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四川地震灾区羌族民族文化抢救与保护座谈会在国家民委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七个羌族文化专家参与了会议，为今后如何参与拯救羌族文化献计献策。
桃坪镇和萝卜寨的传奇
“北川县城全毁，北川就是个空城。
所幸的是，在理县和汶川，被损毁的羌族建筑物很少，千年古碉楼也只是倒塌了一点点。但新建的碉楼却不复存在。千年古碉楼经历了1933年的松潘大地震，保存完好。老百姓都说，只是龙头摇了摇。整个桃坪镇，无一人伤亡。地下水管完好。百姓纷纷开展自救。
然而，同样住在羌族人民的萝卜寨，却是另外一番情况。前几年投资1千万的进村公路全毁。房屋基本倒塌。一共44人遇难，其中包括8个孩子，全部都在5岁以下。但是，5岁以上在学校念书的孩子们，却因为小学完好无损，成了他们的庇难所，而幸免于难。
北川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羌族自治县。在历史上，善战骁勇的羌族人民喜好居住在半高山地带，所以也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但在这次汶川地震中，却因为地形的缘故遭遇援救困难。
羌族如何进行文化重建
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
“汉代以来的穹庐碉楼，技艺如此精湛，如何得以传承？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所以古代建筑的碉楼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它的抗震性。为什么建于两千年的碉楼却倒塌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李绍民说。
“从《后汉书》里就开始记载的穹庐，包括桥梁和水利的建设，羌族的饮食文化，还有服饰刺绣古迹都是值得保护的。”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宏开说。
从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上来看，历史遗留古迹比如大禹的北川古迹，秦汉以来的古羌部落遗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恢复，都是目前面临的一大难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更是困难重重。“作为历史传承人的往往是中老年人。收集羌族文化的老人在地震中也有失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禹羌族文化研究所谢兴鹏教授，几个月前还在媒体上公开质疑纪连海《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只因婚外情》的论断，也在地震中失踪。”李绍民说。
羌族是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所以对于民族的记录，只能通过对老人的口头语言进行录音录象，以记录历史传说。据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侯斌介绍，这个工作在地震前就开始进行，但做的不够完善，现在彻底需要重做。汶川有十几个老释比（注：“释比”是羌语的音译，意为羌族中的神职人员，从事祭祀等活动），每个人都是活的历史书，在这场地震中也有死亡和失踪。
羌族文化馆民俗馆，社科院的羌文化研究所都已经在地震中摧毁。现在除了大禹纪念馆尚可抢救，其它馆藏的珍贵文献资料全被地震淹没在废墟里。“很多孤品，再难寻觅踪迹。大禹纪念馆目前也面临被洪水淹没的危险。目前依然余震不断。我觉得有可能的话，应该及时进行挖掘与抢救。”侯斌说。
“九十年代，羌族出过拉丁字母语系的非正式课本，并使用羌语广播进行传播，但因为经费等其它问题，使用不理想，后来夭折了……这场地震，也同时引起了民族研究者对于使用人口很少的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保护的关注。”孙宏开说。
“羌族文化对自然崇拜、认知体系包括方位的概念都与汉族明显不同。在羌族里没有东南西北之分。其它还有舞蹈、音乐、羌笛、山歌，婚丧嫁娶等其它风俗习惯，羌族的体育，过去羌和现代羌的关系等等，都是值得研究和记录的话题。”孙宏开说。
建立生态保护区的必要性
在四川震中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这几乎是每个羌族文化保护专家的心愿。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有两个文化生态保护区，一个是黄山周边的徽文化保护区，另一个就闽南文化保护区。
“生态保护区的建立要借鉴云南和贵州的成功经验，要在普查羌族文化受损情况并建议数据库之后。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命名式保护。”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侯斌指出。
文化重建过程中反映的其它问题
一周以前，北川新县城选址重建的问题被提上日程。安县安昌镇和北川擂鼓镇都是备选。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专家们（尤其本身是羌族人）更赞成在北川擂鼓镇进行灾后重建。“环境是一个民族很重要的要素。原址原样重建，不能因环境恶劣而移民。”侯斌说。这种观点与某些评论人质疑“不应在地震多发带原址重建”有冲突。
“汶川的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灾后进行学生迁徙，一千五百名学生由西南民族大学安置，另外两千五百名由成都体育大学安置。如果不能原址重建，汶川就没有高等学校了。” 蒋彬说。
与“灾后移民”这一名词同时出现的是“孤儿领养”热潮。对此，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教授张海洋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应该封杀“移民和异地重建”一说。他认为“人跟地的关系是没生出来的母子关系，移民就是剖腹产”。他说，不应该有收养孤儿这个名词出现。“当地人养当地人的孩子是天经地义的。”对于灾后心理咨询问题，他也有自己的看法：“灾后心理有毛病才心理咨询。当地人有人要埋有神要拜，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是化悲痛为力量，是恢复灾区人民的主体地位，不应让心理咨询师反复与其对话进行折腾。”
灾后羌族文化重建，依然还是困难重重。（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