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我初次观看曹禺的话剧《雷雨》，真的被它深深地吸引和震撼了！《雷雨》给我的感觉是尖锐地揭露、批评了腐朽和罪恶，呼唤人们醒来，去改变那种生活，实际上，是在呼唤人们起来斗争和革命。
后来，又读了一些曹禺的作品，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想到将来有一天能见到曹禺先生该多么幸运啊！
1956年，我在中国作协工作时，书记处成员中就有曹禺，同他零距离地接触，感到他平易近人，与我这个工作人员毫无架子地说话，令人激动。
后来，在外事活动中，我经常见到这位话剧大师，说话有时口无遮拦，谈笑风生，特别是同老舍先生在餐桌上的对话。记得，老舍先生风趣地说：“家宝，你还记得那一年咱们约定好，去参观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展览，你都迟到了的事儿吗……”
1978年冬，在中宣部直接领导下，成立恢复中国文联及各协会筹备组。工作期间，正忙于把那些被“四人帮”打散了的队伍——挨了10年整的文艺家们一个一个地呼唤出来，重振旗鼓之际，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华裔作家刘敦仁先生找上门来，诚恳地要求拜访曹禺先生，并表示非常钦佩曹禺先生的《雷雨》、《日出》等名著。
征得曹禺先生同意后，在刚发表了小说《班主任》的文坛新秀刘心武和笔者的陪同下，刘敦仁先生访问了曹禺先生。
十年浩劫刚过，人们刚从噩梦中醒来，饱受摧残的文艺界开始恢复生气，体弱多病、失去夫人的68岁的曹禺先生，已是鬓发飞霜，抚着内乱留在心灵的伤痕，只有女儿万方在身旁。住在北京城东三里屯一套简陋的居室里的曹禺先生，很是凄凉和孤单，但心地宽阔的曹禺让人看不出一丝的悲伤，乐观和开朗依旧。在小小的会客室里，除了墙上挂着的老革命家、原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一幅墨宝外，既无书橱更无花香，有的只是普普通通的几件木桌椅，伴以清茶待客。
刘敦仁见到曹禺先生非常激动，兴奋地说：“您是我最敬仰的中国话剧泰斗，话剧最重要的奠基人。您把欧洲近代剧的写作技巧运用于中国话剧创作，深刻地表现了中国社会现实……”
曹禺说，你对我过奖了。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和所有的文化人一直在斗争，在奋斗。即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文化人也没有停止过呐喊和奋争。我们终于迎来了今天……文学艺术的天地比过去宽阔了，作家艺术家的眼界也比过去宽阔了……
刘敦仁简单介绍了西方当时的戏剧、小说的情况后，曹禺说，我们历来重视同外国的文化交流，我们想了解外国，他们也想知道中国，交流是一个文化的契合点，希望互相增加文化交流。
短暂的会见后，刘敦仁说：“我十分感谢曹禺先生会见我，他是伟大的剧作家，我十分敬佩先生的文化素养。他那么多的不朽名作，都是在年轻时写成的，真了不起！”
会见结束后，大家就在曹禺先生小小的客厅里合影留念。
题图：1978年冬，曹禺（前右）在家中与加拿大华裔作家刘敦仁（前左）合影。后排左起：刘心武、万方、林绍纲。
林绍纲的系列文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至此刊发完毕。从下期开始，本专栏将连续刊发王爱英的系列文章“史话杂说”。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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