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传奇的背后

　　第三篇

　　提要：

　　经济学最重要的是理性假设，即有选择的时候，选他认为最好的。

　　提语：

　　听他课的人，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乃至著名学者

　　大标题：听林毅夫讲课

　　文/刘正山《国土资源内参》主编

　　“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说这话的是教授林毅夫。

　　在中国经济学界，林毅夫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很多荣誉，大家都知道，我不多说。我从来没想过有朝一日会去听林毅夫老师讲课。

　　2005年，我尚在东北财经大学读博士。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到被江湖人士称为中国经济学的“少林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去见识一下。当时，我已修完本校的主要课程，于是试着给林毅夫发了一封邮件，不想他非常爽快地同意了，说所有老师的课程都可随便听，并安排一位老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去北大听课的操作程序。

　　2005年3月5日晚，林毅夫讲授本学期《高级发展经济学》第一课。我们听课的大约有十几个人。林老师迟到约三十分钟，据说是因为参加“两会”。

　　晚上大约7点多种，林毅夫走进教室，开宗明义说：“我的后面任何一堂课你们可以不听，但我的第一堂课你们必须记住，这是我讲述的最为重要的东西。”

　　他说，经济学最重要的是理性假设，即有选择的时候，选他认为最好的。也就是说，分析问题的时候，你要考虑谁在做决策，面对的现实条件是什么，目标是什么。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是懂得坚持什么和不坚持什么。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可能是错误的，你所能坚持的只有“理性”，这一假设即为经济学的“体”，而各种不同的理论是“用”，“用”可以不坚持。

　　接着，他大段引用老子、孔子等的思想，来阐释他的经济学方法论。譬如，“道可道，非常道……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他把这段话解读为：任何一个已经得到表述的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而只是真理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如果把这个理论当成真理本身，就会陷入认识的愚笨。

　　他接着引用：“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也就是说，要固守“体”（理性假设），不应该固守“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这才是“常无”的心态，只有抱着“常无”的心态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能够建立理论体系的，就是大师。

　　我很吃惊：这还是我所知道的林毅夫么？这还是经济学课堂么？脑中一点恍惚。

　　这堂课，一直上到晚上将近12点。林老师一直在引述老子、孟子、孔子、释迦牟尼的思想，黑板上全是这些思想巨人的原话，很难见到经济学的表述。如果一个没有听课的人看到此黑板，绝对不会将此课堂与经济学联系起来。

　　这时候我才知道，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什么是“少林寺”。原来方丈林老师是一个经济学“高僧”。

　　我已经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震撼。原来，不同的学科是可以打通的。原来，经济学是如此的简单，只需要明白“理性”就可以了；而它又是如此的复杂，分析任何问题，都要考虑形形色色的约束条件。

　　借用老子、孔子等的思想来说明现代的经济学方法论，林毅夫恐怕是第一人。令人惊叹的是，这种“通证”，在逻辑上浑然一体。我也明白了，学习经济学理论，是为了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齐白石早已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就好像临摹大师的画，不是为了模仿大师，而是为了学大师作画的方法，对构图、色彩等的处理。

　　也正是因为从这节课上学到的方法论，我重新思考了现代经济学理论，从而我坚守经济学的“体”，构建了经济学的“用”。

　　此前，张五常等经济学家写文章说，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近乎销声匿迹，大部分著作都是“垃圾”。20世纪80年代之后。东欧、拉美一些国家遵照“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的惨败经验，也加深了对发展经济学乃至应用经济学的担心。所以，我听林毅夫的这门课程时，心存警戒。

　　第一堂课，林毅夫在经济学方法论上讲得头头是道，引人入胜，可是他的理论应用起来是否是银样蜡枪头？我心存悬念。听课后，我发现，他经过大量的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我认为，那些应用经济学理论而失败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源于运用者没有严格考虑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我想这也正是林老师在第一堂课中所强调的重点。要知道，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经济学理论。

　　林毅夫分析发现，多数发展中国家所以没有实现和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主要原因在于二次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了赶超的战略，想一步到位的建立发达国家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发展好的少数几个经济体，基本上都是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充分利用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水平。

　　他还以中国的实际经验来说明。劳动力多、素质高、价格便宜是我们的竞争优势，并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是这样。但是在1978年以前，由于国家采用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得不到任何资本投入，没法形成有效的生产力，因此，劳动力多的优势不仅没有发展起来，而且成了经济发展的一个负担。改革开放以后，调整了发展战略，投入到劳动力比较密集产业或是产业区段的资金增加，劳动力多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从1979年开始，是同期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国家。改革前后，经济发展绩效强烈对比，背后的道理就在于此。

　　我听过太多的名家讲课，故而有些“挑剔”。有的老师讲课循循善诱，引人入胜；也有的老师口齿不清，表达不明，甚至将授课时间用来推导经济学模型，林毅夫属于前者，他讲课中气十足，这种自信很容易感染学生。

　　听他课的人，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乃至著名学者，其中就包括台湾的霍德明教授，他几乎每节课都跟我们坐在一起。林老师讲课，倒也不是碧玉无瑕，他有浓重的台湾口音，有些词语，难以听懂。例如他喜欢说“常无”，却是“常悟”的发音。后来，还是通过对照其他听课者的笔记，才知道此“常悟”乃彼“常无”。

　　但我时常感觉，林毅夫传授给学生的，与交代给媒体的，有所不同。讲堂之上，他非常严谨，思维体系无懈可击；然而媒体面前，他的一些言论似乎经不起推敲。比如，林老师说：“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

　　听课的日子，令人怀念，林老师的理论，值得回味。生活中，他曾断言中国人2010年以前就会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直指此言属于“胡说”。梁小民理智，我倒是愿意在工作之余，手捧热茶，根据林毅夫说的在明媚的太阳光下遐想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