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遥远的羌族村寨

　　我的遥远的羌族村寨

　　羌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分布在川西阿坝州的松潘、茂县、汶川、理县及北川等县；因此几乎所有羌族聚居的村寨、城镇都在灾区之内。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在中国民族关系中意义却很大。

　　撰稿·王明珂

　　1994至2003年之间，我几乎每年都要在川西的阿坝州及北川住上一两个月，在此进行结合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羌族田野调查。汶川大地震的灾区，汶川、北川、茂县、松潘等地，都是我过去曾多次造访的地方；那儿有我许多的朋友与回忆。因此，这两天我四处联系打探灾情，忧心如焚。于此之时，我只能提供一些自己所知的讯息，让人们多知道一些当地的情况，希望借此能有助于救灾和重建。

　　阿坝州的岷江上游是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山区。由成都平原向西上到高原上3600米左右的红原草地，中间要经过一些高低的“阶梯”地段。本地河谷虽然海拔不高，但附近的高山却大多陡拔险峻，如同高低两个平原间土地突然起了“皱褶”；登上高原后，山势起伏反而变得和缓。当地山高谷深，河谷平原狭小，自古以来是被称为“羌人”的族群所住的地方。沿岷江有几个山间城镇，由北到南便是，松潘、茂县、汶川、映秀，这些都是过去中原帝国防范“羌人”或“西番”的军事重镇。此回震中所在的映秀，古称“娘子关”，汶川城区的上方还有古长城及烽燧遗迹，都显示当地过去的军事边疆性质。在松潘与茂县之间，原来有一古城迭溪，也是由军营发展而来，现在却无此城；这是因为1933年曾发生一场7.5级的大地震，震下的山石在此堵住岷江，将迭溪整个没入堰塞湖(今迭溪海子)中。

　　岷江有许多的支流，如杂谷脑河、黑水河、永和沟、水磨沟、松坪沟、热务河等等。这些较大的溪流又有些小支流，夹在险峻的高山之间；一般称为“沟”。羌族的村落——当地汉话称作“寨子”——便分布在一个个的沟中。进入一条沟，经常先要走过一条跨越溪流的吊桥。然后便沿着小溪前行，溪两岸或是高耸光秃的山壁，或是茂密的山林。一条沟有时可深达数十公里；由最外边的“沟口”到最里面的“内沟”，经常要走上四五个小时。沟中的传统羌族村寨，多不在溪河边的冲积台地上，而是在半山或高山顶上。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去(1950年以前)这儿资源竞争激烈，抢夺暴力严重，人们不敢住在难防御的低处；另一方面是怕低地易受溪河涨水之害。

　　由溪谷上到羌族村寨，近者约需半小时，有些高处村寨要攀上两小时或更久。半山或高山上的村寨，房屋几乎都是紧紧地聚在一起，村中有时还有残存的“碉楼”，一种防御用的石塔。村寨附近较缓和的山坡地，海拔约2000-3000米左右，便是羌族种粮食的地方。村寨上方的森林及山顶草原，则是他们挖药、放牧牦牛的地方。山间可耕地匮乏，由松潘到汶川、理县这样的村寨小而分散，总数至少百余；最小的只有3-5户，最大的不过200余户。过去(1950年以前)，各村寨、各沟人群间很少往来，所以经常近在数里内的村寨间语言都有些隔阂。虽然解放后治安较好，有些高山村寨已移至河谷(称河坝村)，但由于河谷的耕地还是有限，加上本地的山神及地盘神等信仰，因此大多数村寨仍坐落在其传统领域所在的半山及高山上。近十年来，许多高山村寨已把路修到山上；这些人工开凿的土路平时路况便很差，可能经不起地震摧残。这些都显示，在此救灾十分不易，容易有被遗落的山间灾户；需耗费很大的人力入山搜救，并需有熟知本地村寨分布的当地人，以及受过山地训练的军警。

　　羌族的房屋，茂县南路至汶川、理县，大多为石砌、木柱的三层房屋。砌石为墙的技术，是川西羌、藏族的传统手艺，用来盖房子、建碉楼及挡土墙。有些高达30米的碉楼，能经历1933年的强震而保存下来，可见此种传统的砌石建筑颇耐震，石头缝隙可分散震动。希望羌族村寨里的房子能逃过这次的强震。茂县北路及松潘各沟的房屋木构较多，应更能耐震。对半山及高山村寨威胁更大的可能是泥石流。村寨聚落的上方通常有一片森林，这是本地信仰中的神树林。在他们看来，神树林中不准砍伐，甚至不准捡柴。当前羌族都认为，这是他们老祖宗的智能，为了保护村寨上方的水土所创造的信仰。由此信仰亦可见，村寨经常受到泥石流的威胁。此回在强震之后又遭豪雨，各沟高半山村寨的安全堪忧。

　　以个别地区来说，茂县分散在各深沟中的村寨最多，灾情最不易得知，村寨位置高，救灾也最困难。离震中较近的茂县黑虎沟、三龙沟、赤不苏，汶川的龙溪沟，理县的蒲溪沟等，原来大多是当地最穷困的地方，村寨多在相当高的地方，救灾不易。岷江右岸的永和沟、水磨坪、雁门等地村寨离河谷较近；相对于左岸的高山村寨来说，本地村寨人口较多。村寨居民有储存粮食、木材、猪膘的习惯，受困短时间内不致断粮。但山区医疗几乎全无，地震及土石流带来的灾害应很严重，伤者与遇难者急需外界医疗援助。大陆近年来的手机基地台几乎无所不在；这些偏远地区也不例外。尽快让手机讯号畅通，或空投无线通讯设备进入山区，让山间村寨的灾情得以传出，是目前最迫切的事。山区地形险恶、复杂，村寨分散，最好以各沟的“乡上”(通常在河坝)为救援中心，由此军警救援部队与本地民众结合，来抢救各沟之山间村寨居民。目前救灾循岷江由南往北进入羌区，自然是为了抢救人口众多、受创严重的城镇居民。但沿着河谷的路易塌方，在灾后极不易开通，开通后也不易稳定。因此在茂县、汶川县城附近或南星、雁门等有开阔废农地的地方开辟直升机停机坪，建立起人员物资的运驳站，是非常急迫的事。

　　几个山中县城、小镇、街市，如汶川、茂县、北川等县城，以及映秀、绵箎、南星、土门等集镇，都是人口较稠密的地区。钢筋水泥的三至六层的建筑在此最普遍；台湾9·21大地震的经验是，这些房子最不耐震。由于人口较密，又常沿山坡建筑或挖开山壁来建屋，因此在地震中人员伤亡最为严重。

　　震中所在的映秀、三江口、草坡等地，情况更让人担心。这儿过去是汉、藏、羌三种民族混居的地方。明代来自宝兴的瓦寺土司，在汶川与三江口之间建立了几个村寨，统治当地羌民。后来由于汉化，这儿大多成了汉人之区，只有草坡、耿达等地部分村寨居民为藏族。这一带我未作过调查，状况不熟悉。

　　茂县之西的北川，属湔江流域，与岷江流域的羌族地区以大山(土地岭梁子)相隔。此地属绵阳地区，当地山间居民在历史记载上也是“羌人”；吐蕃王国曾扩张至本地北方边缘，因此过去也有人自称藏族。无论如何，在清代民国时本地民众深度汉化。1980年代以来，当地人才逐步恢复其羌族认同；目前当地羌族人口占总人口的40%有余，因此前些年北川成立为羌族自治县。对此居功至伟的北川民宗局长王泽元是我的老友，在北川成为羌族自治县前因车祸下半身瘫痪，目前我仍不知他的讯息。当地山势较缓，可开发的山地较多，明清以来有大量汉人到本地开荒。因此，究竟谁是羌人、谁是汉人，在此是相当模糊的。当地村落农舍多为传统汉式，或已改建为水泥房子，因此已非“寨子” 而为村落；村落房屋也非聚在一起，而是有些分散。湔江在北川有四条主要支流，皆由北南流汇入湔江，它们是，青片河、白草河、白泥河、都贯河。这四条支流，愈往上游去，山地愈狭陡，羌族愈多，当地居民的生活也愈困难。近年来北川几度闹水灾，这几条河的上游都是泥石流易发的地区。由于接近汉区，开发早，当地山间村落人口远较汶川、茂县等地稠密，山坡被耕地破坏较深，汉式的农舍可能较不耐震；这些因素都使得北川山间村落受灾严重，亟待迅速援救。县城曲山镇原来是很狭闭的小镇，后来是在与山争地下才扩建成当今规模；此是否与受灾严重有关，则有待专家考察。

　　羌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只有30余万，分布在川西阿坝州的松潘、茂县、汶川、理县及北川等县；因此几乎所有羌族聚居的村寨、城镇都在灾区之内。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在中国民族关系中意义却很大。他们是汉人历史记忆中“氐羌系民族”的古老核心与今日孑遗。“氐羌系民族”的活动地区，据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由今日青海东部沿青藏高原的东缘，直到云南西北部。由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国的东向扩张，该地区也曾进入吐蕃之势力范围。因此这一地区在古藏文书记载中又是“康”或“朵、康”，是古吐蕃原人六族中的边缘族群所居的地方。也就是说，青藏高原东缘高山纵谷地区(今常称藏彝走廊)的人群，在汉、藏眼中都是“我族”的一部分；羌族与邻近过去被称作西番的藏族，是汉、藏的共同“兄弟”。这些山间的河谷，在历史上又常是许多逃难的川西汉人与藏南河谷藏人的庇护所，因而在此地带上各个族群之血缘、文化都混合着汉、藏与本地因素。我关于此的一本书《羌在汉藏之间》，其主旨便在说明汉藏之间有一共同的、模糊的边缘。(作者为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