家或旧的宗族的个人行动自治空间的存在。“公民与政府的良好的合作，政府与公民合作来管理这个社会。”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著名学者俞可平这样评价公民社会的实质。
但汶川大地震的志愿者，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个概念。“你说什么？”这是多数志愿者面对“公民社会”的第一反应。
“我只知道我的家人都还活着，我已经是很幸运了。”杨红说，“大家都是受难者，互相扶持吧，也有同病相怜的感觉。”
“可能也只有国难当头的时候，才能自发地汇聚这么多人的力量。平常，你哪儿见过中国人这么齐心去帮助别人？”来自贵州的退伍军人志愿者晓阳认为。
另一位叫林立的志愿者表示：他听说过“公民意识”，但并不在意——提炼概念是学者们的事情。
灾区需要哪些人？ 突然勃发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一方面积极推进了救灾工作的展开，同时也让社会管理者们稍感措手不及。
地震后，不仅大量的具有特殊技能的志愿者涌向灾区，“那些熟悉地形的登山队、洞穴救援者、医护人员、救助人员对于救援工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一些没经过任何准备、没有特殊技能的人也涌入灾区，既不知道找哪个部门联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
什邡市委书记震后几天就表示，我们不再欢迎志愿者的到来。
什邡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泥石流和塌方经常造成道路的中断，在通往红白等乡镇的道路就经常中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救援的重型机器几天以后才能运进去，救援压力非常大。很多志愿者听说了红白灾情严重，就驱车前往红白运送物资。
大多数的志愿者都没有归属于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或者任何社会组织，完全是个人行为。有的开着QQ车，拉着两三箱水就往山上开了。
大量的志愿者都往山上去，使得本来就不畅的交通更为艰难，16日、17日，拥堵情况非常严重，在某些路段，可以堵上半个小时。
“最后只能通过设路卡，有通行证才能经过的方式来控制这种情况。”当地指挥部的人说。
另一些满怀热情的人受到了冷落。晓阳从贵阳开了近10个小时的车，才赶到灾区。但所有人都在忙碌，没人安排他的工作。这个退伍老兵抱着两箱方便面站在什邡街头很长时间后，把纸箱狠狠砸在地上。
即使是那些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志愿者，随着国家救援力量的到位，也逐渐发现自己的驻留似乎没有什么价值。
2007年从医科大学毕业的姜晓磊，原以为自己的专业可以在灾区派上用场，特意向单位请假，坐飞机赶到成都，又组织一拨具有医学技能的人成立了小分队，自费为他们提供住宿。没几天他就发现，当地似乎并不缺乏医疗人员。他们也进不了灾区，只能原地待命。
5月21日，他做了一件他自己认为在灾区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在下榻的酒店逐个敲开房门，告诉每一个志愿者：“灾区已经不再需要我们，我们的存在只能浪费灾区的资源，成为负担。”
到底灾区还需不需要志愿者？如果需要，又是什么样的人?
“当然不能说不需要，目前我们还缺少心理援助人员，希望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志愿者来对灾民进行心里救助。”四川省红十字会救援培训中心于建玮主任说。
组织化前路漫长 有评论认为，因为志愿者存在问题就简单粗暴地赶走他们，是对人的情感和关注社会的热情的伤害。当公民志愿意识已被完全激发出来，如何把它对接到原有的救援体系中，成为考验政府管理水平的难题。
志愿服务和志愿者行为，从本质而言是一种非政府行为。在中国公民社会尚有待成熟的条件下，政府开放社会组织，让它们承担对志愿者的培训和引导。让志愿者通过社会组织参与到抗灾行动中，是汶川地震的启示之一。
以往，对青年志愿者的发动都是靠团委，但这个机构并不能对他们进行有目的、专业性的培训，也不可能进行日常化管理。一旦遭遇突发灾害性事件，这些志愿者往往起不到实质性作用。而对于红十字会——这种人员编制少、灾害到来时需要大量志愿者的团体来说，平时更应该加大志愿者的培训力度。
在灾区，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越是第一时间能主动和各级政府、指挥中心或者红十字会联系的志愿者，越容易发挥自己的作用。
地震当晚，由于都江堰救援现场有大量伤员，成都市交委通过当地电台，向社会呼吁到都江堰抢救伤员。
消息发布不到10分钟，上千辆出租车赶往都江堰免费接伤员。13日凌晨的都江堰城区，大雨如注，一片黢黑。但在都江堰入口的公路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成都出租车。闪着应急灯的汽车汇流成河，映红了都江堰因停电而漆黑一片的街区。(文中晓阳为化名）
(责任编辑：高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