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不吉利的年份,李秀华的生活出现了如下变动:
首先,家里种植的烤烟收成不好。往年光是雇的工人都能挤满院子,现在就他们两口子。
其次,买拖拉机跑运输,却始终等不到活。
第三,老婆也嚷着不想跟他过了,说他有了外人。
两口子还动了手,这是结婚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第四,眼巴巴的盼着儿子高考,却没想到,考试前孩子折断了右手。
第五件事似乎正要发生,他更不敢想,他觉得再没有比前四件事更倒霉的了。
2008年6月6日,他背着干粮进城了,为的是伺候在城里高考的儿子。
从他家到县城,得走一个小时的山路,再坐半个小时的汽车。
儿子和女儿为了上学,在县城里租房子住。虽然离家不算远,但自从住到县城后,孩子们就很少回来了。他们嫌家里什么都没有。
前两天,儿子打来电话说,打篮球时右手骨折了。李秀华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儿子乖,学习也好,满指望着今年考出去,在村里放鞭炮,让不吉利的年份翻个身。
他虽然只有36岁,却已经把希望全都放在了下一代身上。两个孩子,在县城吃、住、学,一学期就得六七千。以前他总觉得自己在村里算小康,每年种烟草、跑运输,起码也有两三万。但自从去年以来,他就觉得生活日益吃紧。最明显的例子是,以前多数喂猪的苞谷,现在多数被人吃了。
县城李秀华不常去,除了个把月去看孩子,他对那里缺乏兴趣。
二 李秀华是个沉默寡言、想象力不多的人。县城在他眼里就是一口锅,四面环山,肥水都往锅底流。
这里只有一条路通向别处,而且离大城市都不近。因为这个原因,在县城活着,贵得就跟在北京一样。李秀华没去过首都,以上结论是乡里上访的人回来告诉他的。
在外人眼里,和所有容易被忽视的小县城一样,瓮安具备那些被忽视的因素,它狭窄、偏僻、交通不发达,历史上不骄傲,现实中麻烦多。
县城只有一条主要的街道。它宽阔且笔直,建设于城市化进程迅速的上世纪90年代,百货商店、洗头房,全部的繁华和娱乐都聚集于此,仿佛这个城市的所有都是为生活在这条街道的人们而存在。
县城里有一家电影院、一家邮局。电影院里平时不放什么电影,大片到不了这里。作为适合大众的娱乐生活,这里只有随处可见的街头麻将。
县城小到出租车都跑不开速度。开车从南到北5分钟,从东到西用不了2分钟。一条安静的小河,淌过城市的东边,相对于步行五分钟的繁华街心,它显得有些偏僻。
和匮乏的文化设施相对应的是,在县城的狭窄中心,错落着30家当铺。显然,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人,很多时候都急着用钱。
这城市看上去什么都有,只少点希望和文化;什么都缺,唯独不缺激情的年轻人和爱凑热闹的人。凑热闹已经是这里的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激情属于没有去处的年轻人。
三 李秀华背着干粮来到孩子们的住处。另外,他还揣着500块钱的存折。这是孩子们接下来一个月的吃和用。
儿子写字的那只手骨折了,接下来能否参加高考也成了问题。他没有选择放弃,打算搏一把,用左手。哪怕考个三本,只为出去。
父亲为儿子惋惜,村里人都知道儿子肯定会给他争气。他问儿子要不再等明年,儿子不答应。
6月7日,儿子用左手参加高考,回来说,题目简单,但左手写字慢,试卷没答完,自此郁郁寡欢。
李秀华在县城住了两天,第三天,就回乡下了。
临走,他把存折留给儿子,另外给女儿悄悄塞了50块。
女儿和儿子不一样,比她哥小两岁,对于走出去或许有另外的打算。在她的QQ聊天记录里,她不止一次跟别人说,她不想读书了。
当然,这些李秀华都不知道。他只知道,姑娘正上初二,学习差强人意,但却活泼、大方,人缘好。
回到家里,李秀华总惦记着儿子,他甚至想着要不是自己犯本命年,儿子肯定能考得更好,或许年轻人此后就是另一条路。
6月22日凌晨,儿子在睡梦中打来电话,李秀华原本以为是个金榜高中的好消息,没想到,却是本命年的第五个坏消息——女儿李树芬出事了。
四 李树芬出事了,地点就在那条寂静的河边。儿子在电话里就说了这些,谁都不敢往最坏处想。那条河叫西门河,寂静地淌向乌江,它差不多可以算乌江最可有可无的一条支流。
儿子李树勇正往河边赶。22日零点刚过,他接到妹妹的同学的电话。
他没想到妹妹这么晚了还去那条偏僻的河边,那里怎么说也不是一个少女该去的地方。他甚至连鞋都没换,就跑了出去。在路上他遇到两个巡警,甚至把他当作小偷,拦住盘问。
出事地点在西门河大堰桥,这个地方偏僻到令在县城住了好多年的哥哥竟然没听说过。那只是一座简单的小桥,小到只能并排走过两个人。
等到哥哥李树勇来到这里的时候,天空没有一丝月光,水面平静得像块缎子。一个女孩指着水面说,他妹妹刚才从这里跳下去了。
尸体被捞上来,已经是凌晨三点多。
五 李秀华一家都不相信女儿李树芬是自己跳下去的。
女儿是晚饭后和哥哥告别的。那时候,这个女孩还活泼得跟平常一样。那个叫走她的学生叫王娇,是女儿的同学加好朋友。晚上11点多的时候,王娇给她哥打来电话说,李树芬今晚不回去了,就住她家。
这并不是少女第一次未归,李树芬的哥哥也没有反对。他跟妹妹通话的时候,平常得像此前任何一个夜晚。
李树芬的尸体是好心人们打捞上来的,少女圆睁着的双目,让任何一个看到的人内心都充满了不安。
在农村人的意识里,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没有人相信李树芬是自己跳下去的,而且现场不止王娇一个人,还有两个陌生的少年。
这两个少年不是学生,身上散发着社会青年的散漫气息。这两个人一个名叫陈光权,21岁,目前在瓮安县纸厂打工;另一个叫刘言超,18岁,同样在瓮安县纸厂打工。这些另类的人在老实的李秀华看来,无疑就是决定女儿生死的坏人,强奸的念头开始在他脑子里盘旋不去。
而警察的不作为,成了这种不安情绪的催化剂。哥哥李树勇最先报了案,这位少年称,闻讯赶来的警察拿着手电筒在河面上扫了两圈就放弃了努力。“他们借口,夜太黑,明天再说”。尸体被救起的时候,已经天色泛白,父亲李秀华来到派出所,希望警察去下现场。得到的答复还是“白天再说”。
到了天亮,不安的情绪开始萌发,县城里爱凑热闹的人们都来到了河边。少女之死,对于这些并不忙碌的围观者充满着戏剧性的诱惑和各种的猜测。事件中,有看上去纯情的少女,有看上去不良的青年,简单的溺水背后,与其说是对于真相的追究,不如说是一场关于民心的投票。
任何一个带着感情来到这里的人都把同情献给了少女,死得太蹊跷了,许多人得到一个的推论——少女的溺水和那两个陌生的青年有关。李树芬的尸体放在岸上,人们希望得到一个说法。
根据贵州省政府后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的通报,陈光权是李树芬的男朋友,刘言超则是陈光权的朋友。4人晚饭后步行到西门河边大堰桥处,李树芬在和刘言超闲谈时突然说:“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约10分钟后,李树芬跳入河中。
而在6月22日官方结论没有得出时,宁静的西门河成了这个县城的中心。四里八乡的人正在朝这里赶来,有些人充满好奇,有些人带着目的。
六 一个胖子现身河边,引起了那里第一波躁动。
这个人叫袁树国,瓮安永河镇人,是个民间颇富声望的和事佬。这些年,当地纠纷不断,矿权冲突、移民安置,样样都让当地政府头疼不已。矛盾化解不了的时候,村民们礼失求诸野,于是就出现了袁树国这样的人。他们在当地有威望,懂法律,擅言辞,有手腕。
这正是李秀华需要的,他文化程度不高,对于法律一窍不通,更没有和公安、政府打过交道。
在当地,后者无疑是一门学问。
今年3月,永河镇一家煤矿发生矿难,死了一个村民。当地族亲纠集了两百多人,劫持了矿主要讨个说法,政府出面调停也是束手无策。
这时候,袁树国出马了。按照当地习惯,开矿死个村民,最高的补偿不过15万。袁树国一度协调,最终赔偿的结果竟然是25万,而且双方都满意。
袁树国的名头自此叫响,因为村民们觉得,政府协调不了的事,这个人可以办好。
熟悉袁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起先靠修烟囱为生,默默无闻,如今尝到了消解民间矛盾的甜头,摇身一变,成了官民冲突的解铃人。
李秀华期望通过这个人,最起码可以多得到些钱。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寻求女儿死亡真相的努力。
在家属的要求下,22日晚进行了第一次尸检,得到的结论是“溺水”。
所有仰着脖子拭目以待的局内人和看热闹的局外人,都对这个结果不免失望。自此,李秀华一家开始矛盾地尝试两条解决问题的路子。
一方面,李秀华带着疑问不断向自治州政府和省政府上访;另一面,李秀华的妻子则在县城里不断和政府讨价还价。
李秀华无法确定事件最终的走向,于是他选择都不放弃。对于他,这也许是最实用的办法,而却将整个事件,愈发推向了不可预知的未来。
6月23日,袁树国代表李秀华一家出面去和公安交涉。他提出的要求是,公布嫌疑人的口供,把结论让周边群众的检验一下,进行第二次尸检。
这次交涉,按照袁树国的想法,一切都将逐步走向和解。而让他意外的是,在提到经济补偿的时候,还不待他开口,一个家属里的年轻人就抢着说,“我们要50万,让他们三家出。”
七 50万的消息传到西门河,人群密集的河边于是炸开了锅。每个看热闹的人都以为这笔钱即将兑现,传言插着翅膀诱惑着那些对钞票充满幻想的人。
参与搭救李树芬尸体的好心人,开始试探地向家属要5000元。
人们似乎愿意相信,50万,正离李秀华一家越来越近。
袁树国被这种不可理喻的乐观精神抛弃了,李秀华一家很快就不再来找他了。而他心里最清楚,在当地,此类民事赔偿从来都没有过三万的。事情发展至今,他一个和事佬已经无能为力。
于是那两天,另一批热心人开始活跃起来。比如谢新发,他是个开磷矿的老板,据称是李树芬的干爹,但和李秀华一家的关系并不算近,平时鲜有走动。
这一次,在李淑芬死亡当天,他就出钱找来冰棺,收敛了尸体。很少有人知道谢新发的其他背景,2007年他因为带着村民集体冲击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在全县出名。这次事件成为当年轰动贵州最为著名的群体事件之一。
自此,河边已经不仅仅是个看热闹的案发点,而是一个失意者的阵营,县城里真正的市民广场。这些年瓮安发展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在小河边,在那两天,得以万花筒式的呈现。
那些矿权纠纷中吃亏的乡民、那些移民拆迁中失意的流离者、那些为治安忧心忡忡的市民,再就是那些狂热的年轻人。他们在河边找到了共鸣。
最为明显的一个标志是,那两天,河边自发出现了募捐箱,往里面投入的票子从百元到毛票。
李秀华就是拿着这些陌生的钱,走向上访之路。按照乡下的说法,这叫本命年里犯斗牛,走的是险招。
八 到了6月25日,这一天,新人物登场。他叫刘金学,是县里农机站的站长,一个老党员。
他是县里派来做家属们思想工作的,他和李树芬的母亲沾点亲,平时走动也多。李树芬和她哥在县城租住的就是他的房子。
刘金学是个远近闻名的老好人,总是笑眯眯的对人,没人不给他面子。
在这个县城生活一段时间,要想找到一两个陌生人显然很难。周围乡村的族亲纽带,交接到县城里,就是一张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网。这张关系网反映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幅既实际又理想的农村图谱。
八 竿子打不着,却又熟络得要死,这种现象时常发生。要说朋友,满大街都是血缘;要说仇人,随处都可找到不睦的理由。
而刘金学和李树芬他家正是这种不亲不疏的关系。
李树芬的母亲事实上也巴不得有人来代表政府跟他们谈。打从上回一位族亲冒冒失失地提出了50万的条件,越来越多的人们以为他们家要发了。这两天河边捐款,有人甚至说,他家已经收了30万。麻烦接踵而至,当地的黑社会也瞅上了他们。
而在当日下午,李秀华的弟弟、教师李秀忠在街上被一帮年轻人给打了。河边的人更愿意把这件事和早上发生的一段插曲联系在一起。25日上午,李秀忠被公安局叫去,鉴于他是李秀华的弟弟,又是知书达礼的教师,公安局希望他“重大局,出面负责做家属的工作”。短暂的接触中,这个读书人和几名干警发生了冲突。公安局无奈派人把这个老师送到教育局去做说服教育。
被打事件就发生在李秀忠从教育局回来的路上,暴徒向教师动手,这件事轰动了县城。
教师李秀忠的被打,把整个事件引向了一个暴力且无法控制的边缘。待在河边的那些人,把愤怒的矛头转向了这些年的社会治安软弱。
九 6月25日晚,进行了第二次尸检。
尸检一直持续到凌晨,随后,家属们和县政府的代表也再次坐到了一起。家属们要求得知李树芬死亡真相的同时,把经济方面的赔偿降到了6万。
这是一个不错的转折,刘金学觉得自己不辱使命。
而就在第二天,26日,河边又出现了风波。
有人报案说,在打捞尸体的对岸,发现了“强奸现场”。刘金学赶到河边,就看到李树芬的姥姥拿着一个信封,朝着人们挥舞。信封里是一叠卫生纸,据说是从“强奸现场”发现的。不远处,几个法医正在刮取地上的血迹,太阳底下,血迹泛着暗黑的光。
河边人们的讨论已经炸开了锅,真相仿佛正在向人们此前情感的推断一步步地靠近。强奸、杀人、沉尸,那即是21日晚上发生的一切吗?
与此同时,第二次的尸检报告传到河边。法医鉴定,少女李树芬处女膜完整,溺水前未发生性行为。
但那滩血迹,让刘金学不由想起,6月22日晚上,有场大雨,一直持续到黎明,足以冲刷此前的一切罪恶。
可现场的人们多半不这么理智。
十 李树芬的母亲也不希望河边的事态再持续下去。这些天,她感觉自己一家更像是暴风雨中的孤舟,身不由己,被看不见的力量推来搡去。
6月27日晚上,家属们和政府代表试图最后一次达成共识。他们又坐在了一起,这一次,李秀华也从贵阳回来了,大家都在猜测这个男人从省政府那里究竟得到了什么。
那一夜的协调会,开到了12点,进展异常的顺利。
政府在经济上提出了八点补偿,能表的姿态都拿出来了,能动员的部门也都掏了腰包。
那三个孩子,由于家里穷,每家最多只能拿1万块钱。其次,教育部门适当捐助一些;李树芬所在的学校三中,捐助5500元的保险费;他们家所在的玉华乡政府,给予经济补助和粮食补助。另外给家里老人低保方面的照顾,还有李树芬的哥哥,如果考上大学,给予贫困生资助。
李秀华对于这个处理意见没有异议。刘金学不由得舒了口气,他感觉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自己办成了一件大事,随即给负责善后的副县长肖松拨去电话。双方商量好,第二天上午在县政府去签字画押。
那一夜,在刘金学看来,李秀华显得颇为异常。他莫名其妙地对刘金学说了这么几句话:
一、北京今年开奥运接待上访者吗?
那天有个警察威胁我,说我随便去上访,即使到了北京,今年开奥运也把我赶出来。
二 、儿子的高考分数下来了,480多分。
我儿子就是厉害,左手答卷子都能考上大学。
三 、这事过了,我跟我老婆肯定得分(手)!
那一晚两个人聊得很迟,刘金学留他住下,李说什么都不答应。他说县城里,不习惯。摸着黑,就进山了。
第二天,28日,早上八点,电话铃声吵醒了刘金学。
电话里是李秀华的声音。他说,“哥,对不起,昨晚的事,我不能答应,我本命年犯斗牛。”
李秀华的出尔反尔彻底惹恼了副县长肖松。他当天下达了最后的处置通知,要求在下午两点半开始,处理安葬李树芬的尸体。
刘金学吓得不敢见县领导,灰溜溜地去上班。大约下午4点,他听到街上喊声震天,跑出去一看,河边的人们上街“请愿”了……
本案的三大疑点 其一,少女因何而亡? 法医只是证明少女是溺水死的,并没说孩子是自杀溺水。
如果按照官方公布的结果——李树芬和刘言超在谈恋爱,那么从任何角度看,西门河大堰桥(溺水处)都不是一个适合谈情说爱的地方。那里只有废弃的厂房和大片的玉米地,很容易让人产生犯罪的联想。这个城市谈情说爱的年轻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调查了10对左右,他们如果非要去西门河,都不会是大堰桥。
支持少女自杀论者,拿出的证据是,在QQ上,李树芬曾不止一次地跟别人说,我不想读书了。
但这个结论的问题是,少女不想读书,并不是只有死路一条。
或者是传闻中所说的,她在家里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这一点在记者的采访中,除了3位现场的当事人(王娇、刘言超、陈光权)持此观点以外,没有人这么说过。
其二,“叔叔”为何被打? 6月25日上午,李树芬的叔叔李秀忠被公安局叫去了。公安局希望这位教师“重大局,出面负责做家属的工作”。但李秀忠和几名干警发生了冲突,回家的路上,被打事件发生。随后,有人传言“死者的叔叔在讨公道时被打死”。
至今,此事还在调查中,李秀忠被谁打仍是谜团。
其三,为何要做“俯卧撑”? 这是外地人最关心瓮安的一个问题。
2008年7月1日晚,贵州召开新闻发布会。贵州省公安厅发言人在介绍调查情况时说到,6月28日22:00时许,即在李树芬溺水之前,与其同玩的刘言超曾制止过其跳河行为,见李心情平静下来。刘“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言超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中”。新闻发布会几分钟后,“做俯卧撑”一语即开始流行于网络。
“俯卧撑”的制造者刘言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时候,已经明确表示:一、他平时很少做俯卧撑;二、他平时最常见的动作是以一条腿为重心,另一条腿抖动。(特约撰稿/钱真发自贵州瓮安) (来源:中新网)
(责任编辑:高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