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舞台上最后的成思危(组图)

2005年1月8号，成思危敲响了首届青年华商峰会的开幕锣

2005年5月17日，北京，成思危(左一)在财富论坛专题讨论发言。

2007年8月22日，前来参加第二届青年联欢节·海峡两岸行的台北世新大学啦啦队成员，来到泉州华侨大学参加“同根同源，多元交融”华侨大学行活动。

　　政治家，还是一介书生？

　　他有参政党领袖成熟的一面，比如说“识大体，顾大局，有作为”，但也有学者执拗的一面。有人质疑他没处理好国家领导人和学者的身份关系。但他依然故我。有一回，一个权势部门在他发言后不久，即公开宣称，成思危的言论仅仅代表他个人。

他似乎也不忌讳。

　　在远离政治舞台前的最后日子里，我请他评价自己的一生，究竟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介书生？

　　他停顿片刻，说，是一个学者型政治家。

　　他的言行举止，让我们这些媒体人经常忽略他的官方身份，不自觉地将他看作一个学者。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不是一介可以妄议国政的书生，而是一个参政党的领袖，一个有着明确具体分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政、做政治家，是他人生中不可分离、不容置疑、不可儿戏的事实。

　　1995年，成思危60岁，依照中国的退休制度，当时担任化工部副部长的他，很快就可以退休了。他已经开始谋划退休之后的生活，他可以一边做学问，一边周游世界，看望远在异国他乡的姐姐妹妹。

　　他的四个姐妹都在各自领域中卓有成就。大姐成之凡精通音乐，定居法国，曾三度竞选法国总统；二姐成幼殊，那个当年接他自香港回广州的姐姐，不仅是解放前的中共地下党员，还是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人，出使联合国、印度的新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大妹成嘉玲，在夏威夷大学获经济学博士，曾任台湾东吴大学商学院院长，后接过父亲的家业，出任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现为世新大学董事长；小妹成露茜，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学博士，台湾《立报》发行人兼社长。

　　成长于这样一个华人世界中的名门望族，成思危无需担心退休后的自己，会不会像有些不再掌权的退休官僚，在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景象中慨叹人走茶凉怒骂人心不古品味孤寂落寞。

　　1994年底的一天，准备愉快告退的成思危，受到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孙起孟的宴请。孙动员无党无派的成思危加入民建。

　　当时，孙起孟说了一段让成思危怦然心动的话：你在全国政协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最高层根本听不到，你想，一年中，有多少政协委员在发言，领导不可能都看到都听到。但是，你如果作为一个党派发言，那就有机会把你的意见传达到最高层，你不是想报效祖国吗？这是最好的方式。

　　多年后，成思危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说，“这段话打动了我，作为知识分子，最大的希望是我的意见能够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

　　渴望有所贡献的成思危，很快成为民建会员。

　　1995年底，他在一天之内连续当选为民建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

　　又一年，他在民建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

　　1998年3月，成思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位居国家领导人之列。

　　他对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吴小莉说：“我觉得我能扮演的角色，就是能够用我的知识，用我的思想，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来促进国家的发展。”他援引了孟德斯鸠说过的那句话：“如果我的思想能够影响到很多人的话，我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

　　坐在他的对面，我看得出，信奉治学乃从政之本的成思危，对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成就是满意的，对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成就也是满意的。

　　治学从政，摸着良心过河

　　从政路上，成思危是个感情细腻得可以为属下刚生的宝宝取名字的爷爷，但在是非问题上，他又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政治家。

　　2008年度全国“两会”召开前几天，民建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纪念“风险投资”一号提案10周年。1998年，九届政协一次会议上，成思危领导民建中央提交了建议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个提案，被大会列为一号提案。如今，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已拥有360家风险投资机构、管理资金超过1206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获得风投资本的国家。

　　我谈到媒体送给他的“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冠冕，他说过誉了，他不赞成这个称呼，他只愿意说，他是中国风险投资的积极推动者。

　　成思危说，治学和从政都是为了报国。作为学者，治学是参政的基础。发表意见也好，推进人大立法、监督工作也好，他都要以治学为基础。“我的工作涉及经济立法比较多，没有学术研究，是做不好的。”他说。

　　比如说公司法修订的时候，他就坚持要把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这一条，从“任意性规则”变成了“强行性规则”。

　　从政路上，成思危是个感情细腻得可以为属下刚生的宝宝取名字的爷爷，但在是非问题上，他又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政治家。2003年春天的一天，成思危做客人民网，一个网名“摸着良心过河”的网友问他：像你这样的大官打个电话就可以把亲戚朋友变成百万富翁的经济，属不属于虚拟经济？虽然这个问题并不属于虚拟经济问题，以虚拟经济研究见长的成思危诚恳地回答：第一，他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可以打个电话就把亲戚朋友变成百万富翁；第二，他也没有这样大的胆，来做这种受百姓们“千夫所指”的事情；第三，他个人的良心也不允许自己做这样的事情。

　　他很坦诚地说，他当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后，遇到不少亲戚朋友托他打电话、写条子，截至当时，他说，他没有打过一个电话，写过一个条子。

　　将“摸着良心过河”的提问视为提醒的他，还举了他在湖南省人大代表团表态的例子。他说，他在代表团会上说过，他确实有点怕回故乡湖南，因为不少故乡人要求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他说，他希望家乡的父老们支持他做一个清官，做一个好官。

　　领导民建中央的11年中，他做出了许多决策。他说：“尽管这些决策还有一些不够完善之处，甚至可能影响到个别地方组织和某些同志的利益。但我敢向大家保证，这些决策都是出自公心，都是为了民建事业的大局而作出的。”

　　他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谅解。

　　眺望未来，他说，如果那些陈年决策确有不当之处，欢迎民建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予以纠正。

　　回望自己以参政党领袖身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11年，他说不虚此生。去年12月20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民建中央九大的闭幕式，在七大就提出任期制的成思危，在新老交接的历史关头，做了一个演讲。回忆当时的情景，他对我说，从政的11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11年，这11年里，他没有偷懒，他践行了报效国家的诺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有了这11年就不虚此生了，没什么遗憾了。

　　四多四少 随遇而安

　　他喜欢打太极拳，不过，言语中没有太极拳的影子，他也没有庙堂上“大人”们常见的威仪，在大词串联的国家叙事中，夹杂了“年轻，孩子，冲动”这样的民间语文，没有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也没有“臣光曰”的正襟危坐，有的是一个学者的严谨表述，一个古稀书生的人生感悟。

　　“再过两天，你就要卸下繁重的政务，离开参政议政的政治舞台，此时此刻，你愉快么？”我问他。

　　他笑着回答说，官员是暂时的，学者是永恒的，从学界出来再回到学界，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伤害。他现在退出来回到学术，对他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某种程度是很高兴的事情。

　　我注意到，他说话时的表情，淡定，从容，就像说别人的事。

　　“我是否可以用如释重负这个词，来描绘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我追问他。

　　他回答道：“我有一种从做我必须要做的事，转向做我喜欢做的事的喜悦。从这一点说，可以说是如释重负。因为退下来把我从责任中解脱出来了。虽然说对社会，我还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是不同于职务给我的压力。”

　　他相信并尊重自然规律。2007年12月20日上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在民建九大闭幕式上，他开口就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长江前浪推后浪，一辈新人换旧人。这是不可违抗的历史规律。

　　闭幕式上，他向与会者表示，退下来之后，他还有四个层面的事情要做，首当其冲的是学术研究，他将继续从事复杂科学、虚拟经济和风险投资三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为国家和社会献计献策。

　　其余三个层面的事情是：作为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理事长，他将努力整合民建会内外的资源，将实事办好，好事办实；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剩下的两年任期内，尽力推进职业教育事业；利用他在境外的关系，为祖国的完全统一等事务，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人生七十古来稀”，说完这两句，他跟昔日同事们说，他已经活过了我国男性的平均年龄，多活一天就多赚了一天学习和工作的时间。他说，今后，他一定会注意保养身体，争取多赚得几千天，使他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丰富多彩。

　　百余日过后，成思危跟我谈到告别政治舞台后的计划，再次表示，他将返回学术界，他说：“我还有两个学术基地。一个是中国科学院，我是它的虚拟经济和数据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还是它的管理学院院长。另一个是我的华东理工大学，我是它的名誉校长。它成立了一个系统工程研究中心，我也会到那边去指导工作。”

　　他边笑边说，他笑得清爽明朗，说得干净利索。他喜欢打太极拳，不过，言语中没有太极拳的影子。

　　像大多数学者一样，他总是显得简单而随便，没有庙堂上“大人”们常见的威仪。采访的时候，他依然还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在职领导人，但是，没有秘书在场，没有下级官员陪同，他就像一个教授在等几个讨教的同仁。我希望专访他的电子邮件发给他后，讲话从不用秘书起草稿子的他，当即回复说可以，并定下时间地点。我过去的经验中，采访党政要人，按照常规模式，起码也需要一份盖好单位公章的采访函件。他什么也没要。

　　学者们往往讲究片面的深刻。他似乎也是。他在回复我的电子邮件中说，我的采访提纲问得太宽泛了，他什么都可以回答，但他希望问题能够集中些。这样的回复，让我想起导师给研究生指导论文。

　　采访结束后，我们的摄影师给他拍照。拍照总是需要背景的。他站在国旗边拍了一张，站在两幅字前拍了两张，一幅字是：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另一幅字是“四多四少”：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

　　整理采访笔记时，我发现，我们的采访并未依据最初的提纲照本宣科，“超纲”的问题他也回答了。以他的胸怀，这一点我并不觉得惊讶。我惊讶的是，他在大词串联的国家叙事中，夹杂了“年轻，孩子，冲动”这样的民间语文，没有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也没有“臣光曰”的正襟危坐，有的是一个学者的严谨表述，一个古稀书生的人生感悟。

　　成舍我

　　刚直不屈老报人

　　跻身于《福布斯》首份台湾富豪榜之列，培育出中国大陆国家领导人和三次竞选法国总统这样的杰出子女，成思危的父亲成舍我，更大的身份是中国新闻史上敢于叫板权贵的“独立记者”。

　　文｜章敬平 图｜舍我纪念馆提供

　　叫板汪精卫：“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你能当一辈子行政院长么？”

　　成舍我，一个中国新闻史上无法回避的人物，一个说到成思危时不可不说的父亲。

　　1998年，为纪念父亲诞辰百年，成思危在这一年的清明节，撰写了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虽说一些人对成舍我的偏见已不复存在，强加于父亲的一些不实之词亦烟消云散，成思危依旧感觉到，如何对父亲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作出“恰如其分的描述，仍然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于是，考虑再三的成思危，采用写实兼写意的笔法，归纳了父亲的四种精神：自强不息、刚直不屈、爱国不渝、情深不移。

　　1898年，成舍我出生于南京下关。仅在“旅皖第四公学”读过一年半书。1913年时年15岁的成舍我，被安徽的一家报社正式聘为外勤记者；

　　1918年，经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的特批，无学历无资格参加入学考试的成舍我，辗转成为北京大学学生，困难的时候，中共元老李大钊给他谋划了一份干报纸编辑的活，让他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

　　1921年，靠着节衣缩食的200块大洋，成舍我办起了自己的第一份报纸——《世界晚报》。他给晚报立了四项宗旨：言论公正；不畏强暴；不受津贴；消息灵确。

　　1925年，成舍我创办了《世界日报》。次年，“不畏强暴”的《世界日报》披露军阀张宗昌枪杀进步报人林白水，惹来杀身之祸。他的夫人在英国路透社宣称“成氏已被处决”的当天夜晚，去国务总理孙宝琦家门口跪泣哀求。孙履新之初，政敌曹锟以及舆论界大举倒孙，唯有《世界晚报》力挺孙宝琦。感念旧情的孙出面斡旋，从鬼门关救回成舍我。

　　1927年，成舍我在南京创办了《民生报》。凤凰卫视知名评论员曹景行的父亲、已故著名记者和作家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中说，成舍我是“写通讯的能手”，“脱离了政论家的旧窠臼”，知道应该“着笔事实报道”。

　　与成舍我、马星野并称台湾“新闻界三老兵”的曾虚白，在他主编的《中国新闻史》中评价《民生报》：“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首创的小型报------是当时小型报的翘楚。民生报批评时事非常精辟，偶因揭发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渎职劣绩------触怒了当时行政院长汪精卫，严令封闭民生报。”

　　新闻史中记载的这件事，成思危小时候听他的母亲萧宗让说起过，因为彭学沛是萧宗让的姑父，成思危的姑爷爷。亲友考虑到亲戚关系，劝成舍我放弃揭露彭学沛，但成舍我没有答应。见亲信被曝光，汪精卫大怒，借故关押成舍我40日，反复较量中，成舍我给汪精卫，也给中国新闻史留下了一句名言：“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你能当一辈子行政院长么？”

　　1937年，日军攻占北平前，成舍我以身家为代价，拒绝进入“维持会”，誓死不当汉奸。北平被占领之后，成舍我抛弃一切财产，费尽周折，去香港办报。1941年，香港沦陷，成舍我携妻将雏，在日军轰炸的中国大地上办报办学。1948年底，囊中可谓羞涩的成舍我带着成思危，返回香港。

　　在香港，成舍我与一拨号称“第三势力”的知识分子往来相处，他们既反对中共，又不欣赏国民党，故而暂时流亡在港澳一带没有随国民党政府入台。

　　北平和平解放时，中共将父亲的《世界日报》当作国民党系统的报纸没收了。成思危说，他父亲对报纸被没收一事耿耿于怀，这是促使他日后由香港辗转前往台湾的主要原因之一。

　　坐旧车的福布斯富豪，却购买最昂贵先进的印刷机器

　　1951年秋天，在香港读了两年中学的成思危，表面上静悄悄内心却轰轰烈烈地离开了香港，走向一个相对于香港而言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与香港不同，还与父亲的世界背道而驰。

　　次年春天，成舍我移居台湾。退守台湾的蒋政权为巩固威权体制，推行报禁政策，成舍我创办报业帝国的梦想，就此中断，虽说日后台湾报禁的废除，让他在九十高龄的时候赢得创办《台湾立报》的机会，但是，就其一生而言，他辉煌的报业生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退而求其次，成舍我考虑变办报为办学。到台湾后执教于政治大学等高校的成舍我，于1956年创办了“私立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后改制为“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为今日世新大学的前身。事实上，成舍我在大陆曾有过办学经历，只是动荡的时局，让他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和“桂林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很快便昙花一现。

　　客居台湾的成舍我依然不改刚毅、果敢、不屈的“报脾气”。除了言论自由等政治事件上的进攻性，生活中也我行我素。成思危曾以父亲晚年的婚姻例证成舍我精神中的刚直不屈。1969年，成舍我与韩镜良女士结婚。韩的前夫是因“匪谍罪”被台湾当局处决的。成舍我的不避嫌疑，令一些人颇感惊奇和不解。

　　个性脾气中的刚直不屈，并不妨碍成舍我在办学生涯中秉承“兼容并包”的精神。研究成舍我的一位台湾学者说，尽管他晚年的政治倾向趋于保守，对民主表现出既迎又拒的态度，然而，在他三十余年的宝岛办校生涯中，始终未有放弃“兼容并包”的办学精神，对台湾的民主运动有着间接的贡献。台湾名记者陆铿在纪念成舍我的文章中说，他“能团结使用各种不同立场、观点的人”，“谈到政治立场，则是左、中、右、独，无所不有，反映了成舍老的博大胸襟”。

　　成舍我一生节俭，谢世前跻身于《福布斯》首份台湾富豪榜的他，每天乘坐的只是一台台湾产的旧车。但他为一生中最后一份报纸购买的印刷设备，却是最昂贵最先进的。

　　终身反对台湾独立，不去美国当寓公

　　成舍我虽然胸襟博大兼容并包，但他终身反对台湾独立。到台湾时已经55岁的成舍我，有着割舍不掉的故国情怀，在他创办的世新大学校园内，有一副他写的对联，镌刻在“长青亭”柱上：国难方殷，壮志不随双鬓白；中兴在望，孤忠永共万山青。对联中虽有今天的我们难以理解的“中兴复国”，但他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清晰可辨。

　　1970年代，成舍我的学校在台湾不仅赫赫有名，而且资产殷实。有人劝他将财产转移到美国，并申请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成舍我当即拒绝，他说，他的事业在台湾，他绝对不去美国当寓公。上个世纪末，成思危在纪念父亲百年诞辰的文章中，举了这个例子，盛赞父亲爱国不渝。

　　1979年，任职于化工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的成思危，因公赴美，年逾八十的成舍我旋即离开台湾，与分别了28年的儿子在美国相聚。此时，成思危的母亲萧宗让已经辞世，他听妹妹说，母亲弥留之际还在病榻上念着他的名字。

　　成舍我向惟一的儿子流露出“家业交接”的愿望，但他表示选择权在成思危。成思危说，父亲对子女实行“三不”政策：不干涉政治倾向：不干涉职业选择；不干涉婚姻家庭。

　　1988年，成思危携妻女与父亲会面于香港。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是个乐观派的成舍我，特意要儿孙们陪他到落马洲隔岸远眺深圳，他说，待到条件时，一定要争取回大陆一行。

　　遗憾的是，成舍我并未等来这一天。1991年4月1日，成舍我病逝台北。留给成思危的最后印象，是他此前一年去台湾探父病，父亲用一只瘦弱的手抱住他，另一只手则不断抚摸着他的头。

　　成思危说，父亲为人心思缜密，感情深藏不露，即便在子女面前也很少袒露内心世界，他深信，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全面地了解父亲，对他的看法也很难完全一致，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罢了。

　　隔着历史的长河评论逝者成舍我，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表述，但是，无论我们从哪个视角出发，我们都会承认，10岁那年客串写过新闻稿的成舍我，起码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典型的独立记者。成舍我在评价《沧波文存》时，曾借题发挥地说，典型的独立记者应该是这样的：“在参加某一个刊物工作时，无论报纸，杂志，应注意能否符合你的抱负？这一刊物的主管，是否要明辨是非，扶持正义，为天下国家闭邪说，阻乱源。尽管记者是一项职业，辛劳有限度，报酬有标准，但如果上述两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则所谓辛劳与报酬，即将自然使你不再作任何计较。否则即日酬万金，亦可掉头不顾。”

　　与成舍我政治立场不同、对其晚年评价不高的台湾学者李筱峰相信，成舍我对“典型独立记者”的描述，应该不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文词而已，综观其一生，他确实以此为标准身体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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