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中等山寨机厂日出货6000台 开发到生产45天

　　调查

　　山寨手机产业调查

　　■本刊记者／张邦松　宁华军

　　围绕山寨手机的设计、生产和销售，一条完整而庞大的产业链正在流畅地运转。珠三角传统制造业优势和缺陷都在山寨手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和大多数潮州人一样，李德望喜欢喝功夫茶。

他认为，在谈生意的时侯，茶是一种很好的媒介。在他的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摆了十几个茶叶罐，其中大部分是铁观音。最近一年多来，到李德望办公室喝茶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的身份大致相同——手机经销商。当然，吸引他们的并不是李德望的茶香，而是他工厂里各式各样的山寨手机。

　　李德望经营着一个山寨手机工厂，这个工厂以平均每天6000台的速度向外供货，他说，这在深圳只能算“中等规模”。

　　山寨手机，其生产模式与一度风行的电脑攒机相似，就是购买手机的各个零部件，然后按一定的要求拼装成一台手机。随着2005年一家叫联发科（MTK）的台湾企业制造出了具有全方位解决方案的手机芯片后，手机制造的门槛轰然倒塌。这个解决方案的实质是，把手机最核心的技术集中在芯片上打包出售，相当于为手机生产商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技术平台，生产企业要做的事，就是往这个平台上添加诸如显示屏、外壳等硬件设备而已。

　　联发科手机芯片的问世，从根本上颠覆了手机的传统生产模式，使得手机制造从高科技研发转变成了简单的拼装，以山寨模式生产手机成为可能。这让很多精明的商人看到了手机行业的新机会，他们纷纷投入到这个从前可望而不可及的行业中来。

　　李德望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手机制造已经是他的第二次“转型”，之前，他的工厂相继生产过MP3和手表。他自认为对产业热点的变化有一种天生的嗅觉，这种天赋帮助他在此前的投资项目中都获得了巨大收益，同样的成功似乎在手机业务上得到延续。

　　这种成功并非偶然。近年来，山寨手机由于其低廉的价格和强大的功能，已经培育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联发科在2007年的芯片出货量为1.5亿套，其中绝大部分卖给了山寨机厂。投资山寨机在珠三角民营工厂主中间已蔚然成风，一条完整而庞大的山寨机产业链已然形成。

　　野蛮生长

　　上午10点钟，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开始忙碌起来。

　　各个手机通讯城的手机档口，每个摊位面积通常是5、6平方米，密密麻麻，都有上千家。各个档口的营业员，开始他们一天忙碌的工作。他们卖力地招呼着每一个从他们档口前走过的人，并不打算放弃任何一个从他们面前走过的潜在的顾客。在客人停留下脚步之后，他们手脚麻利地从柜台下拿出各种手机进行功能展示，并在计算器上按出手机的价格，同时细心地观察着对方的反应。

　　你注重手机的拍照乐趣？“老板，你选这款机就太对了，手机有两个摄像头，正面这个有130万像素，将来可以支持视频通话，背面这个有400万像素，5倍光学变焦。这种效果，和诺基亚、三星、索爱一样好呢。”

　　关心游戏功能？“老板，那你看看这款手机，游戏功能超级强大的。你根本不用花钱去下载，我们就先帮你内置了12款经典游戏。还配有模拟手柄，操作方便极了。您瞧瞧，魂斗罗、疯狂坦克、超级玛丽、街头霸王……我们这个还支持联机对战，多有意思。”

　　中意听音乐？“老板，这款可就是很酷的魔音手机了。你瞧瞧，8个立体声喇叭，我们全部用的是AC的喇叭产品，质量很好的。”劲舞的音乐一开，手机键盘和机壳就开始了霓虹灯效果的闪烁，拿在手上，你能感受到刻意强化的超重低音功能，感觉手机也仿佛随着音乐在摇动。

　　经常各地出差是吧？“老板，这款手机可是能支持您周游世界了。双卡双待，四频手机，电池2000毫安以上，待机能坚持最少一个星期。支持GSM和CDMA网络，频段覆盖900、1800和950、1850。您就是满世界跑，也不用担心没有网络没有信号。”

　　这样的吆喝声在华强北各个电子市场里此起彼伏，但对于大多数档口来说，零售并非他们驻足华强北的主要目的。他们大多数是山寨手机的二级批发商，如有需要，几乎每个档口都能轻而易举地调动几千部甚至上万部手机。来自全国各地的山寨手机经销商大多从这里提货，素有中国电子产业风向标之称的华强北，是中国山寨手机最大的集散地，号称全国有八成的山寨机出自此处。

　　在这些二级批发商之上，华强北的手机市场实际上被控制在几个一级批发商手上，他们垄断了大部分的山寨手机货源，然后再向各个档口的二级批发商发货。在这个市场上，手机供求传导到价格的速度非常惊人，往往同一款手机，上午和下午的价格就可能不同。

　　当然，如果有熟人介绍，一些经销商可以跳过批发商，直接从生产商那里进货。例如像李德望这样的生产商就经常直接和经销商打交道。

　　与很多手机生产商不同的是，李德望的手机走的是外销路线，他并不经过华强北的手机批发商，而是建立了自己的销售网络。

　　李德望的销售中心位于深圳市中心一座写字楼里，要想进入他保安严密的办公室并非易事，在保安打开一扇厚厚的大铁门之前，来访者实际上已经被监控摄像头扫了个遍。李德望喜欢在这里和经销商“喝茶”，向他们打听海外市场对他们产品的反馈，以及最近的手机流行趋势。

　　“非洲人喜欢带外置大喇叭的手机，中东那边则对手机功能要求比较多。”李德望根据经销商反馈回来的信息调整生产，而且反应迅速，这也使得他的手机在当地非常畅销。

　　非常“注重管理”的李德望坚持每个国家保留一个经销商，只有在阿联酋迪拜他许可了两家经销商。但是，为了争夺市场，这两个经销商经常互掐，打价格战，这让李德望非常担忧。

　　“我准备砍掉其中一个。”这种强势的态度在制造企业身上并不多见。

　　现代化“作坊”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山寨机就是小规模的作坊式生产，质量和品质都难以保证。但事实上这种理解并不全面。

　　在李德望位于深圳福田区的工厂里，三条手机生产线在日夜不停地运转，超过600名工人实行两班倒，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李德望很少会到这个工厂来，他把管理工厂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侄子。“我只思考一些战略性的问题。”他说。

　　不过对他来说，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如何扩大产能。李德望的手机主要销往中东和非洲，山寨手机在这些地区受欢迎的程度甚至不亚于中国国内。即使在市场相对规范的欧洲市场，中国的山寨手机也逐渐打开了销路。不久前芬兰发现高仿的诺基亚手机，着实让人吃惊不小。

　　他的工厂建设标准不低，厂房车间宽敞明亮，内置空调，外设水帘和空气过滤系统，务求建设无尘级车间。“我们执行的厂房标准，和药品企业一样。”他说。

　　工人必须更换防静电工作服，佩带口罩和防护帽，并经过空气净化过滤消毒之后才允许进入车间。通过大幅的透明窗户，在走廊另一边，李德望的侄子可以清楚地看到车间生产的进度和状态。

　　从仓库到车间有多道质检工序。零部件在生产中已经伴随制程检验（制造过程中的品质检验），进仓还必须抽检，然后分类分区建档存放。每种材料都配有材料卡和台账，详细说明型号、规格和数量。

　　仓库有三个备料区，对应车间的三条手机生产流水线。“一个区对应一条线，对应一组品检人员，对应一组追踪的标签。当我们的产品卖给客户，出现问题，我们就知道是哪一组生产的，哪一组检验的，怎么进行改善。而且我们每条线前中后有三次品检和整机的检查。”李德望的侄子说。

　　可以肯定，并非所有山寨机厂都像李德望的工厂这样，对产品质量充满热情，这一点从目前山寨手机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就可以看出。由于山寨机不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检测，其对产品质量的控制全凭“自觉”。例如，如果在零件采购上，只要稍一放松，就可能形成很大的差价。

　　以手机屏幕为例，屏幕分很多类，显示效果好、可视角度大、响应速度快的要100多元一块，面积小分辨率低的就便宜很多，二手的屏幕只需10元左右。

　　影响山寨手机质量的另一个因素是，与一些正规品牌相比，山寨机的芯片承担了比品牌手机多得多的功能，这导致芯片负荷过大，从而影响了手机的品质。但由于价格低廉，消费者往往不会对山寨手机的质量过于苛求。

　　但一些山寨机厂已经开始重视售后服务问题，由于目前山寨机市场竞争激烈，售后服务好的企业往往能获得更多订单。“对于售后服务，我们除了配一定比率的零部件，对于长期合作开的老客户，还提供一定比率的整机退换。”李德望说。

　　庞大链条

　　像李德望这样的手机生产商，其实只是山寨机产业链中的一环。山寨手机的制造，从研发到销售都有专人分工，包括液晶屏、耳机、电池、充电器、手写笔甚至摄像头镜片、防尘网等都有专业厂家在做，当然，还有最重要的芯片提供商联发科。

　　这些手机生产的各个环节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而运转自如的链条，数量巨大的企业依附在这条产业链中寻找生计。一项两年前的统计表明，在深圳的手机生产企业当时已有近140家，与之配套的方案整合公司36家，主板研发企业140家，外观结构设计企业50家，蓝牙厂商近300家；渠道上，深圳共有国包商约250家，省包商1260至1300家，整机贸易公司20家，手机卖场100家，零售商150家及物流配套企业150家。随着山寨手机销量的增长，依附在这个产业链上人也越来越多。

　　山寨手机的生产模式通常是：生产商看中了最近市场上流行的某款手机（可能是正规品牌机，也可能是某款畅销的山寨机），就会把这款手机买下来交给专业的手机设计公司研究，这些公司对手机进行分析之后，会出具一个类似于“仿制报告”的东西，这个报告通常包括主板设计、软件设计和结构设计的方案——这一过程通常需要8天时间；在设计方案敲定后，接下来的10天就按照这个方案设计主板、开列零部件采购清单，进行软件的编写，让各项功能顺畅衔接；在第18天左右，能够提供第一套样机给到客户看市场反应，如果客户认为可行，下单定货，一般在第45天左右就开始批量交货。

　　“其中的误差也就一两天而已。”在深圳一家手机设计公司工作的季平说，“在这45天中，我们的软件在不断地测试BUG（缺陷），进行完善，保障稳定性。对于零部件，我们委托代工的工厂规模很大，管理也很规范，并且收货前都会进行测试，品质稳定我们才收货。”

　　45天完成手机的开发到批量生产，这个速度对品牌手机企业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季平曾在TCL和康佳等手机企业里工作过，“当时我也经常到华强北买手机，拿回去研究，但三五个月都做不出来，因为我们什么都想要自己做。”季平说。而山寨机生产过程中，几乎每个环节都可以外包，都有大量成熟的企业可以为它们提供代工服务，最后生产厂需要完成的只是一个组装的工作而已。

　　依靠这样的反应速度，山寨机能第一时间捕获并满足市场需求。山寨机也在这样的竞争中逐渐挤占了品牌手机的市场份额，在山寨机的冲击下，一些主要国产品牌手机的经营每况愈下：波导手机2007年前三季度亏损5.06亿元，而联想手机业务的收入，过去六个季度里连续以平均25%的幅度急速递减。

　　与国产品牌手机节节败退的局面相比，李德望的山寨机厂生意却越发兴旺。“我最近准备再上一条生产线。”他踌躇满志地说。

　　在山寨中死亡是一种耻辱

　　■本刊记者／张邦松

　　山寨手机的前途在哪里——如今可以扩大为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制造的前途在哪里

　　在电影《功夫》里，火云邪神在徒手接住一颗子弹后，很深沉地说了一句：无坚不破，惟快不破。这种功夫哲学也常在古龙小说里看到——在速度面前，内功和招式都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这种异想天开似的理论并非没有现实意义，在珠三角，中国最精明的商人击败对手的最佳手段就是“快”字诀。

　　珠三角的快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商人对市场的反应快，某个赚钱的产业一旦出现，无数的商人就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蜂拥而至；另一个是执行能力快，作为老牌制造业基地，珠三角的企业在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协同作战方面，有独到的经验，它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理顺产业链条，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

　　山寨手机很好地继承了这些特点，这也是它能打破原有的手机割据势力的重要原因。这种天性必须被尊重，因为它代表了市场最本质的东西，也是在严酷的生存法则面前，寻求活路的一种本能反应。

　　然而，快并非没有代价。山寨手机一味求快的背后，是一些重要的环节被选择性的忽略了，比如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对劳动力的合理使用以及对产品质量的严格要求，更为遗憾的是，它们为了“快”而放弃了成为一家优秀企业的权利。

　　这是珠三角制造业长期从事“三来一补”而形成的惯性：不用动太多脑筋，不用太多的创新，不用自己的品牌一样也能赚钱。当然，客观的产业环境也不鼓励这些企业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前进。这恐怕正是珠三角制造乃至整个中国制造的最大症结所在。

　　我们总试图替山寨手机企业寻找一个未来，但也许我们对山寨机其实都存在一个很大的误会，我们先入为主地把所谓产业发展规律套用到山寨机身上，在这样的语境下替山寨机提出和解决问题。但实际上，那些私营老板并不是我们这样想问题的，在他们眼中，生产手机和生产皮鞋、袜子没有任何的区别，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真正进入到手机的产业链当中去，他们一直是游离于这个产业之外的力量。这些老板昨天还在做MP3，今天就改做手机了，没准明天做的就是数码相机。山寨机是珠三角企业形态的一个鲜活例子，就是打一枪换个地方，如果这个行业不行了，他们跑得比谁都快。

　　如果以手机产业的规律来考量山寨机的现状和未来，那么我们并没有抓住山寨机的本质，也没有理解珠三角企业运作的本质。在大多数企业主的眼中，山寨机其实只是一双皮鞋而已，他们只是热衷于不断的复制，顶多是改变一下花式和材料而已，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已身处一个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巨大创新空间的伟大产业之中，当然更无需为此承担责任。

　　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很危险的。这意味着山寨手机可以肆意挥霍自己的破坏性，而不用去考虑建设的问题，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山寨机将永远被边缘化，直至最终消亡，它无法撼动手机产业的根本。

　　也许单个产业的自生自灭并不值得我们过多的担忧，然而在这样低层次的消耗中，珠三角的命运开始变得难以预测。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珠三角大批企业倒闭，而同为制造业基地的长三角所受影响明显要小很多。

　　有一个数据对比颇具意味：广东制鞋业年产量近30亿双，约占全国产量的60％，但只有深圳“百丽”一个品牌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而浙江温州一个市的制鞋业就拥有3个中国驰名商标、3个中国名牌产品。两个原本起点相似的地区，似乎正在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山寨手机代表的都是一种向上的力量。但接下去的选择无法回避：是像从前许多产业一样，在市场中自生自灭，还是真正潜心去研究这个产业，获得这个产业真正的话语权？从短期来看，后一种选择的风险和难度要比前一种大得多，但如果要摆脱自己山寨的身份，这些企业别无选择。

　　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下，许多企业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所以，在山寨中诞生不是一种耻辱，但在山寨中死亡绝对是一种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