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反“猫腻说” 称没必要和张伟平言和(图)

贾樟柯仅以“自己的疏忽”一笔带过和某知名编剧的“小报告风波” ◎供图/贾樟柯

　　贾樟柯：“翻”旧账反驳“猫腻说”

　　■没必要和张伟平握手言和

　　■将会依赖明星拍商业片

　　◎文/本报记者 颜雪玲

　　贾樟柯的新片《24城记》近日在北京、成都等四地 进行了赈灾点映，所有收入都捐给四川灾区。观众虽是为献爱心而去，但仍有不少人对他的新片提出了这样的质疑：观赏性不高，更像访谈式的纪录片；虚拟人物与真实人物混淆……

　　6月15日晚，记者电话采访了贾樟柯，面对观众的种种质疑他并不为之苦恼。

谈到曾遭遇某知名编剧向电影局打小报告导致《小武》被禁的事，贾樟柯也仅仅以“自己的疏忽”一笔带过；谈及被张伟平曝料《三峡好人》国际获奖有“猫腻”，他也轻松地回答“当时我说打官司只是想提醒对方”……但一些体制内外的分歧、商业片与艺术片的冲突，才是贾樟柯看到的更大的问题。

　　新片挑战观众的观影习惯

　　青年周末：你曾经说你的电影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从恶评到被认可都会用两到三年的时间，现在的《24城记》，你也做好了这样的准备？

　　贾樟柯：有很大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我觉得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这个电影的叙事方法，它是由纪录片跟故事片混在一起的。这种方法本身观众并不是很容易接受；另外一方面，在剧情上，吕丽萍、陈冲等四个职业演员跟其他真实工人一样，用讲述的方式来呈现他们的一种普遍记忆，大概每个人有八九分钟这样的讲述，这也是跟传统的剧情片是不一样的。

　　单纯依靠人物讲述的纪录片很多，单纯把纪录片跟故事片结合到一起的方法也有。但主体上是访谈，里面又穿插了真和假，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可能观众一时难以接受。我在挑战观众的观看习惯。

　　青年周末：《24城记》入围戛纳电影节的竞赛单元。但在国内，你挑战观众的结果是，募捐放映后，得到两极的评论:有人叫好；但更多的人，就像你预料到的，对影片的叙事和观赏性提出质疑。你不苦恼吗？

　　贾樟柯：没有苦恼。我完全明白大众评论，你不可能要求一部电影能够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里面得到一致的评价。导演要学会跟这些舆论相处，有一个非常豁达的心态。如果一个导演没有能力去面对评论，赞扬多就陶醉；质疑多就被打垮，这都是不放松的一种工作方法。只要清楚自己做的工作是什么就可以了。

　　“小报告风波”源于自己疏忽

　　■为应付交稿，把《迷茫记》拿去发表

　　青年周末：大众的评论你有承受的能力，那么业内的阻力呢？记得2007年6月份的时候，你发表了一篇名为《迷茫记》的文章，提到一个第五代电影大师的御用编剧向电影局领导打了小报告，导致你的《小武》遭禁。

　　贾樟柯：这事儿也怪我疏忽。你们看到是2007年6月发表的，实际上，我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在1999年。那一年，我被电影局叫去谈话，在办公室等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一张复印文件，是台湾《大成报》一篇关于我的电影《小武》的报道。正文旁边有人手书几行小报告：请局领导关注此事，不能让这样的电影，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小报告后的署名：叉叉。叉叉是某第五代大师的文学策划。跟我谈话的老赵拿一文件宣判：从今天起，停止贾樟柯拍摄影视剧的权利。他叹道：我们也不想处理你，可是你的同行，你的前辈，人家告你啊。

　　回去之后，我特别不平静，抒发这种不平静的方法就是写文章。当时并没有想拿来发表。8年后，就是2007年6月，正好有一个杂志跟我约了稿，我太忙，一直推，拖到人家杂志都要进印厂了，而我手头实在没什么文章，就赶着把它拿去发表了。本来以为那是家小刊物，没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反响。

　　■看到小报告时泪就从心底涌起

　　青年周末：大众的评论可以接受，打小报告无法容忍？

　　贾樟柯：我记得看到那张小报告时，泪就从心底涌起。拿着处理我的意见离开电影局的时候，都跟梦游一样。因为这太让我震惊了，打小报告那种方法是人在一种集权的体制中的一种行为，而我觉得文化应该是多元的，自由的，应该用一种透明的、公平的处事方式。所以我很震惊。

　　■不愿意让它变成一个私人恩怨

　　青年周末：《迷茫记》发出来以后，大家都猜测那个打小报告的人是王斌。而王斌站出来否认，要你还他清白。可是你拒绝回应……

　　贾樟柯：……我觉得过去我们社会里，特别不好的东西还存在，物质进步了，思想多元了，背后的小动作却一直没有停止。这样一种手段应该淡出中国人的视野，这种做事方法是“文革”后遗症。

　　青年周末：面对猜测为何不站出来说清楚？

　　贾樟柯：我不愿意让它变成一个私人之间的恩怨，去追究私人的责任。所有的当事人，包括我自己，大家面对自己的良心就可以了。我只是想让大众知道这个现象。

　　■后来没再被人打小报告了

　　青年周末：有的第五代导演的影片也有过“地下”的命运，为什么还对你这位后辈不满意？

　　贾樟柯：我觉得不单单是因为电影的内容，实际上它是整个体制的问题。体制当时对电影的严厉控制，带来了很多人站在主流体制的这一边来处理这些问题。我的本意并不是拷问任何一个人，而是说我们应该锻造更独立的人格，更独立的判断，而不单单只是轻易跟随利益，跟随主流的意识形态。

　　青年周末：打小报告的事情发生在很多年前了。之后你还遇到过类似事件吗？

　　贾樟柯：之后就没再遇到了。而且现在基本上我们都是在非常合法的程序里面去操作电影。2003年以后有很大改进。那年我作为年轻导演，跟电影局有过一次座谈，就是形成了一种跟体制本身的讨论机制。现在我们可以跟体制里面的管理者进行非常平等的交流和沟通，他们有机会了解年轻导演的所思所想，然后从更新的文化角度去看这些导演的作品的价值，重新判断现实主义作品，或者实验性作品对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以前我们没有任何彼此的了解与沟通，这个管道是被切断的。当然体制本身的改变是很缓慢的，但这就是进步的第一步。

　　没必要和张伟平握手言和

　　■“猫腻”说既幼稚又荒唐

　　青年周末：和管理者的交流改善了，但商业片和艺术片又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一年多前，你的《三峡好人》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时上映，但你的片子在市场落了下风，你当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抨击。

　　贾樟柯：对于一个38岁的人来说，我有很多的社会经验，知道怎样让大家一团和气。但是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应该有一些反叛的东西，如果大家都有话想说，但又不说，就没意思了。我的争论是坦荡的，不是为了贾樟柯一己之私，如果从私利考虑，没有人傻到要挑战一个业已成熟的娱乐系统。

　　青年周末：这引起张伟平的不满，他说《三峡好人》在威尼斯获奖有“猫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是《三峡好人》的投资人。

　　贾樟柯：当时我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个说法的，非常惊讶，但谈不上愤怒。别人上电影局打小报告那次，我是愤怒，难受；面对张伟平“猫腻”的说法，我的第一反应只是，我的天哪，怎么会幼稚到这个程度？当一个事情变得荒诞的时候，就没有可信度了，作为当事人我是不会生气的。后来我把事情跟马克•穆勒聊过，他都笑了。

　　■说打官司只是提醒对方

　　青年周末：可是你当时还是表示准备用法律手段追究对方责任。

　　贾樟柯：如果有一些东西触犯了我心里的公正、公平和正义，我想我还是有这样的反应。

　　青年周末：张伟平说“打官司，我奉陪”。后来你为什么会不了了之？

　　贾樟柯：当时我提到采取法律行动，只是想提醒对方：我们都应该在法律的框架里面做人做事，做人应该有底线。至于说是不是真的去采取法律行动，他并没有冒犯到我非去采取这样的行动。

　　青年周末：如今你们握手言和了吗？

　　贾樟柯：没有必要吧。没有任何的进展，大家都在各自的世界里面生活、工作。

　　■下一步拍商业片，会依赖职业演员

　　青年周末：艺术和商业真的难有交集吗？就像冯小刚说的，二者是猫有猫道，鼠有鼠道。艺术电影奔着获奖，商业电影奔着票房？

　　贾樟柯：大家工作的兴趣点，就是非常不一样。实际上我这一年里面，越来越想挑战大众的兴趣。至于说到整个电影的回收，毕竟电影对投资人来说它是一个生意，我自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回收方法，能够允许我做这样的挑战大众的工作。我依靠比较平衡的国际市场的支持。

　　青年周末：我知道你不做导演的时候，什么类型的片子都爱看，小时候就爱看打打杀杀的港产片。听说您下一部片子就会走商业路线？

　　贾樟柯：对，我自己不做电影工作者的时候，对待电影的口味是很复杂的。我觉得各种各样的电影都应该提供给观众。但是我个人的工作兴趣可能就不太一样了，这十年现实的题材吸引我，我觉得自己感兴趣的就是同步纪录中国快速的变化。

　　下一步我可能会拍历史题材的东西，还有一些类型电影的设想，比如说我以前写的黑帮片、武侠片、惊悚片的剧本，一个新的拍摄阶段就会开始了。我会考虑一些商业的元素，可能戏剧性会很强，会依赖职业演员、明星。但是我最终还会变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