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财富
物价、股市、楼市，这些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运行基本面的主要指标在2008年几乎同时陷入了迷惘之中，这让习惯了在高增长的经济环境中打理自己财富的中国人和中国企业产生了严重的不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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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经济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感所笼罩的人们，都和这个国家一起，在努力校正自己的方向感，寻找经济问题的答案。但结果正如那句著名的歌词：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
对这个问题的追寻注定是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的主题。
是谁出的题，这么难？
■本刊记者/张邦松
中国经济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深刻的一次改变，这次充满危险的转型可能也孕育着新的机会
现在该不该买房？现在的股市还能进吗？物价还会再涨吗？进入2008年以后，这样的疑问就不绝于耳。作为经济生活中几件大事，这些问题被一再提及并不足为奇，但是，随着答案的版本越来越多，提问者反而觉得距离真相越来越远了。如果说普通民众只是对现状感到有些困惑和无助的话，那么发生在中国制造业身上的变化则明显带有悲壮的色彩。2007年以来，珠三角企业倒闭风潮愈演愈列，作为制造业大国，这样大规模的企业倒闭给中国经济带来一种不祥的预感。
其实民众和企业的遭遇二者并无本质区别。我们甚至已经对经济学家给出的解释耳熟能详，但问题在于，我们猜到了开头，却猜不出结尾。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我们无法知道，这种改变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生活，以及何时结束。
拐点？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人爱用这句话来形容“势”的转移，而我们的改革开放迄今也正好三十年整。这个时间上的巧合多少含有一点宿命论的味道，但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中国在世界和自身经济周期的循环中，可能已经步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
中国经济从2007年起就已经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苗头。在这年的下半年，一直保持稳定的CPI突然快速上涨，而这一苗头至今也未能遏制。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显然让很多人惊愕，但它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政府和专家对这一现象的解读也大多充满了乐观的倾向。
这种对经济形势的严峻程度估计不足，很有可能是长期经济飞速发展对我们的心理暗示所导致的后遗症。在这一年，具有指标意味的股市和楼市仍然延续着它们的强势，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乐观的预期以支撑。
伴随着股指冲上6000点的疯狂，中国告别了2007年。但是人们很快发现，情况远不如想象的那么乐观。很多商品的价格开始冲击人们的心理防线，猪肉价格从2007年4月份以来大概上涨了70％左右，菜篮子的沉重和钱袋的变轻所形成的失衡开始在整个宏观经济中蔓延开来，或者说，这成了整个宏观经济的一个缩影。
“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如果说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新闻发布会上的论断在当时并没有获得广泛理解的话，那么现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掂量出它的分量了。他们看到的中国经济景象已和他们以往的经验大不相同：股市早已风光不再，从6000点被腰斩，至今仍难止跌势；CPI成为民众提及最多的一个词，因为它每一次向上的变化就意味着他们实际收入的缩水；房地产市场不再是单边上涨，这本来很正常，但问题在于它一旦下跌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几次预料之外的自然灾害再次为原本混乱的局面增添了变数……
这些现实让中国人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惯性思维，来重新审视自己所面临的形势。近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表示：中国经济可能已经进入调整周期，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呈现出逐步回落的过程。
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6月14日公布的研究报告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在外部环境恶化和国内政策调整的双重压力下，2008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将出现明显回落，宏观经济开始进入本轮经济周期的下行区间。
这些事实观点都在说明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经济的拐点已经到来了。
转型之痛
去年下半年，一位在东莞从事制造业的朋友对记者表示，他们那里很多企业倒闭了。当我们试图用优胜劣汰这样理论对这一现象轻描淡写时，却发现这次企业倒闭潮无论从规模和速度上都显得极为异常。在短短的半年，约有1/3的企业被迫关门。珠三角的命运迅速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话题，我们对这个制造业重镇投入了极高关注，就像它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一样——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被普遍接受的解释是，珠三角企业倒闭，是受困于高涨的成本和日趋严格的监管，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空间遭到严重挤压，新《劳动合同法》、外资企业税负的加重、不断走强的人民币汇率……
问题在于，这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如果把这一事件置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背景下来解读，就会发现问题变得无比严峻。
2007年以来，我们对于世界经济印象最为深刻的词汇有两个：次贷危机和石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姚景元在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时表示：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到新的增长期，5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长，但是，今年以来整个宏观经济当中的一些主要的数量指标出现了5年来不一样的变化，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遇到了5年来没有遇到过的复杂的国际经济局面。
这个复杂局面的始作俑者正是次贷危机和石油。美国的次贷危机，美元大幅贬值直接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导致增速回落、需求放缓，直接影响中国出口。石油价格从50美元涨到130美元只用了一年的时间，这种急速上涨对于一个能源消费大国的压力可想而知，世界性的物价上涨势必通过这种方式传导到中国，对整个中国的价格上涨造成更大的影响。
现在一个两难的局面摆在中国政府面前，就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控制价格上升，防止经济过热，还是经济增长速度快速的下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认为，关于宏观经济的走势有各种各样的担心，一个是滞，一个是胀，一个是滞胀，现在我们对滞胀的担心更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从现有的政策来看，政府对“胀”的关注远远超过了“滞”，今年以来，央行已经连续5次调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最近一次上调之后，准备金率达到17.5％的历史最高水平。但这是否会埋下另一个隐患？
米德困境的答案
经济学上把中国现在面临的困境称为“米德困境”，即国际收支逆差与国内经济疲软并存，或是国际收支顺差与国内通货膨胀并存时，财政、货币政策都会左右为难。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称，中国已进入标准的“米德冲突”。评论认为，在中国，通货膨胀和贸易顺差就像跷跷板的两头，官方的经济政策按下任何一头，另一头都将高高跷起。
有一个与中国相似的例子。中国和日本20世纪70 年代的经济一样，同处于赶超型经济发展阶段，并且，中国目前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与当时的日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在国际上面临油价高涨和货币升值压力，在国内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政策下，高端产品的生产和研发始终远远落后，而且，工业化初级阶段的种种问题，如环境污染、基础设施薄弱等日益凸现。
但是日本在经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在经济发展方式和政策制定思路两方面经历了重大的改变，从经济发展方式上，日本成功地从“贸易立国”转变为“技术立国”，通过产业结构轻型化、提高能源利用率，使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成熟稳定的增长阶段；在政策制定思路上，日本央行总结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治理经验，坚定了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治理思路，即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抑制总需求。
经济发展方式和政策制定思路两方面的重大改变有效地提高了经济体面对冲击的自我调节能力。这些经验无疑是当今中国可资借鉴的。
同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认为，在经济转型期，中国整个资本市场进入低迷状态，房地产市场也结束了虚高的状态，在这个情况下，居民财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导致他们消费心理和对宏观政策的趋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带来的后果，也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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