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对G5开启“后西方中心”国际秩序演化新方向

　　中新网7月17日电 香港《大公报》7月17日发表评论文章说，未来“后西方中心”时代国际秩序演化的一个可能方向是：由G8代表西方发达国，由G5等代表新兴经济，并由G8与G5进行协商，以决断国际大事，及定立国际发展大方向。

　　文章摘录如下：

　　最近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了G8与新兴经济对话峰会，除了一般性的元首间交流外，峰会也突显了发达国及新兴经济两大阵营间不断演化的关系。当中中国的角色尤为重要，今后中国如何取态，将可对国际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G8集团在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关注油价粮价大升的问题，呼吁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如产油国应加大投资等。更为重要的成果是，在减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长期目标上达成协议：到2050年时要至少减低一半。此外，G8峰会还讨论了汇率及国际贸易等问题，希望经常账盈余上升的国家允许汇价调整，各国阻止保护主义升温，和尽快就世贸多哈谈判达成协议。会谈无疑涵盖了当前国际上的热门及紧迫问题，但许多评论均指声明内容空泛且欠缺新意。即使较新鲜的减排协议亦遭到不少批评，如指其欠缺明确的减排基准年份、发达国的责任、中期目标及行动计划等，易成为无具体承担的空谈。

　　其实对G8会议不必寄予厚望，流为清谈亦属意料中事。环顾G8成员，除了俄国外，其余西方各国的元首及其政府，均处于不同程度的权威大降，民望下泻或等待换届的无力状态，称之为“跛鸭集团”亦不为过。由于要面对国内各种政治压力，故元首们难在峰会上作出更具体的承诺，特别是对可能影响主要既得利益集团的议题，更要避之则吉。

　　在此之外还有更深层及更根本的问题。其一是国际性的：G8号称“富人俱乐部”，乃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性组织。一直以来西方主宰世界经济，故G8几可决定国际市场及经济大局。但近年情况开始有了根本性变化，随着新兴经济尤其金砖四国的崛起，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格局有所转变，当前的欧美金融危机，又将加快这个转变的步伐。许多国际大事如投资贸易、能源减排等，都必须与新兴经济对话协商才可得以解决，G8不能单方面先行决定和作出具体承诺，最多是先行协调发达国之间的立场。

　　其二是西方各国正面对深层的内部政经矛盾，而各国间亦矛盾日深。西方的议会民主及自由市场等政经体制，在全球化、金融危机及商品涨价的多重压力下，正面临严峻考验。许多深层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均难得解决，遂造成社会不安、发展不前及政局动荡等问题。因此出现前述的多国跛鸭政府状况亦非纯属偶然，实有一定的必然性。为求遮掩困局，各国都积极找替罪羊以转移视线，但这样一来又令西方各国间，及西方与新兴经济间的利益冲突及其它矛盾更形激化，互责增多而合作更难。尤其在目前的欧美金融危机困扰下，西方经济底气日薄，令改革及相关之利益调整更难推行，在重大问题上作出实质让步的空间更小，政策回旋余地随之大减。这也令G8会议在西方内部进行协调的能力下降，与其它国家协商的筹码，及对国际大局的影响力亦随之减少。

　　无可奈何花落去，G8的影响将随“西方中心”时代的淡褪而缩减。另一方面，病树前头万木春，新兴经济的影响又正随其实力上升而增强。这在是次峰会中亦有所反映：在与G8对话前，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及南非五国，先行会商并发表了联合声明，要求G8负起责任及履行承诺，包括：(一)以GDP的0.5%协助发展中国家应付气候问题，和将GDP的0.7%用于援助后进国家。(二)以1990年排放量为基准，在2050年前减排80至95%，并订立中期目标，在2020年前减排25至40%。这些要求预料暂时难被西方接纳，但其重要性在于两点：(一)新兴经济的主要国家已建立起协调平台，并在一些重要国际事务上取得了一致立场。(二)由此将有更佳基础与发达国协商，也有更好的筹码进行讨价还价。

　　这也可能是未来“后西方中心”时代国际秩序演化的一个主要方向：由G8代表西方发达国，由G5等代表新兴经济，并由G8与G5进行协商，以决断国际大事，及定立国际发展大方向。这种形式的对话，在2003年法国峰会开始，之后由2005年起至今年便从未间断，分别在英、俄、德、日等G8东道国进行。去年G8会议还决定要在两年内，与G5就知识产权、投资自由化、非洲发展和气候、能源等四大方面进行对话。

　　中国作为主要的新兴经济国家，及迅速崛起的大国，在上述国际对话中的角色自然日益重要。不少国际评论均指，几乎所有重大国际问题都需要中国参与，否则难以得到解决，确是客观之言。还有不少评论认为G8应让中国加入变成G9，才可维持其影响力。西方在70年代中成立了G7协商机制，在1997年吸收俄国加入，最近法国又倡议加入G5成员而变成G13，并得到英国支持，但由于美日反对，看来暂不会成事。

　　其实中国绝无必要加入G8,加入后反易被“怀柔”而“同化”，不单难以发挥影响，反会受西方围攻，和影响在发展中阵营的形象。更恰当的做法是在G5基础上推动新兴经济阵营内的协商，并以此为基础，加强与作为西方代表的G8讨价还价，建立更公平、平等，和有利于中国及新兴经济的国际秩序与游戏规则。这样才可更充分发挥中国的影响力、更大地抬升其国际地位，和更好地保障全球化下的本国权益。通过循这思路设计的行动，将可加快世界政经格局的转变，和“后西方中心”时代的到来。故中国应更积极行动，推动G5间建立更多协商机制，且可适当扩大，如加入东盟及中东油国代表而成为G7。(赵令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