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改变中国
举全国全民之力拯救每一个生命,帮助每一位受苦者。这是汶川地震带给我们的另一种震撼,人们由此发现:中国变了。
受灾者的坚韧,同胞间的守望相助,志愿者的奋不顾身,救援行动的迅捷有力,都让世界以及自己眼前一亮,彰显出一种继往开来的新的民族气质。
但这种变化,并非突如其来,而是长期以来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厚积薄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灾难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着灾难。
中国是一个灾难频发的国家,《中国救荒史》于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显示,我国历史上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自公元前1766年(商汤十八年)至纪元后1937年止,计3703年间,共达5258次,平均约每6个月强便有灾荒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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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是自然之力作用于人类社会的产物。每一次大的灾难,既是对政府和社会的一次大考,在历史的很多关口,也可能偶然或必然地改变历史的走向。
1644年,在李自成和满族双重压力之下,一场鼠疫摧毁了北京明军的大部分战力,为明朝覆亡添压了一根稻草。在另一些历史关头,灾民们铤而走险沦为“盗贼”,甚而揭竿而起,也成为改朝换代的一股力量。
这种变化或许具有偶然性,它来源于自然的异变,但常常也是人类社会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所以,天灾与人祸常被并提。
而在另一个方面,灾难也可能是国家和社会变化的映证或是推手。1911年,在付出数万人的生命为代价之后,一个叫伍连德的剑桥医学博士主导了东北大鼠疫的防治工作,他们在东北建立的防疫系统,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防疫系统,它也促使“中国数千年来哲学的医学,一变而为科学的医学”。
历史进入现代,人类社会的变化节奏加速,中国的每一步变化也在对付灾难时得到体现。50年代,毛泽东以《送瘟神》的诗句,以政治家兼诗人的气质,推动防治血吸虫的全民战争, “六亿神州尽舜尧”,开创了中国运动式救灾的高潮。而到文革末的唐山地震,封锁消息,拒绝外援,一切靠政府和军队的“自力更生”,也显现出这种救灾体系的诸种缺陷。
此后,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开放与改革,推动着每一个领域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在一次次灾难中得到呈现和推动。1998年的长江洪水,触发了中国对于发展模式的反思,政府启动“天保工程”,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成为主流意识,进而推动了“科学发展观”的成形;而2003年的SARS之疫,对于中国的推动更是我们所共同见证。
而这一次地震,更让我们见证了中国的变化,政府的变革,公民社会的发育,以民为本思想的生根,新的民族气质的培育等等,以致于有媒体以这样的标题作评:“震出一个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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