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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启禄的工作照。四个围在尸体旁的工作人员中，右一蹲在地上的是张启禄，他正在提取一名死亡女子的DNA样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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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启禄 |
5月17日赴绵竹开展遇难者遗体处理工作负责提取DNA法医讲述——
“我能让遇难者走得更安详”
“5·12”大地震后，很多死难者长时间被掩埋地下，已经无法通过外观来辨认。建立DNA数据库，将是日后亲属找到他们的唯一渠道。
5月20日，民政部、公安部、卫生部派出专家组，赶赴灾区指导遗体处理工作。而在此之前，灾区的遗体处理工作已由四川省统一进行了部署，决定抽调省内大批法医精英力量，奔赴灾区展开遗体处理工作。
6月7日，灾区首批直系亲属DNA比对登记工作在都江堰启动，据悉，目前都江堰共有400多具无名尸体等待辨认。与此同时，灾区各地的DNA比对工作也即将逐步进行。
张启禄，绵阳市游仙区检察院技术科副科长，一个有着近20年法医经验的检察官，他于5月17日便到达绵竹，开始了遇难者遗体的处理工作。昨日，他讲述了在灾区采集死难者DNA的日子。
主动请缨
检察官火速奔赴一线
“那是我有生之年，见到的最惨的景象”
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决定抽调省内大批法医精英力量，奔赴灾区展开遗体处理工作。今年44岁的张启禄是一个工作起来毫不含糊的人，他主动请缨：“让我去吧，我能让他们走得更安详些！”
5月17日上午9时，他和绵阳市另外两名检察系统选派的法医，赶往绵竹市的重灾区汉旺镇。
一路上，天越来越阴，大家谁也没说话。路上随处可见的垮塌巨石，让他们的心咯噔咯噔的，他们无法想像那个昔日美丽、富裕的小镇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下午2时，一路的奔波后，车子终于停了下来，眼前的一切让法医们惊呆了：大部分房屋都已经倒塌，仅剩的几栋建筑物摇摇欲坠，人们的哭泣声和挖掘机的轰鸣声夹杂在一起，幸存者在奋力地扒寻着废墟下的亲人，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烟雾中。
“那是我有生之年，见到的最惨的景象。”张启禄一边说着，一边闭上了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那一天，他顾不得多想，立即穿上白色的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胶皮手套，套上黑色胶皮靴，投入了工作。
分组工作
提取遇难者肋骨做样本
“后来由于时间紧迫，尸体越来越多，法医们也采取了更有效率的办法：截取遇难者指甲，甚至直接切割手指”
一人记录编号、一人照相、一人持刀解剖、一人辅助，四名法医组成了一个小组。
记录的人首先要寻找遇难者身上容易辨认的特征：假牙，耳环，胎记，并对死难者身上的服装、手机型号、钥匙、钱包等物品进行记录和保存。
照相的法医要对遇难者各个部位和角度进行拍照，使得其亲属首先可以从照片上进行初步辨认。
张启禄负责的是最艰巨也是最危险的环节——解剖取样提取DNA。
对于相对完整的遗体，可以从毛发、牙齿或指甲上提取DNA，但面对那些大多数缺失肢体、高度腐败的遗体，法医们需要做的是就地解剖，提取第七根肋骨上一块5厘米长的软肋，作为DNA样本。编号后，尸体会被统一拉往殡葬厂，进行火化。
“后来由于时间紧迫，尸体越来越多，法医们也采取了更有效率的办法：截取遇难者指甲，甚至直接切割手指。”
张启禄介绍。
“铁汉”热泪
面对惨状“狠心肠”不忍睹
“整理遗容，让他们走得更体面一点儿”
在平武县公安局从事刑侦工作多年的张启禄处理过很多大案。为了破案，他曾经拿出一口大锅，在公安局的房顶上泡煮腐烂的无名尸首，以提取DNA样本；他也曾为寻找失踪人口，挨家挨户敲门提取唾液，以进行DNA的比对。
见惯死人的他，自认为心肠硬得很，“但这次不一样，太惨了！”回忆当时的情况，张启禄眼含热泪。
地震发生时，活泼的孩子大多站着，于是很多人被从上压成了一个圆片，他只能把他们的衣服拉一拉，再照相、取样；而一些老人则多在睡觉，被压成了一长片。
对于那些被压扁的头，他需要往里面塞一些衣服，把头颅支撑得更像样一点，如果肢体残缺，还要进行拼合复位。“整理遗容，让他们走得更体面一点儿。”张启禄说。
遇难者遗体DNA检验的流程图
1.发现无身份特征遗体
2.初步尸检，检查受伤致死原因
3.拍照片：全身，脸部，个体特征。录入殡仪馆档案，以供辨认
4.提取DNA检材（检测后录入数据库）填写无名遗体信息卡
5.到殡仪馆后再次核对信息卡，遗体火化
6.遇难者家属持死者和本人的身份证、户口簿，或当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到殡仪馆领取骨灰
超负工作
5天提取百余个样本
“早一点辨认出来，家属就早一点安心”
“我们每天从天亮开始干活儿，直到天黑得看不清工具为止。因为早一点辨认出来，家属就早一点安心。”从5月17日至5月21日，在汉旺的5天时间里，张启禄带领的小组提取了大约百余具尸体的DNA样本。
每天他们将采集的样本交到绵竹市公安局的警察手里，并将遇难者的遗物交给当地的民政部门。公安部门将组织其他法医，对样本进行监测，建库。
高度腐烂的尸体会产生大量尸毒，威胁着法医和其他救援人员的安全，所以每组法医最多只能连续工作5天，就必须被下一批人员替下。
张启禄他们也不例外，他们的任务从5月17日开始，一直到5月21日结束。21日，当张启禄和他的同事们离开绵竹汉旺镇时，来自云南、贵州、山东等地的法医也都向灾区赶来，他们继续着遗体处理的工作。
直面逝者
防护服下目睹生离死别
“我替死者的儿子为母亲裹上寿衣”
让张启禄记忆最深刻的是5月19日全国哀悼日的那一天。
那天下午，他处理了十多具尸体，暴热的天气，和一阵阵的尸臭，让他感觉有些眩晕。
那天下午3点多，施救部队在一座垮塌的三层楼房的底部，找到一位女性遇难者遗体，遗体上压着大量的水泥块。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好遇难者的遗体，张启禄和解放军战士们小心翼翼地将尸体托出，并把尸体放在被单上，仔细地为她清除灰尘、血迹等污物。
听说找到了遇难者，废墟上寻找亲人的幸存者们一下子挤了上来。一名已经在废墟上苦等了五六天的中年男子从遇难者的衣着上辨认出是自己的妻子，一下子跪在妻子的遗体前，哭泣着说：“娃娃哪，娃娃在哪啊？”
就在这时，另一座倒塌的废墟里又找到了3名遇难者遗体。一名男子认出一名老人正是自己的母亲。一声男人的哭喊，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孝顺的儿子要为死去的母亲穿上寿衣、寿鞋。张启禄马上阻止了他，老人的腹腔已被压开，不加防范的接触可能会导致感染。
张启禄说：“小老弟，我来吧。”然后默默地为遇难者裹上寿衣，穿上寿鞋，艰难地把遗体再次放入存尸袋中。
“扑通”一声，那名男子给张启禄跪了下来，不停地磕头。
随后，那个丈夫为妻子简单地烧了纸钱，而那个儿子则久久地守在老母亲的遗体旁大声恸哭、磕头。
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的张启禄，仍然在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厚厚的防毒面具下，一丝不苟地工作着，直至最后一名遇难者的遗体被装入存尸袋中，他才松了一口气。
本版文/记者王溪王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