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传奇的背后

　　第二篇

　　提要：

　　林毅夫为何放弃在台湾的“大好前途”冒险来到大陆？为何不愿留在美国与妻儿过舒适的生活？又为何要在条件艰难的情况下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背后，又有怎样的人生选择？

　　提语：

　　董文俊发现，林毅夫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但想的是整个中国的事情，台湾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小舞台，大陆才是一个更大的舞台。

　　大标题：林毅夫：传奇的背后

　　文/本刊记者 康棵

　　林毅夫，无疑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有传奇色彩的一位人物。这些传奇，大部分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但实际上，由于惯有的低调，林毅夫本人几乎从未在公开场合谈起过自己的经历，以至于很难找到这些传奇的详细缘由，对于外界来说，仍有不少的“费解之处”。

　　不过，在北京大学原经济学院副院长董文俊教授的家中，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采访，我们终于了解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林毅夫，他的传奇经历从何而起，也有了比较明晰的答案。

　　小标题：“经济系又没什么情报” 北大的包容精神接纳了林毅夫

　　1979年，林毅夫回大陆的那一年，董文俊正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有一天，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张龙翔找到经济系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说有一个从台湾来的学生想到北大读经济，现在人已经到北京了，在招待所里住着等消息。这个学生，就是林毅夫，那时的名字，还是林正义。

　　对于是否收下这个“来历不明”的学生，陈教授也觉得需要谨慎起见，便把董文俊请到家中商量，而商量的结果，则是由董文俊出面，先去和林毅夫谈一谈。

　　谈话的地点是位于西直门的一家招待所。初次接触，董文俊对这个二十六七岁年轻人颇有好感，两人长谈了一下午。

　　“通过谈话，可以发现，他是个有理想、有上进心的年轻人；而且讲话很有分寸，认真而严谨，是个想搞事业的人，不像是有什么特殊目的。”董文俊回忆说。所以，虽然对林毅林的身世已经有所了解，回来开会向校领导汇报时，他还是提出可以收下这个学生。

　　随后，北大的校领导和经济系又商议了几次，虽然思维方式不乏那个时代的特色，却体现了北大“兼容并蓄”的传统。

　　“当时我们分析，收下他，最坏的结果，是最后发现他是个特务，可经济系又没有什么情报。”董文俊说。他当时表态，即使他有别的目的，相信我们也可以改变他。况且，在接触中，并没有发现任何这方面的可能性。

　　就这样，到1980年，林正义进入了北大经济系。为了安全起见，他改名为林毅夫，对外宣称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侨。当时，即使在北大，知道林毅夫真正来历的只有几个人而已。

　　将近30年后，董文俊回想起这件往事时说，“林毅夫很幸运，能够找到北大。正是北大的包容精神，接纳了林毅夫。他当时没有考试，就被录取了。”

　　不过，林毅夫到北大后，还是受到一些特殊照顾――在教职工宿舍，给他安排了一个单间。

　　小标题：偶遇舒尔茨 “想不到北京大学有林毅夫这样优秀的学生”

　　林毅夫当时主攻政治经济学，导师是张友仁教授。他的学习很用功，业余时间就是读英语、看书。董文俊是他不多的几人熟人之一，所以，周末的时间，也多是到董家做客吃饭渡过。

　　1981年秋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来北京大学讲课，这次活动，意外地成为林毅夫人生的一个关键点，他受到舒尔茨的青睐，得以赴芝加哥大学学习，为他后来在国际经济界产生影响奠定了基础。

　　谈起这段往事，董文俊也兴趣盎然，讲述了此过程中的不少细节。

　　舒尔茨到北大，学校让董文俊负责接待安排工作，而首要大事，则是找一个合适的翻译。

　　他回忆说，当时，先找的是一位从北外毕业的研究生，但效果却并不理想，原因是这位研究生并不懂经济，专业词汇翻译不出来。“我就想到了林毅夫，因为他英文好，也学过西方经济学，所以我就想到让他试一试。”

　　舒尔茨的讲课最初安排在当时教学楼的一个教室里，可容纳一百多人左右，但是，闻讯而来的人不但拥满了整个教室，连楼道里都满是人。一看这种情形，董文俊赶紧找到学校后勤的人，将场地搬到办公礼堂。

　　“当时，几百个人都急急忙忙地从一教往办公礼堂赶，真称得上是北大一景。”

　　讲课开始时，可容纳800多人的办公礼堂也坐满了，舞台上也坐着人。讲课的效果非常之好，舒尔茨也兴奋不已，其中，林毅夫的翻译功力起了重要作用。

　　舒尔茨回国后，给北京大学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想不到北京大学有林毅夫这样优秀的学生，英文与西方经济学都这么好，他愿意录取林毅夫来芝加哥大学读博士，不用考试，而且还为他提供全额奖学金。而且，希望北大能尽早让他过来。

　　对于当时国内的学生，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也让经济系着实犯了难。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林毅夫的身份特殊，另一方面他还没有从北大毕业，放他去留学是否合适呢？

　　这一次，又是北大给了他机会。

　　经济系与学校的领导商量之后，觉得这个机会对于林毅夫而言非常难得，不能因为一些顾虑而耽误了一个人才的成长。当学校把这个消息通知林毅夫的时候，他深感意外，也很高兴。

　　小标题：大舞台 “两岸统一之后，需要既懂台湾经济，也懂大陆经济的人”

　　1982年，林毅夫去了芝加哥大学，师承舒尔茨。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耶鲁大学读了博士后。

　　林毅夫是一个做起学问来就全身心投入的人，很少讲究生活品质。1985年，董文俊的太太出差到美国，好久不见，发现林毅夫比在国内时瘦了不少。好在，当时林毅夫的太太和一双儿女也到了美国，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

　　而林毅夫决定暂时留在美国读博士后时，也曾有人担心，他是否还愿意回来？但董文俊从来没怀疑过：如果他的目的是在美国生活，就不会冒险来大陆了。

　　董文俊与林毅夫可谓亦师亦友，多年的接触，令他们私人关系也非常密切，可以说是无所不谈。对于林毅夫近30年前泅水到大陆的原因，其实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已经谈过。

　　当时，林毅夫说，两岸统一之后，需要既懂台湾经济，也懂大陆经济的人，而他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人。

　　在董文俊看来，这并不是在说大话。在台湾，林毅夫的所学专业也是经济方面，又当选过“台湾十大青年”，是青年人中的皎皎者，可谓前途广大；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北大经济系，则是刚刚成立不久，连教材都很缺乏，所谓经济学，也大多是计划经济的那一套，但林毅夫却学得津津有味。

　　通过在北大的学习，林毅夫对国内经济也有了一定了解，产生了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想法。董文俊认为，这才是他很高兴去芝加哥大学学习的原因，而并非向往美国的生活。“要去美国，他在台湾更方便。”

　　在接触中，董文俊发现，林毅夫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但想的是整个中国的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到他的一位历史老师的影响，而研究经济，就要解决整个中国的问题。台湾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小舞台，大陆才是一个更大的舞台。

　　但在1988年林毅夫预定回国的前两个月，却与国内断了联系，这令董文俊也紧张起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收到林毅夫告知已经登机的电报，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后来才知道，林毅夫回国，也有一段风波。由于自己身份特殊，加之1984年作家江南被暗杀案件的影响，在美国期间，林毅夫一直有意保持低调。但在其准备回国前，还是发现周围的气氛有些“异样”，不得不谨慎小心，停止了与国内的联系，以免暴露身份，暗中准备回国的事情。直到在机场拿到了登机牌，才给董文俊发了封电报。

　　小标题：不舍北大 林毅夫个子高，一下窜上墙头，张望了一番后说，这地方好，够大

　　回国后，林毅夫还是希望回北大工作，不需要别的条件，只希望给他提供一套住房。

　　但在80年代，房子可是大学机构中最稀缺的资源。为了林毅夫回北大的事情，董文俊四下奔波，还专门跑到校党委书记那里要房。书记两手一摊：实在没房。

　　此时，恰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盛情邀请，以研究农业经济见长的林毅夫便在那里正式开始了他的学者之路。

　　在当时的国内经济学界，林毅夫虽然只是一个新人，但已经有了一些名气。在他准备博士论文期间，曾几次回国进行调研，深入到许多地方的基层农村。他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博士论文，在答辩时，宣读完后即引得评委们起立鼓掌，表示祝贺。回国之后，还不时有国外的大学邀请他去讲课。

　　虽然暂别燕园，林毅夫却对有一天能再回北大念念不忘。其实，在他回国后不久，就曾有过一次机会。

　　同在1988年，在别人的提议下，董文俊产生了在经济系下办一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想法，这样，一些留居海外的经济学者，就可以更方便地回国讲学。当时北大校长丁石孙先生很赞成这个想法，董文俊第一个想到的人选，就是林毅夫，“他在国外的学术圈有影响力，还能弄来资金。”

　　就在研究中心筹办时，“八九风波”爆发，计划不得不搁浅，而且一搁就是几年，直到1992年两个人的一次偶遇。

　　那年初夏，董文俊受邀去美国考察，在机场，发现林毅夫也要乘坐同一班飞机，去洛杉矶讲课。两人把座位调到一起，一路上又提起了经济研究中心这个话题。

　　当时，南巡讲话已经发表，国内的学术风气有所改观，建立这样一个中心已经没有多少障碍。在10几个小时的行程中，两人越说就越兴奋，颇有“指点江山的书生意气”，认为这个中心应该成为国内学术水平的最高机构，甚至有一日能培养出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经过这次“飞行谈话”，加上后来又得到了当时北大校长吴树青的支持，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方案算是再一次启动。当时商定，要招集一批有志于回国效力的青年经济学者作为骨干。

　　回来之后，筹备工作就开始进行。还成立了个五人筹备小组，包括林毅夫、董文俊、易纲、张维迎，和当时的一位副校长梁祝。

　　找房子又成了个大事，董文俊对学校比较熟悉，通过学校的基建部门找了几处地方，最后相中了一座废弃的三进老式宅院。这里以前是一座格格府，房屋已经破旧不堪。两人去看的时候，林毅夫个子高，一下窜上墙头，张望了一番后说，这地方好，够大。

　　1994年的时候，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赞助都是林毅夫找来的――翻修房子的钱来自台湾，其他最初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福特基金会和世界银行。正式成立时的第一批骨干，又加入了周其仁等人，一共有七八个。

　　当时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远不如今天风光。董文俊管了一年多账，“每笔钱都得精打细算”，林毅夫还不时拿自己的钱补贴中心的运营。

　　而在“格格府”还未重新翻修好之前，一年多的时间，林毅夫他们先是挤在一间租来的办公室，后来地方稍大些，也不过两间。

　　但后来，北大又成立了光华管理学院，由厉以宁主持，让董文俊过去当副主任，“厉老师是我的老师，不得不去”，董文俊便逐渐脱离了经济研究中心的事务。

　　此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声名渐响，而林毅夫也走上了中国经济界的核心位置。

　　“作为老师，也是朋友，我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由衷高兴。” 谈起和林毅夫的交往，董文俊说，“他的成功不仅来自学识，也来自他宽厚人人品。中心之所以团结起这么多的学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