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晓鸣谈农村灾后重建
适时调整重心 激励农民参与
汶川“5-12”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损失最重的一次特大地震。此次地震波及的地区多数是农村，涉及的人群大多为农民，造成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适时调整政策重心，实现由对农民的救济政策向发展政策转换
记者：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地挽救生命，为受灾群众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住活动房屋、吃配给的食物毕竟非长久之计。田地山林毁了、自然景观毁了，原有的产业失去了存在的条件，灾区农民今后靠什么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政府应该提供怎样的政策支持？
郭晓鸣：我认为，必须根据灾区下一步发展的需要适时调整政策重心，将以救济为主的援助政策调整为以扶持为主的发展政策。从当前现实出发，灾区重建应率先实施四个方面的发展政策。
一是“以工代赈”支持政策。在恢复重建灾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中，应当尽可能建立当地农民的参与机制，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吸纳农民对建设项目的具体意见，更重要的是应通过实施“以工代赈”政策，尽量让农民直接参与各项重建工程。使农民成为参与家园重建的主体，从灾后重建中获得经济收入，与恢复生产方面的努力共同形成灾区农民多渠道的收入来源。
二是就业支持政策。灾后重建中大规模建设资金的进入，必然意味着灾区将形成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但灾区农民普遍文化素质不高，就业适应能力不强，必须实施有针对性的就业支持政策，通过加强定向定人的技能培训，全方位提供就业辅导，显著提高灾区农民就地就业的基本能力。
三是组织化支持政策。地震灾害对灾区许多农户家庭造成了较大的人员伤亡，灾后恢复生产中劳动力短缺矛盾将全面显现，为此特别需要从政策上鼓励和支持农村发展各种类型的民间互助组织，强化对社区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农村传统的社区凝聚力，提高社区组织化程度，依靠农村社会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本来实现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四是经济发展支持政策。灾后重建面临着许多农民自身难以克服的制约因素，需要制定内容更广泛的发展支持政策，应根据灾区农民的现实境况，设立专门的建房、恢复生产等信用贷款，建立适应灾区现状的新的农业保险体系，以更大力度推进灾区农村土地和农村金融的制度创新，在强化外部支持前提下，更多地启用市场化机制促进灾区农村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以保护农民利益为本，高度重视构建农民的自主参与机制
记者：灾后重建不仅仅是房屋和基础设施的重建，不仅仅是大规模建设资金的集中投入，更面临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怎样充分调动农民参与重建的积极性？如何防止出现有意或无意损害农民利益的偏差？
郭晓鸣：一方面必须坚持以农民为主体推进农村灾后重建工作。灾后重建是重建农民自己的家园，应当以农民利益为本，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满足农民需求，高度重视构建农民的参与平台。灾区农民长期生活在当地社区，他们非常熟悉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清楚灾后安置重建所面临的优势和潜力、困难和劣势。因此，在安置重建中应当构建农民自主参与的内在机制，让农民能够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从自身实际需要出发选择安置重建方式。农民是灾后安置重建的利益主体，充分保障其基本利益是灾后安置重建中头等重要的大事。灾后安置的过程，既是农民重建家园信心不断增强和参与灾后重建主动性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又是广大农民的“民间智慧”能够充分汇集和各种现实需要得到有效满足的过程。应当防止因农民被排斥而抑制其重建家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防止在一定程度上助长部分灾区农民可能产生的被动依赖的不利倾向。
另一方面应当实施以农村社区为重点的“整村推进”安置重建模式。农民历来具有较强的社区归属感，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构成了农村发展中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本之一，其特有的社区凝聚力是灾后安置重建中需要特别重视和充分挖掘的重要精神资源。因此，灾后安置重建一般不应轻易打破已有的农村社区边界，要尽可能保有原有的资源利用格局，稳定原有的利益关系，保留农村社区内部低成本、高效率的沟通、协调、合作等功能。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构建农村社区在安置重建中的参与机制，倡导并支持社区主导型的灾后安置重建模式，应当运用自下而上和上下结合的参与式方法编制农村社区灾后重建规划，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当地社区和农民参与规划活动的全过程。应真正赋权于社区，将安置重建中建设项目的选择、实施、监管等重要权利交给社区，既通过充分调动社区自主参与的能动性实现保障社区成员共同利益的目标，又避免简单化大规模集中安置可能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本报记者 江 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