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很多人不了解,我国75%的劳动者,端的是民营经济的饭碗。对于目前《劳动合同法》实施中的一些问题,保育钧认为最妥善的解决办法是“补课”,并以释法补课的方式,尽快建立三方协商机制
大标题:保育钧:劳动合同法,三方都需补课
文/本刊记者 张晓蕾
《劳动合同法》已实施两个月,但其所受到的关注和引发的争议依然持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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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标题 焦点一:用工成本是否增加?
《劳动合同法》是否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这个命题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焦点。对于这个问题,保育钧认为,从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来看,新法确实将带来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
据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调查,中国现有私营企业550万家,其中资产过亿的不到2%,媒体炒作的那些大款、富豪,全国只有几百家,还有五百多万家是在成长当中,情况参差不齐。这些私营企业中注册资本金平均数仅为100多万元,销售额中位数是260万元,也就是说有一大半是规模以下的企业。
近年来,民营中小企业特别是制造行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土地增值,能源、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减少,加上环境污染和治理问题,以及信贷收紧造成的贷款紧张,诸如此类,保育钧说,现在资金利润率或销售利润率在5%以下的企业,日子都很难过。
长期以来,这些微利的加工制造业,主要是靠压低工人成本、延长工时等方式来盈利,而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将大大提高民营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如果《劳动合同法》中每一条都刚性执行,一大批企业将无法生存”。
其实,保育钧担心的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在号称“世界工厂”的广东珠三角,早在年前就开始了工厂大撤离,上千家企业或关门不干,或转战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包括中国内陆省份和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在保育钧看来,制造行业的倒闭潮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劳动合同法》,致命的还是企业长期以来的“内伤”。有人把新法比作压向制造行业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就是这“一根稻草”,成了决定性的一击。
小标题 焦点二:立法原则偏差?
“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很有必要,立法的本意是要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体现,应当充分肯定。”保育钧说,“目前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立法原则出现了偏差,没有很好地坚持三方协商原则,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多年来,保育钧一直为完善三方协商机制奔走呼吁。
所谓三方协商原则,是国际上处理劳资问题的一项通用原则,即由代表政府的劳动行政部门、代表职工地方总工会和代表用人单位的企业代表组织(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商会等)三方,采用平等对话的机制,协商解决劳资问题。在我国,由于商会不健全,工会亦不强大,三方协商机制一直处于虚置状态。
保育钧坦言,在民营企业内部,确实存在着用工制度不规范的情况,据调查,我国民营企业中有四成用工者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员工处于无保障状态。特别是一些三资企业十多年没有涨工资。存在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形成三方协商机制,放任企业自主定价。
保育钧本来期望新劳动合同法能够弥补这一缺憾。但是令他失望的是,在立法过程中,三方协商机制再一次被政府取代了。
“立法者只把中企联作为资方代表,这是十分片面的,因为中国企业家联合会主要代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这样一来,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话语权就被剥夺了。”保育钧说。
目前,我国广义的民营经济占GDP总量的65%,覆盖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75%(2亿人左右),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述指标分别为35%和25%(4000万人)。也就是说,新劳动合同法征求意见时,还有75%的劳动者供职企业的利益没有得到表达。而这些企业的利益,应该由全国工商联和商务部下属的外贸投商企业协会来代表。
尽管新法出台前,也采取了网上征求意见的办法,但保育钧认为,这并不能取代三方协商机制,且网上“简单多数”意见也未见得科学,“就算企业家全部上网,也还是少数”。
“这说明我们的立法机构根本没有资本的概念。”保育钧说,在利益表达缺失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出现对立情绪也就不足为奇。
小标题 焦点三:仓促立法?
除了立法原则出现偏差外,另一个问题是“释法”不及时。
“劳动合同法中许多条文都非常好,但是对于其中‘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含义事先却没有说清楚。”保育钧说,正是由于人们对“无固定期限”有各种理解,劳动部门又没及时“释法”,以致造成了许多误解。
众所周知,华为公司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前与7000多名员工终止合同,重新签约,就是要规避“无固定期限”这一条款,激发内部活力。而发生在深圳的代课教师辞退风波,亦与此条款有关。事后,劳动部门才出面说明“无固定期限”,并不等于“铁饭碗”。
“如果事先做出一个比较全面详尽的解释,解除人们的顾虑,推行新法的阻力必然会小一些。”保育钧认为,劳动部迟迟不释法,与立法仓促有关。“《劳动合同法》都实施两个多月了,实施细则还没出来,就说明出台这个法律是多么匆忙。”
保育钧说,新法出台的背景,是在山西“黑砖窑”事件之后,社会上对私营企业老板同仇敌忾,痛恨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于是出现了投票时的“一边倒”。
“要明白,黑砖窑不是私营企业,而是非法企业,把非法企业误解成私营企业,然后再全面扩大,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是思维方式上的形而上学,还是用马克思描绘的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来看待现在的民营企业。这证明我们的立法机构、上层领导,对现在的私营企业很不了解。”而在误解的基础上仓促立法,难免偏颇。
其实,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不仅政府方面没有做好充分的释法准备,留给中小企业的过渡时间也太短了一些。
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是经济转型期的规律。产业升级是件好事,问题是操作过急,替中小企业考虑得太少。诚如珠三角一位从事外贸加工制造业近20年的老板所说,“大多数企业还没准备好,突然喊撤,自然乱了方寸,对峙就成了无奈的选择。”
此外,保育钧认为新法的实施还缺少一些基础条件。比如法律规定企业要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这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各个省之间是不能‘漫游’的”,保险关系跨地区无法转移续接,这对于农民工等流动性较大的从业者而言,显然并没有太多意义。保育钧说,在这些基础性工作做好之前,新法中的很多规定,只能是“白费劲儿”。
小标题 补救办法:三方都需要补课
“不能对企业提出过于苛刻、不切实际的要求,否则老板都活不了,员工到哪去?”对于目前《劳动合同法》实施中的一些问题,保育钧认为最妥善的解决办法是“补课”,第一,加紧释法;第二,通过各级商会作解释工作。“现在说些消极的话没用,要积极地促成它完善,促成各方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企业、员工都要补课。”
首先,要重新认识三方协商机制。保育钧说,在市场经济中,民主协商是很重要的原则,无论买家卖家,还是劳资双方,都是平等主体。“解放初期我国也有劳资两立,当时确立了‘公私两利’和四马分肥’的原则,即利润兼顾国家、集体、员工和企业。这是很好的原则,可是我们现在一些同志却忘掉了。”
“1949年,天津资本家都不开工了,工厂纷纷关闭,工人大量失业。刘少奇去做调查了解,资本家说怕共产,怕剥削工人,所以不干了。刘少奇说,你不剥削,工人怎么过日子?欢迎剥削,剥削有功。刘少奇的话说得比较极端,其实他本意是对的,换作现在的话,叫做利益共建共享。”保育钧说,《劳动合同法》保护员工是对的,但是不能因为资本赚了钱,就不保护资本。
其次,要健全各级商会组织,充分发挥行业商会的作用。“现在市场主体已经多元化了,我们还是一个文件管全国,留下许多后遗症。”保育钧认为,立法者没有看到民营企业内部的复杂性,事实上,地区、行业不同,企业的情况也很不一样,譬如从事运输业的司机,就很难执行八小时工作制。
保育钧说,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劳动合同法只能制定一个基本原则,保障员工的基本权利,如劳动合同、最低工资标准等,然后再充分听取各行业商会的意见,分行业、分地区,制定实施细则,这样才比较科学。我们现在虽已出台法律,仍可以在贯彻落实当中坚持三方协商,适当让各地方、各行业因地制宜地处理。
此外,保育钧强调中小企业也要因时制变,进行资本联合和技术创新,以度过《劳动合同法》实施所带来的这一难关。
后记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者总觉得自己代表劳动者,实际上却重新挑起劳资矛盾。而我国当前的基本矛盾,还是就业矛盾,而不是劳资矛盾。” 采访中,保育钧感慨良深地说道。
保育钧,《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全国工商联前副主席,现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一向以敢言著称,人送绰号“保大炮”。此次采访,记者亲身领教了“大炮”的厉害。
比如,他毫不避讳地为民营企业利益代言,针对“强资本、弱劳工”的说法,表示在市场经济尚未完善的现阶段,我国的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的力量也很弱。
他直言我国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还只是初步的框架,对其评价不能过高。并预测要健全市场经济体制,至少还要再花30年。
别看现在保育钧对经济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其实他并非经济学专业出身,而是地地道道学新闻的。后来调到全国工商联任副主席,因为想要弄清“共产党消灭私有制、消灭私营经济,到现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这个弯是怎么转过来的”,才一头钻进经济学领域,一发不可收拾。
保育钧说,媒体的从业经历对他影响很大,正是在《人民日报》的时候,他养成了研究问题、追求真理的习惯。“我不认权势,只认真理。”
“真理有时候是很危险的。”记者道。
“是很危险,所以我现在离官场越来越远了,离群众、市场比较近一些。我很看不惯现在官场上的恶习,成天客套地说假话、言不由衷的话,眼睛盯的是利益和乌纱帽。这种言行不一,虚伪的劲头,我实在是看不惯!”
由于性直敢言,保育钧在官场并不得意,“副部级当了20年,老不进步。”不过,他说这种性格已经改不掉了,“现在我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大家说这家伙一定是言不由衷;我说一些带刺的话,他们觉得这才是真我。已经成了品牌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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