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8-07-08 00:55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进入论坛 手机读报
读史可以知兴替，历史的经验更能扶我们到前人的肩膀上，让我们看得远些，从而少走些弯路。传统经典中的某些优秀文学作品便具有这样的品质，它们潜移默化地浇灌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不知不觉中增加了涵养和情趣。
唐代吴兢撰写的历史著作《贞观政要》，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济世经邦的宝典。从文学价值、历史资料价值等角度来看，它也许不是最优秀的，至少要逊色于《史记》《资治通鉴》等；与同类言行记录的作品《论语》等相比，就更差得远了——但也不能这样简单、武断地去评价，只能说各有各的特点，比如在资政、治国、决策等方面，它却几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但值得借鉴，而且能够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有助于领导者领导艺术的丰富和提高，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人们心灵的澄清。
《贞观政要》全书10卷40篇258章，8万余言。这部书以记言为主，言简意赅地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以及政治、经济上的重大举措等。
《贞观政要》写于开元、天宝之际。作者吴兢入仕之后，经历了武则天、中宗、睿宗乃至玄宗四个朝代，而其史官和谏官的双重身份，促使他以自己所推崇的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历史作基础，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其研究成果形成的文字即《贞观政要》。《贞观政要》既是吴兢为中宗、玄宗乃至后世皇帝准备的必读书，也是其政治理想准确真实的体现。
其实，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贞观政要》并没有什么值得一读的地方，它几乎没有采用任何文学写作的手法，只是如实地记录和总结了唐太宗治国施政的经验，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内容归类排列，随听随录，用日记的体例（除却时间的因素），每篇都有一个中心，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指导色彩。
然而，该书的内容，也就是思想观念方面，却是令人不忍释卷的。“贞观之治”决非独指社会经济的发展状态，它还包含着政治、军事、文化、法律、制度、民族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因而，在《贞观政要》中，既有对国事的论辩问答，也有诏令赦戒的颁布，还有大量的进谏奏疏；另外，也不乏政治上有关设施的介绍，因而有着特别繁富的思想。
以唐太宗为核心，重点记录了他的言论及所下达的诏令，“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至此，中国儒家的处世哲学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当然，书中最精华的，还是唐太宗的人才思想。唐太宗从亡隋的经验教训和夺取政权、重建社会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实践之中，深刻认识了人才的重要，指出，“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进而强调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行仁义、任贤良则理，行暴乱、任小人则败。”由此，《贞观政要》对人臣的分类，也充分体现了贞观君臣的人才思想：“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六正”，即六类君子之臣，也就是将高尚之臣和君子之臣依照人品、才能、处事态度、勤勉精神、工作业绩等内容划分成了六个等级——圣、良、忠、智、贞、直；“六邪”，即六种奸险之臣、邪恶之臣，这是根据奸邪之臣的苟且偷生、阿谀奉承、花言巧语、嫉贤妒能、文过饰非、挑拨离间、专横跋扈等恶行划分的——具、谀、奸、谗、贼、亡国。人君的要务，就在于区别君子、小人和正人、奸人。管仲曾说：“不能识别人才，对霸业有害；能识贤才而不能任用贤才，对霸业有害；能任用人才而不信任人才，对霸业有害；即使能信任人才却又让小人从中破坏，也对霸业有害。”可见认识人才、任用人才的重要性——用君子还是用小人，其得失利害，勿须言辩。
正因为唐太宗讲究的是“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所以强调“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但能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有仇嫌，不得不举”，唐太宗经常亲自物色人才，对德才兼备者往往不拘一格，破格提拔。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封建时期的著作，无论其指导思想，还是其所倡导的行事处世的方式，必定有其时代的局限，只不过，我们在阅读和借鉴时，应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是了。
关山 荆夏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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