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东方周刊》记者陈安庆/湖南岳阳报道
招生贩子“绑架”岳阳职校
现在教育局门口炸油条的,都知道招个学生能挣1000块钱
湖南省岳阳市中山财经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刘清莲平时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通过教室里的监控器,观看学生的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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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转动摄像头,锁定一个学生,把画面放大, 60多岁的刘清莲很得意自己的装备。一路看过去,也就等于把学生点了一次到,谁不在了一目了然,马上会追查学生的去处。
身为校长的刘清莲吃住都在学校,认识自己的每一个学生,像守护宝贝一样守护着他们。她明白,这些学生都很宝贵,再也不能让“招生贩子”把他们倒卖走了。
在《望东方周刊》记者面前,刘清莲能数出岳阳近年来,因生源困境而倒闭的每一所职校:“岳阳科技学校,鼎盛时有1000多人,几个月后就倒了,1000多学生被‘招生贩子’集体转卖到长沙的职校。洞庭科技学院以前也有1000多名学生,现在只有百十号人。”
每年寒暑假,就是这些“招生贩子”工作的黄金时期。他们骑着摩托车,在乡间的道路上奔走,寻找毕业生家庭,挨家挨户游说。
频繁转学的孩子
张美曾经是中山财经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
2006年6月,张美参加中考,成绩不太理想。在父亲的一位朋友的介绍下,张美认识了洞庭科技学院的“钟老师”。 “钟老师”动员张美去洞庭科技学院读书,并告诉她,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就业前景光明。
在“钟老师”的描述下,张家人动了心,张美随着“钟老师”入读该校。
2007年1月,入学不久的张美接到“钟老师”的电话,这次,钟给她推荐了一个“更好的学校”。“他跟我说,洞庭科技学校其实有很多问题,管理不好,就业也差,所以他要去中山财经职业技术学校当副校长,希望我跟着他一起过去。”
钟还给了张美很多许诺,如安排当班干部,毕业后推荐工作。2007年6月,张美跟着“钟老师”到了中山财经职业技术学校,重读一年级。
“他经常对我嘘寒问暖,又是老乡,所以我们家人认为他是个好人、热心人。”张美说。
刘清莲向《望东方周刊》记者证实,那次“钟总”共带来包括张美在内的三个学生,学校一共支付给他介绍费2400元。
不过,“钟老师”在中山财经职业技术学校的工作并不愉快,五个月后,他离开了该校,并再次动员张美等三人离开,并开出 “就读三个月后发大专文凭,推荐去深圳工作”的优厚承诺。
“他给我说,他想到岳阳市国际经贸学校工作,要我一起去。并说国际经贸学校有多好,我没有听他的。”张美说。
2007年6月,张美再次接到“钟老师”的电话,希望她转校。他给张美提出的条件更加优厚:在某学院学三个月美术,每个月学费1200元,保证张美拿到大专文凭。
隐约感到蹊跷的张美没有答应他,而她的两个同学,一人选择辍学打工,另一个跟着“钟老师”转投他校。
“后来我才明白,他就是一个招生贩子。”张美说,她庆幸自己当初的决定,没有被第三次“贩卖”。
招生困局
除了每天通过监控器查看,刘清莲还规定老师每个月都必须和学生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每个学期必须做一次家访,“一到寒暑假,我们的老师就开着面包车,一个村一个村地跑。”
尽管如此,她的学校每年还是会流失几十名学生。
与学生的不断流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招生的困难。刘清莲给每个老师下了“每人每期要招五名学生”的任务,但刘自己也感叹这有点困难,“生源都被贩子控制了,我们很难招到学生。”
所谓的招生中介,也多是当地农民,但在乡间游说时,大多以“教授”、“讲师”、“副校长”的身份出现。“这些所谓的‘副校长’其实都是挂名发工资,整天流连于茶肆酒楼。”刘清莲说。
名为钟献成的“钟老师”曾经是岳阳洞庭科技职业学校的“副校长”,2007年1月,他“跳槽”到中山财经职业技术学校的时候,又给刘清莲开了一个条件:“我要到你们学校当副校长,每月要拿2000的工资。”他应尽的“义务”,也是冠冕堂皇的:帮学校搞好生源,把学校做大。
钟献成与刘清莲谈判最终结果是:上半个学期,钟献成的“基本工资”是每月1000元,介绍一个学生提成800元。结果钟献成只介绍了三个学生,加上五个月的“基本工资”,他总共拿到了7400元。
随后,钟献成便离开了中山财经职业技术学校,还预支了工资。
钟献成的下一站是新青年职业技术学校。
传销式运作
“岳阳各地的招生贩子已经形成网络。”岳阳市宜登文法学校校长宋君健向《望东方周刊》记者介绍。
宋君健说,招生贩子有级别之分,上层贩子多为招生专业户,往往不直接拉生源,而是和各职校谈价码,行情是每招一个学生提成1000元至1800元不等;中层贩子的身份各异,有教师、公务员以及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在招生旺季时活动于各县、乡,他们与上层贩子间也会达成一个价码,一般在500元至1200元间;底层贩子身份的不确定性更强,可能是某位学生的家长,见招生有利可图,就把自己的亲戚朋友介绍给中层贩子,往往300元至500元就被打发了事。
据介绍,一个学生来校就读前,可能被“贩卖”了多次,自己却蒙在鼓里。这种熟人介绍熟人的方式,因为类似商业传销,被当地人称为“传销式招生”。
华容县成教中心副校长田春涛,介绍了“传销式招生”的一个实例:某组织派员前往各乡镇招生,先在镇里召集一些村干部开动员大会,村干部回村后,便动员村里一些有声望的人为其招生,效果特别好。因为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这些人的话可信度很高。
刘清莲告诉《望东方周刊》,岳阳市类似的招生组织有七八个,每个组织有一二百人,组织严谨,互有地盘,外人很难插入,基本上控制了当地的生源,“学校通过正规途径很难招到学生,招生组织却能轻易组织到几十上百名学生。”
“有次我在办公室突然接到电话,说有学生来看学校,电话刚撂下,呼啦啦就来了三四辆车,几百号学生,领头的贩子要车马费,我们没给,学生下车停了三分钟,还没看清楚学校模样,就被拉走了。”那次事件,刘清莲至今记忆犹新。
对生源的控制,成为招生组织要挟学校的筹码,除了不断抬高招生提成外,上层贩子还提出了分享学校行政权力的要求,以帮忙搞好生源为名,要求当副校长、招生主任等。
相比之下,刘清莲的学校已属幸运。据介绍,洞庭科技学校自从2006年学生集体“跳槽”后,元气大伤。该校校长罗代斌认为,那次事件是“招生贩子”惯用的手法,“学生是他们招来的,又常受其小恩小惠、嘘寒问暖,加上不懂事,很是信任他们,他们就常以带走学生来要挟学校。”
但学生们并不知道,他们转校也能给“招生贩子”带来暴利。
金字塔架构
“假如把职校的传销体系比喻为一个金字塔,岳阳的‘招生贩子’黎明就是金字塔的顶端。他发展一手贩子,一手贩子招一个学生,黎明给1200元。一手贩子再往下发展,给二手贩子1000元,二手贩子再给下线800元,然后依次递减。”通达职业技术学校校长曹辉对《望东方周刊》说。
黎明的职务是新青年职业技术学校招生主管。
6月14日,本记者带了两名学生找到黎明,询问招生提成的事。黎明承诺,每入学一位学生,可以得到1000元介绍费。并称只要学生入学交费后,这笔费用将当面兑现。
据称,学生在新青年职业技术学校第一学期的学费是1980元,其中的1000元归招生贩子,另外980元归学校。第二学期的学费是1700元。
当本刊记者表示疑惑时,黎明称:“我是一个负责任的‘校长’,我会对你们负责的。”
据了解,处在这个金字塔最底端的,一般是学生的家长。如果学生觉得所在学校不错,招生贩子就会找到学生家长,帮忙搞定村里的其他学生。同时,家长也会获利的。“家长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二手贩子给他300元就会很高兴。”岳阳一家职业学校校长说。
“好多‘招生贩子’都在学校占有股份。”岳阳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职校校长告诉本刊记者。据称,新青年职业技术学校40%的股份被“招生贩子”占有,同时他们也占据着副校长、招生主任等职位。这种方式也洗去了“招生贩子”的称谓,冠冕堂皇地成为了“教育工作者”。
最令学校头痛的是,“招生贩子”往往会把学生转手几次,牟取更多的利益。而学校当初与“招生贩子”定的协议在此时也是形同虚设,“签协议有什么用,你到哪里去找他啊?”刘清莲无奈地说。
据介绍,有些“招生贩子”其实就是村里的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他们常常以一种恩人、善人的姿态出现在村民面前,所以深得学生及家长的信任。
中山财经职业技术学校教师文美华说,“招生贩子经常到学校里来,从生活上补助学生,来了就给学生钱,一次四五十块,还给他们买零食,就这样联络了感情。”
除了学生,这些招生贩子还会策反学校的老师,“他们会间接性地提一些条件。”曾经经历过“招生贩子”策反的文美华说。
一旦策反老师的阴谋得逞,那么对于学校而言将是巨大的损失。“像我们学校,本来就只有几十个教职员工,突然之间走了五六个,学校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窟窿。”文美华说。
而老师被策反后,也会带走一些学生。
刘清莲介绍,岳阳建设科技学校2006年招生达1000多人,“招生贩子”从中作梗,将1000多名学生转卖到长沙,最后学校的电脑,桌子全部拍卖了,学校宣布破产,“但是当初办学是借国家的钱,贷了几千万元。”
高成本下的低投入办学
“在岳阳有个‘招生贩子’一次弄了500个学生,每个学生抽300块,就是15万元,他还要从学校拿工资。”刘清莲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
在岳阳,招生能赚钱,已是尽人皆知的秘密。有个广为流传的笑话,—次教委开会,一领导说:“现在教育局门口炸油条的,都知道招个学生能挣1000块钱。”
然而,羊毛最终出在羊身上,凭空高出的教育成本自然要由学生家庭来承担。
通达职业技术学校校长曹辉介绍说:“在岳阳,职校每年投入的教育经费为十几亿,其中超过3000万元直接进了‘贩子’的口袋。”
岳阳是湘北的一座小城,职校在这里鳞次栉比。
岳阳市教育局职成科科长潘志扬向《望东方周刊》记者分析了职校众多的原因:“在岳阳市招生高峰期时,有13万初中毕业生。”
据了解,岳阳全市共有67所民办职校,已经严重超出市场需求。宋君健这样评价这个现象:“人人都说现在岳阳职校的形势是一片大好,其实是到了崩溃的边缘。”
宋君健说,岳阳民办学校的在校学生只有15万名,竞争如此激烈,生源是摆在每个学校面前的重大难题,“有些学校把一些应该投资办学的资金用在招生费用上,这样一来,不仅老师们的素质和待遇没有提高,教学也处于低水平状态。”
而一些学校没有自己的校园房产,临时租用场地办学。“这些学校领导大多不是搞教育的,而是生意人,是‘皮包学校’。”宋君健说。
华容县成教中心副校长田春涛向本刊记者介绍,职校节省办学成本的常用办法,一是以顶岗实习、勤工俭学的名义,将学生集体输送到沿海工厂打工,学校从学生应得的报酬中扣取一部分;二是降低师资的标准,压缩学制,学生该学习两年的,只在学校呆了半年就送出去实习,实习期间,学生不占用学校任何资源,学费却照收。
田春涛讲了个具体的事例:有一所民办学校,在不到五亩地的校舍里,居然招了500多名学生,办了模具专业和计算机应用专业,却连机床和电脑都没有,更没有专业教师。一次进行计算机工程师认证考试,没有办法组考,只好去网吧。
而在就业上,许多学校推荐就业时只顾眼前利益,“把学生当作农民工。”
民办学校自酿苦果
刘清莲记的,在2003年以前,各学校都是靠自己的员工招生,那时中介费也便宜,一个学生三五百元。2003年后,“招生贩子”纷纷找上门,而中介费用也一路飙升,最高时达1800元。
“当时流行拼规模,谁的人多谁就是先进。”刘清莲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
规模越大,人数越多,意味着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大规模往往被当成实力的象征,由此产生的广告效应能吸引更多的学生。
宋君健认为,民办职校刚刚兴起的时候,曾与招生贩子们有过一段“蜜月时光”。
“当时都知道办学是赚大钱的行当,于是一窝蜂而上,民办学校师资薄弱,名气也小,无法与公办职校抗衡,就与‘招生贩子’合作,几十上百人地往学校带。”宋说。
立竿见影的效果,让许多公办学校也感受到了压力,由不屑转为纷纷效仿。
几年后,“招生贩子”羽翼丰满,不断抬高招生价格,众学校开始被动。
受害者之一的洞庭科技学校,就曾提出过几家民办学校要联合起来,统一招生报酬,并对“招生贩子”予以打击的建议。
岳阳市民办教育协会会长黄凤娇,曾给市教育局写过一封信,请求行政干预。本刊记者采访期间,岳阳市近半数的民办职校,支持政府严厉打击买卖生源的招生中介,几乎所有民办职校都深受其害。
岳阳市教育局职成科科长潘志扬认为,之所以出现目前的局面,是民办学校自酿的苦果,“曾经利用了‘招生贩子’,现在却没法控制他们了。”
因受“招生贩子”冲击,公办职校也同样感到了压力。岳阳市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孙光友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现在,我们的招生指标都分配到人,我作为校领导,也分了24个。24,数字不大,可作为一个招生任务交给我,也有点像天文数字。我在教育界工作27年,还从没为招生的事操过心。如今这校长一当,倒像个生意人了,天天要到外面去求人,不然你那生意就没法做下去。你看如今这世道,读书的人靠教书的人去拖去抢进学校,这学校还办得体面吗?”
职业教育必将经历阵痛
在宋君健看来,正是各职校间的恶性竞争给“招生贩子”提供了生存壮大的土壤。
据称,因为招生竞争激烈,“应届初中毕业生花名册”成为香饽饽,有些职业学校为此不惜重金。更有甚者,社会上已出现了专门从事经营“学生花名册”的中间商,以谋取不正当利益。
另外,一些地方为保证本地职校生源,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采取行政手段,或给初中校长下达任务,或将升高中无望的学生直接分流到当地职校。
“这些职业学校中,好多都是‘皮包学校’,万一出点什么事,或者是经营不善,老板皮包一夹就走人了,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宋君健说。
田春涛给本刊记者讲了一个例子:一个做房地产的人,在某县租赁一个已经废弃了的小工厂办学两年,当学生即将就业的时候,他把学校卖掉了,也不管几百名学生的就业。
正因为许多民办职校或多或少带有“皮包学校”的影子,所以“赚钱、赚快钱”成为他们的最高目标。
“前几年办学校很容易,一个培训班性质的机构,很容易注册成学校。这几年学校太多太乱了,新的难批下来,于是一个学校破产了,壳子会被转卖给他人,换个名字重新开张。”宋君健说,“全市的民办职校,如果严格按照国家标准验收,可以说没有一个合格的。”
“国家的政策对于职业教育还是很好的,国家有助学金,一个农村孩子发放1500元。”中南工业学校招生处处长吴难雄说。
吴难雄说,有的学校经常会想法套取国家的助学金,“本来只招了100个人,上报时说招了150个人。”
事实上,岳阳的传销式招生模式在各地都很普遍。2007年,重庆市职校招生丑闻经媒体曝光后,2008年重庆市人大将买卖生源定性为“商业贿赂”,并开始整改。2008年5月,重庆四名买卖生源的中职学校校长受到免职处分,40所职业院校被取消招生资格。
而相比岳阳,重庆吸引学生的手段则更加丰富: “零学费”“退还双倍学费”等欺骗性宣传在招生过程中屡试不爽。
岳阳市教育局职成科科长潘志扬表示,当地的整治措施已经在逐步展开。他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2008年岳阳市召开的招生工作会议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会议决定,一旦发现买卖学生行为,将以商业贿赂罪查处,情况严重的,将取消相关学校招生资格。”
“职业教育已经是市场化了,有其特殊性,职教的整改,必将经历一场阵痛。”潘志扬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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