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迷雾：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图)

　　城市过往

　　历史的迷雾：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　　第二站是柏林……夏洛特宫的富丽堂皇并没有太多吸引我的眼球，勃兰登堡门前的留影也只是记录了我的足迹。

　　王秀梅

　　与往年数次欧洲之行的“傻学、傻玩”相比，2008年的欧洲之行融入了更多游学乐趣的同时，对国际刑事司法公正性亦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尤其是德国之行———德国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之行令我感触颇多。

　　德国之行的第一站是汉堡，留有印象的并不是大多雷同的欧洲中世纪建筑或者城堡，也并非湛蓝的阿尔斯特湖、小威尼斯式的长廊，而是朋友为我在阿尔斯特湖边拍摄的那张照片。她竟然恰好将湖中的喷泉与我头顶正中间拍成一线，故有朋友逗趣地说我的头会喷水，我则自嘲地说“这是怒发冲冠的标志”，其实我真希望自己的知识能如泉涌，喷洒直泻。汉堡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泊在港湾中的曾攻打台湾琉球岛的海盗船，在汉堡码头上，我便由远及近，从不同角度把这艘海盗船拍摄下来，并请朋友为我和它拍照，作为我国历史上曾经饱受耻辱的见证。此时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中那句名言也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

　　第二站是柏林，对柏林的印象同样也没有停留在她的大教堂和议会里，只有站在马恩广场上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巨人中间的照片深深地留在了记忆里；夏洛特宫的富丽堂皇并没有太多吸引我的眼球，勃兰登堡门前的留影也只是记录了我的足迹。1989年11月9日，推倒曾经阻隔日耳曼人团聚40年的柏林墙遗址所显露的曾有的坚固和森严已荡然无存，留下的是残垣断壁上的涂鸦文化，也正是这些混杂着各国文字和艺术的“文化墙”把柏林刻在了记忆中。中国人喜欢“到此一游”，类似的注释可轻而易举地在墙上发现，但“真希望爸爸妈妈也到这来”这类字眼在旅游景点中颇为少见；而看到我族同仁用碳素笔把“打倒法西斯”、“藏独没有出路”、“和平统一”和“中国万岁”等心声写在柏林墙上时，我为国人热爱和平、盼望祖国强盛的爱国热情而深深感染，希望这个柏林墙的遗址作为历史的记忆，作为对未来的召唤永远矗立于此。

　　“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Dresden)是我们在德国的最后一站，也是复杂心情交织纠缠的一站。这里，我们忘却了年龄，与帅气的群体车(ConferenceBike)车主一道，六人骑着七人座的群体车畅游德累斯顿修复后的老城。目前，这种价值1.4万欧元的群体车在整个欧洲也仅有20辆，尚不为大众所知。能在此尝鲜，我们感觉很得意，于是一边欢快地骑，一边友好、招摇地与路人打招呼，此举动无疑也为这种新型自行车发挥了很好的广告效应，以至于车主仅要求我们象征性地随意付点费用即可。其后的事实证明，当天，我们的疯狂为德国小伙子带来了可观的营业额。这里，有典型的巴洛克风格建筑，有记载德国菲里德里希一世到三世(1664至1889)生活的茨温格宫(Zwinger)和森帕歌剧院(Semperoper)；这里，我们忘记了一天的奔波劳顿，余兴未散，便在晚饭后沿着易北河岸沿着迷人的长廊散步；我们走进2005年才修复竣工的女人大教堂，低声向朋友询问“女人大教堂”的来历，“为什么叫女人教堂”？

　　朋友说，在德国有很多这样名称的大教堂，具体缘由不甚清楚。好在牧师用德语举行完仪式后，主动提出愿意回答大家围绕大教堂提出的任何问题。当朋友翻译给我，并告诉我可以用英文直接提问时，我便走上前，直接向牧师寻找答案。

　　谁知答案竟然如此简单，德国众多的所谓“女人教堂”事实上均以“圣母”命名。获知答案后，一方面欣喜，一方面不由得埋怨朋友如果把大教堂直接翻译成“圣母教堂”，何至我问出如此孤陋寡闻的问题呢？这个教堂只不过是坐落在德累斯顿而不是德国其他城市的“圣母教堂”而已。

　　但是，就是这个新近修葺的“圣母教堂”同样也记录了德国人民在二战中的血与泪。1945年2月13日，盟军向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德累斯顿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造成数万平民死亡。

　　据德国右翼人士统计，当天死亡人数约10万人，1945年间被强奸的200万德国女人中，1万多人在此后选择了自杀。不管这些数字的准确性如何，不管这些数字是否为德国右翼人士故意夸大数字以做文章，但这个教堂后面的一块大爆炸后残留的墙垣遗骸可以证明，二战中的德国受害者，有些已被世人忽略。

　　也许是自己世界历史没有学好，也许是上学时老师有意进行正面引导，也许是自己人到中年记忆存在某种缺失，也许是从来没有看过ROGERALTMANN导演的《空袭德累斯顿》。总之，在没有走进德累斯顿之前，我对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德国战犯的行动毫无质疑。然而，当走进这个城市，天空中正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仿佛是超过2000架英美空军轰炸机向德累斯顿抛洒的炸弹，24小时之内就将梦一般的文化古城夷为碎石瓦砾。在碎石瓦砾下虽然有士兵，但有更多的无辜平民，这里虽有军事设施，但有更多的教堂、学校、居民楼等民用设施。

　　也许空袭是终止二战的必要行动，但为什么要用无辜平民的身躯作为抵御战争的盾牌和结束战争的筹码呢？德累斯顿大爆炸距离大屠杀有多远？饱受战争蹂躏的人民有必要区分为战胜国国民和战败国国民吗？代表国际刑事司法活动之一的纽伦堡审判似乎缺失了什么，当正义的天平偏向一方时，对失重的另一方同样也会有所伤害。这也使我联想到，法律上所追求的公平、公正其本质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内涵，相对的公平并不等于实质的公平。

　　我不敢说，正是因为德累斯顿的牺牲，正是国际社会考虑到纽伦堡审判的缺失，正是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院经验的累积，使得刚刚诞生的国际刑事法院把国际刑事司法这把双刃剑挥向战争或者武装冲突的双方，无论是正义的一方，还是非正义的一方。但是，国际刑事司法的正义之剑尽管舞动得甚为缓慢，其锋芒却毕竟直接指向了在国际或者国内武装冲突中实施违反战争和武装冲突法规的任何一方。这把双刃剑在当今国际刑事司法舞台上的挥舞，至少会使曾在空袭中死亡的德累斯顿无辜平民或多或少获得一些欣慰。

　　(作者系北师大刑科院教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