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区学生异地借读遇困难 写借读保证书后终上课

6月24日，胡嘉豪和妈妈在北京简陋的宿舍里。 记者 邵欣 摄

    特别讲述：震区的孩子在异乡

　　尚未明白离开家乡的伤痛就得上路，背后是已成废墟的故乡。在四川安县，500个孩子即将远赴昆明读书。他们的行囊里，没有母亲的陪伴，手中提着一个小小的塑料袋，袋子里掏不出换洗衣物，只有一双薄薄的丝袜。在异乡，数千名这样的孩子，被称作“地震灾区来的孩子”。他们是留守儿童，是临时借读生，是受伤的小伤员，是青春期还在迷茫的中职生，是没了依靠的孤儿。

　　南都周刊编辑：潘葱霞　专题策划：石扉客　专题采写：杨猛、石磊、陈鸣

　　在突然被置换的环境里，灾难带给他们的震荡和伤痛，在遥远的异乡得到怎样的释放？他们得到善意的对待了吗？他们被地震震碎的未来在哪里？还有，那些含混的陌生与热情“伤害”到他们了吗？我们的记者在北京、广州、杭州、丽江追寻孩子们的足迹。

　　胡嘉豪借读记 　

    南都周刊记者 杨猛　北京报道

　　儿子突然到来，打乱了胡丽苹的生活。

　　5月19日，地震7天后，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三年级五班的胡嘉豪小朋友，来到北京。

　　胡丽苹见到儿子胡嘉豪很高兴，逢人就介绍：“这是我儿子，从灾区来的。”晚上睡觉，儿子和妈妈拥在一张单人床上。3年了，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儿子还不可能享受到母亲如此近距离的关爱。“如果不是为了生活，我也不想离开家和孩子。”看着熟睡的儿子，胡丽苹心情盘杂。

　　34岁的胡丽苹，3年前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在此之前，她没有离开过四川江油市那个叫三合的小镇，丈夫和人合开的婚庆店，生意一般。儿子上学要花一大笔钱，而公婆岁数大了，眼看着种不动地放不了牛。这个家庭需要钱，胡丽苹决定来北京闯闯。

　　在北京，她换过很多工作，卖过家具、窗帘。去年7月，她到北京海淀区这家梭边鱼馆做收银员。从早上9点半上班，要忙到晚上11点。这是一家川菜馆，老板也是四川人，对老乡还算照顾。

　　她的薪水，从来没有超过1000元。即便如此，胡丽苹认为这里也比老家强。这个数字，比起很多打工妹已经好很多，但还是租不起北京四环以内任何一套独立的住房。她想到了一个更省钱的办法，住在餐馆里过道改建的“宿舍”。所谓的宿舍，不过是用隔断把走廊隔开，放着两张上下铺的床，旁边就是整天轰响和油腻的厨房。“宿舍”是免费的，这是仅有的好处，可以把有限的工钱尽可能多存起来。

　　胡丽苹习惯了这样的环境，也习惯了孤独。唯一的牵挂是儿子，每年春节她才能回家跟儿子“熟识”一下。来北京打工时，儿子刚要上小学。她最大的希望是，儿子将来考上大学离开江油。她时常对人说：“我们江油那里，很多孩子都是考试考出来的，他们考上了北大，清华。”但是现实告诉胡，只有在北京这样的大地方，才有更多的机会。

　　来到北京的胡嘉豪在人前很沉默，惟独和妈妈一起的时候话多。他的身上，依旧穿着一个月前离开老家时的那件黑色T恤。

　　虽然在北京谋生不易，但是胡丽苹还是希望儿子能喜欢和适应这里的生活。儿子说四川话，妈妈用普通话作答。她还不忘提醒胡嘉豪：“儿子，在北京一定要说普通话，别人听不懂咱们的家乡话。”

　　胡嘉豪对眼前的这一切还不能适应，初来见到妈妈的兴奋已经消失了。他显得倦怠，对周围的东西提不起兴趣。“这里没有同学，不如老家好耍。”他小声说。

　　地震时，胡嘉豪正在上体育课。“好多小朋友都往后操场跑，他紧紧抱住篮球架，吓得大哭。”胡丽苹说，儿子就读的那栋教学楼成了危房，学校决定停课。家长到学校签字，领走了各自的孩子。

　　地震后，胡家房子也倒了，一家人住进了防震棚。胡丽苹只和家里通过一次电话。一想到地震后到处都乱糟糟的，丈夫忙着照顾老人，孩子不上课也没人管，胡丽苹不放心。很想儿子的她临时决定，让要来北京的同乡顺道把胡嘉豪也带来。

　　北京对于胡嘉豪是个神圣的地方。此前他只在课本上看到过天安门。5月19日，11个小孩，从江油搭乘志愿者的车子到成都，分三批坐飞机来到北京，陆续住到亚运村附近一栋四川老乡提供的房子里。

　　儿子来了，胡丽苹却没有时间陪他。她很忙，每天都要到晚上11点才有空闲时间。但是，胡还是觉得这么多人住在别人家里也不是长久之计，就把儿子接过来，暂时和自己挤在一张小床上。胡丽苹也想过另外租个房子，但是很快意识到这不现实，房租太贵。“我现在的条件，还不能很好照顾他。”她反复叮嘱胡嘉豪，“你要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

　　胡嘉豪哪里也去不了。餐馆的环境有点乱。早上9点醒来，胡嘉豪端着一杯豆奶，坐在油迹斑斑的餐桌前，看着一群高矮不一的厨师站成一列，接受领班点名训话，最后齐声高呼“加油”后散去，他感到很有意思。晚上看看电视，胡嘉豪9点多睡觉，这时妈妈胡丽苹还没下班。

　　胡丽苹很担心，再这么下去，儿子可能真不爱上学了。在胡丽苹看来，“小孩子早上起来应该去学校。”此时，她得知，北京市出台政策允许灾区孩子免费借读。这些日子，她不断看到报道，目前灾区学生到京人数已达数百人。此前各区县都对灾区学生进行了帮扶，不少学校已经开始接收灾区孩子，西城区还为灾区来的学生安排了统一的体检。这让她看到了希望，决定去试试。

　　借读证明

　　但是现实并不是这么简单。

　　北京媒体的报道说，5月22日前后，宣武、丰台、西城的中小学里陆续接收了几位来自灾区的学生，他们都是在亲戚的帮助下从四川辗转来京投亲靠友的孩子。

　　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于以个人方式要求学校暂时接收的来自灾区的学生，学校要积极提供帮助不能拒绝，区县教委应积极协调。

　　西城区率先公布了灾区学生在西城的借读原则，灾区学生或学生亲属只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及体检证明，就可以由学生亲属居住地片内学校协调解决学生借读问题，接收灾区学生的借读期限暂定到本学期末止。学生在校借读期间免收借读费，教材由学校为学生免费提供。

　　胡丽苹所在的餐馆，位于海淀区花园路。旁边不过500米就有一所小学，北医附小。5月23日，她第一次来到这个学校，激动地看到，操场上悬挂着号召援助灾区人民的大红横幅。

　　但是在听了她的讲述之后，学校的领导告诉她：“你得证明他是灾区的孩子。”

　　胡丽苹有身份证，儿子来的时候还带来了户口本，上面家庭关系一栏写得很清楚，还有家庭具体住址。她说，我还可以把儿子的飞机票带来，他的确是19日从灾区逃难来的。

　　但是学校的领导说，必须要有当地学校的证明，证明孩子在原籍就读，学校确因地震无法上课。胡丽苹说：“学校还说要考试，只有考过了，才能借读。”

　　胡丽苹打电话给哥哥，让他立马到长城实验学校开来了证明：因我校遭受汶川大地震影响，学校校舍和设施设备严重受损，无法正常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现有我校三年级学生胡嘉豪请求到贵校借读，希接收为谢。

　　一周后，6月2日，胡丽苹带着证明再去学校时，这回学校又告诉她，这些还不够。

　　“他们告诉我，必须有家长在北京居住的街道证明，还有孩子的体检证明。”胡丽苹觉得这个要求也很合理。

　　很快，街道证明也开好了，“符合在本市借读条件，到暂住地管片学校申请借读”。

　　6月3日上午，胡丽苹带着孩子去医院体检，下午体检结果也出来了，孩子很健康。当天下午，她拿着体检报告和街道证明再次来到学校。

　　但这些东西还是不够。学校告诉胡需要补充新的材料：要有所在灾区政府的证明，同时还要证明投靠人员是海淀区北京市户口，必须具备监护权，或临时监护权。

　　老家的哥哥说，四川当地政府每天忙于抗震救灾，哪有时间专门开这个证明呀？更让她泄气的是，自己没有北京的常住户口，只有暂住证。“要是有常住户口的话，我还用得着让孩子借读吗？”尽管她每次去学校都带着身份证和户口本，但是学校强调，“这不管用。”

　　胡丽苹终于意识到，学校开始就没有打算接收自己的孩子。

　　这一次，胡丽苹终于按捺不住，和学校的领导吵起来。这已经是她第四次跑到学校，这段时间，工作也顾不上了。学校教导主任说，站在个人立场很同情，但得按照规矩办事，“北京这么大，全国人民都来，那不乱了？”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假期就快要到了。“明摆着拖到放假，就不用接收了。”胡丽苹说。甚至有人这样告诉胡丽苹，说她借地震的旗号想让孩子入京上学。

　　也有学校领导“开导”她，就算让孩子读书，成绩可能也跟不上，还有，这学期还有几天就结束了，还有必要来吗？下学期如果要读的话，借读费15000元……

　　胡丽苹记录了一本子电话，市长热线，教育局，她不断反映自己的情况。看到新闻里别的灾区孩子在异乡复课，看到儿子茫然的眼神，她感到很不是滋味。

　　但是，胡丽苹的被拒经历并不是孤立的个案。捎带胡嘉豪过来的老乡同时带来了自家两个孩子，但是在昌平区天通苑附近一所小学要求借读的时候，也遇到了被拒情况，后来，只好搬到了机场附近就读。而据胡丽苹所知，11名同来的孩子中有三个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借读学校，又从北京回到了老家。

　　保证书

　　6月10日，胡丽苹又带着孩子来到了北医附小。早上8点，正是北京上班的高峰，在车流中穿梭的母子俩显得很无助。胡丽苹打算好了，“这是最后一次，如果不行，孩子就不借读了。”

　　学校大门紧锁。保安显然认识他们，说：“今天学校考试。教导主任联系不上。”

　　趁着一辆车进校园的功夫，母子俩溜进了教学楼。保安发现了，一直追到了楼里。“我们就跟主任见一面，起码告诉我们到底还需要什么手续，究竟能不能借读，不要让我们一趟趟跑。”保安最后告诉胡丽苹，教导主任上午监考，下午让他们再来。

　　在校园里，胡丽苹见到这个学校的校长从外面进来拐进了传达室。校园空空荡荡。胡嘉豪一直沉默着，盯着校园里一棵大树旁的蚂蚁窝，蹲下身子拿起一根树枝去拨弄蚂蚁。

　　“站起来！”妈妈有些生气，对儿子说，“一会看见校长要说‘老师好’。”从传达室出来的校长说，“这个事情你还是要找教导主任，她具体负责。”

　　“我们都跑了好多趟了，我们就想问问，到底还需要什么手续，如果真的麻烦，我们就不在这里借读了。”胡丽苹说。

　　校长答应找教导主任来。一会儿，躲着不见的教导主任气鼓鼓从楼里出来了，“你说就这么点事，怎么没完了！”

　　她把胡丽苹叫到传达室，当着小孩的面说：“你没有北京户口，缺少手续，等于没有监护人，不能按地震借读政策借读，而且只能到这个暑假。我还要告诉你，还有3个星期我们学校就放假，你还有必要上吗？”

　　胡丽苹说，她可以再去街道办事处开一个亲属证明，证明自己跟这个孩子是什么关系。

　　“不行，必须要有北京监护人，而且这个监护人要到学校找我。他还要写一个书面的申请。”教导主任说。

　　事实上，在6月11日，海淀区教委在解读这个政策时说，有合法监护人，有当地教育民政部门证明，可以在北京临时借读到灾区复课为止。没有常住户口是可以的，只要能证明是亲缘关系。

　　“我只有暂住证，我没有北京户口，怎么别的灾区孩子可以借读，我的孩子就不行呢？”一直赔着笑脸的胡丽苹忍不住大声说，“我只知道，小孩子早上起来，应该去学校念书。”

　　场面有些尴尬。教导主任最终松口了。“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能借读到这个期末。这已经很照顾你们了。”教导主任说，“四川什么时候复课我已经知道了。人家已经提前放假了。什么也不要说了。我们也都有信息。你们现在只能作为临时的试读，如果下学期还要来，只能办临时性的借读手续。现在算旁听。”

　　后来有人告诉胡丽苹，学校担心她将来会以“借读的名义”赖在学校不走。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孩子户口在江油，复课后当然还是要回老家，况且北京这么高的借读费我也承受不起。”胡丽苹说。

　　6月24日，江油市教育局宣布，目前，该市只有初中3年级复课，其他年级学生都是由家长看护。全市要到9月1日全面复课。从地震到当日，他们已经为需要到外地借读的孩子开具了至少上千份证明材料。

　　不是“地震借读”，而是“试读”、“临时借读”(编者注：地震借读，是各地出台的帮扶政策，必须执行)，胡丽苹搞不清这些概念的区别，但是她认为这是目前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儿子起码不用天天在餐馆呆着了。

　　“你还要自己写个保证书。”教导主任拿出一张信纸给胡丽苹，“你要写清楚，保证只能借读到7月17日放假。签上你的名字。”

　　二年级借读生

　　6月10日这天，胡嘉豪终于上课了。距离他来到北京已经20天，距离学校放假还有3个星期。

　　最终学校把胡嘉豪安排在分校。在江油，胡嘉豪读三年级，没学过英语，而北京一年级学生已经开始说英语。胡丽苹担心儿子跟不上，主动要求孩子上二年级。“其实我心里很挣扎。这里的老师一再提醒我，北京和江油不一样，会赶不上课程。”胡丽苹说。

　　胡嘉豪没有书本，也没有文具。教导主任特别说明，“只能给孩子提供几门主课的课本，这还得向高年级借，练习本，你得自己买。”

　　二年级的班主任王老师对胡嘉豪很热情，在教室最前面为他安置了一张课桌。这个班上有34个小孩。下体育课回来看到新面孔，孩子们围过来问长问短，这些北京孩子活泼热情，一点不认生。倒是胡嘉豪有些紧张，他说的四川话别人也听不懂。

　　上课的时候，胡嘉豪有些泄气，妈妈给他准备的是钢笔，但他现在是北京小学二年级借读生，要用铅笔，而他早已不使用铅笔了。

　　下课了，别的同学都出去玩，胡嘉豪坐在自己的位置哪里也不去。

　　胡丽苹心疼地说：“你怎么不跟小朋友一起玩呢？”

　　胡嘉豪说：“我不认识后操场的路。”

　　“那你问啊？问同学啊。你要和老师同学主动接近。你要说普通话，别人怎么能听懂咱们家乡话？”

　　胡嘉豪不高兴了，他咬着嘴唇说：“我普通话比你好多了。你的普通话很烂。”

　　他开始想念江油的同学。那里的同学都跟他说一样的四川话。在江油，他最好的同学叫刘哲喜，跟他同岁，是一个班的同学。“他是个矮个子，画画好，语文课的组长。做作业很快，字也写得很好。”从学前班一直到三年级都是同学，两人的友谊是慢慢建立起来的。“我们都喜欢短跑，班上33个男生，他跑第四，我跑第九。我们经常在一起玩。”

　　胡嘉豪最后一次见到刘哲喜是在地震那天，刘被爸爸接走了，“我们只互相说了声再见。”而其他同学们现在大都放假在家呆着。

　　第一天上学回来，胡嘉豪跟妈妈讲述北京的小朋友对他很好，有的还送他彩笔，他觉得北京的语文课本很有意义，其中还有他早就听说的英雄王二小的故事。放学后，他画了放牛娃的画，虽然把王二小画成了肌肉男，但是仍然让妈妈胡丽苹很自豪。

　　晚上，胡嘉豪背起了李白的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妈妈说：“你得好好学习，将来回老家，重建咱们的家园。”

　　胡丽苹说，她从来没有想过让孩子以借读的方式赖在北京。现在看来，也不会有这可能。自己和儿子都不属于这个城市，如果不是因为地震，孩子不可能在北京读书，只希望他将来考出来。

　　每一个外来打工者遭遇的坎坷，胡丽苹几乎一样没拉。她把自己求生的艰难，归咎于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没机会读大学。她不希望儿子放学后在农村老家的猪圈旁逮蜜蜂，在鱼塘游泳。这不光危险，也没有出路。她意识到，儿子将来改变命运的方法，是进入庞大的城市教育体系，为自己在大城市争一席之地。

　　虽然借读时间很短，但是孩子很珍惜。胡丽苹也认为这已经是个不错的结果。“将来学校复课了，你可以回去告诉同学，你在北京上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