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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华在东莞接受记者采访。方光明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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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蒋方舟不需要上清华
“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都可能让一个人内心变得健康。”前天下午,著名作家余华出现在东莞,参加南方都市报与莞城文化周末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华语之巅———文化周末大讲坛”,开讲《文学给了我什么》。
“余华可能是当代中国作家中被研究得最多的作家,关于他的研究著作早已远远超过他的作品本身。
写小说就跟学英文一样
写小说有没有捷径?这是大多数文学爱好者最想破解的秘密。余华给了这些人一个意料之中的答案:“只有一个字,就是写,写个二三十年,写作就变成了你的生活。人都想走捷径,就跟学英文一样,我问朋友有没有捷径,对方告诉我,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背单词,越笨的人有时学得反而越好,就是因为他肯下功夫。”
“慢慢写下去,你会越来越了解这个秘密。”余华说,他写的第一篇小说是一部很烂的小说,但他发现有两句话写得不错,不由意气风发,心想,“牛啊,我竟然写出了这么好的句子。”又写了几篇,他发现自己的人物也写得不错啊……“越写到后面,你就会知道,这种内心的激动和满足,就是写作给你的酬劳。”
年轻时应该放开写长篇
余华曾经写了七八年的随笔,但自从出版《兄弟》以来,他几乎不再涉足随笔,这让喜欢他的随笔的读者感到遗憾。余华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表达了一种出人意料的观点。他说,他曾经很喜欢写随笔,但有一次一个朋友跟他开玩笑说,“你现在写这些东西干什么,等到老了没力气、写不动的时候再写不迟啊。”他那时30多岁,觉得时间很多,后来突然发现时间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充足。
“一个人应该合理分配自己的写作时间。”他说。随笔对记忆力的要求不如长篇那么高,应该趁着年轻、记忆力还没有衰退到不行的时候多写点大部头的长篇。老了再去写随笔,那时学问也长了；短篇也放一放。
文学史是由读者来写的
“著名作家有两种,一种是不断被人谈论的,一种是不断被人阅读的。”余华引用马尔克斯的话来回应众人对其新作《兄弟》遭遇热卖与冷评命运的质疑。这本书让作者遭遇到从事写作以来最严厉集中的批评,却也成为法兰克福书市的热点,甚至带动了余华旧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书的销售。
显然余华并不只想做不断被人谈论的作家,他说,文学史最后是由读者来写的,假如你这本书50年后还有人读,之前评价它的人基本都已不在人世,就只留下了作品。《兄弟》的争议,在他看来是“生活对我的厚爱”,“假如我写出一部作品,没有批评,我会不习惯。如果你是一个圆的球,就不会有争议。我是一个对批评持开放态度的作家。如果有争议,我想是因为我弄出了一个新的东西,一个刺头,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他自己对《兄弟》的终极评价是:“不管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处于什么位置,它带来了一种新的东西,像一把锥子刺破了中国文学阅读者固有的审美观念。”
■访谈
高产对我来说比较困难
记者:你是一位低产的作家,不知道你怎样看待高产和低产?
余华:高产和低产我觉得有两个区别,一个是作家和作家的区别,有些作家确实能够不停地写,这是让我很钦佩的。我写一部书,得先把上一部书给忘了,起码要两年时间,所以高产对我来说相对比较困难。不过,我这个年龄,跟国外比已经算很高产了。因为我看到比我大十来岁的现在风靡全世界的英国大作家伊恩·麦克尤恩(1948年出生),他的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加起来也就10多本,跟我也差不多嘛(笑)。当然国外也有一些写作非常多的作家,像美国的多利斯·莱辛。我一直有个观点,就是一个作家没有必要写这么多书,因为不管你写多少,最后能一直被读下去的也就一本两本,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那么多,最后被广泛阅读的也就是一部《百年孤独》。另外我这个人比较懒,也不像有些作家比较勤快(笑)。
大学要学会读一部作品
记者:去年浙师大成立了余华研究中心,你也是那里的客座教授,你给学生上课了吗?
余华:现在还没有上课,很惭愧,(评论家)洪治纲的积极性比我高多了。我开始不想让他们做什么“余华研究”之类的东西,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但是这个研究中心也有个好处,就是国外的汉学家向我要个人资料的时候,以前都去找洪治纲,现在可以去找研究中心。还有浙师大的一个博士做我的助手,可以帮我翻译一些跟国外交流的英文信,这对我帮助很大。
记者:如果你教学生写作,你怎么教?
余华:以前中国大学总是教学生怎么研究一部作品,而没有教他们怎么去读一部作品。包括美国、全世界都一样。研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先要学会读一部作品。
在中国大学中教学生写小说比较困难,我觉得我没有王安忆那么大的牺牲精神,做那么伟大的一项工作。不过在美国几所大学英文系都有作家的写作法课程,像哈金就是在波士顿大学当专门教写小说的教授。我个人好奇心比较重,所以应酬也比较多,王安忆似乎比我安静得多,所以这个工作对我来说还是很难做。但是我相信王安忆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而且如果王安忆愿意亲自授课的话,这是能够让很多年轻人少走很多弯路的。事实也证明,美国的写作课是成功的,因为美国很多好的作家都是从大学里出来的。
作家文如其人没有几个
记者:《兄弟》下部写了众多膨胀的欲望,这是你对中国现实的感受?
余华:欲望的膨胀,我想在座的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不是我发明的。在北京有个经济学家跟我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有预见性?”说我1995年写《许三观卖血记》,两年以后河南“艾滋村”事件曝光了。但是我哪有预见性,卖血这个事实已经存在快半个世纪了,我才去写的。《兄弟》也一样,经济学家也特别感兴趣,如获至宝,觉得写得像他们的“草根经济学”的故事。
作家其实不是科学家,作家就是把现实生活中存在了很久的事实写出来,而必须是存在了长久的事实才有价值去写,只存在一年两年就消失了的事实,没有很大的意义。
记者:你也多次在访谈中说到生活的荒诞,这种荒诞感会不会影响你对生活的判断?
余华:荒诞对我来说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不过这种事实比较别致。我在写作的时候可能是悲观的成分多一点,但是在生活中我还是充满希望的。可能你们会想起一句话叫“文如其人”,不过更多的情况是作家跟他的作品不一样,这才是常态。作家写出来的作品跟他这个人越不一样,反差越大,越是他想表达的那些东西。文如其人的作家,我认识的著名作家里好像很难找到。当然,到几十年以后,他死了,人们看资料,就觉得他文如其人了(笑)。
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批评
记者:最近“80后”作家韩寒批评老舍、巴金“文笔很差”引起很大争议,你认可这种批评吗?
余华:媒体最喜欢把个人对文学的批评说成是攻击,这是不对的。任何一个作家包括已经去世的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都可以被批评,这是很正常的。只不过有些人可能在私下里批评,另外一些人可能将这些批评公开化。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批评的。“文革”时很多东西是不能批评的,一批评就去坐牢了。今天如果还有不能批评的作家,那是这个社会的倒退。
记者:《兄弟》之后有什么写作计划吗?会更多考虑年轻的读者吗?
余华:下一部小说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其实在80后90后中间我也有数量不低的读者群。那些(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可能很关心他们这个年龄层的作品,但是他们也在读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作品。比如说村上春树的作品他们就特别喜爱,村上比我就大多了,所以我觉得有些读者可能更爱读陌生的生活。不管写什么样的作品,我肯定还是写比较熟悉的生活,你要是让我写(上世纪)80年代出生那些年轻人,说实话,可能他们心里想什么我根本不知道,或者说我猜不透他们想什么。
没拿什么奖我才有今天
记者:《兄弟》这次没有被送评参加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你怎么看国内的文学奖项?
余华:国内文学奖项有影响力的还是茅盾文学奖。所谓有影响力的意思,就是能够推动这本书的销售。而且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体制也是比较科学的。作为我个人来说,我不能说我很清高,对文学奖都不在意,而是我没法在意,我控制不了我拿什么奖。一个作家能够控制的就是如何把他的书写好。写完以后,读者是不是愿意花钱来买你的书,文学奖是不是愿意给你,这些都是作家不能够控制的。
有时候我也觉得,没有拿什么奖,我才有今天。因为得奖很容易受评奖趣味的影响,那时又很年轻。所以说,生活对我很厚爱,一直不让我拿奖,让我觉得还不够好,还得往前冲。
记者:《兄弟》热销,你会考虑文学市场吗?
余华:来的飞机上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观点,很奇怪:文学要尊重市场。这是不可能的。根据我的经验,你写一本书,以为这本书能卖得好,结果很可能卖不出去；你觉得这本书卖不出去,很可能它卖得很好。市场不是说你尊重它,它就尊重你的,市场有自己的规律。文学就应该尊重文学,只有提供真正的文学作品,哪怕现在不受欢迎,几年以后也一定受欢迎。
蒋方舟不需要上清华
记者:蒋方舟被清华降60分录取,有人说这是有人文特长的学生的希望,你怎么看?
余华:它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现有体制的问题,第二个是人才的问题。现有体制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文特长也很玄乎,不是每个北大清华中文系毕业的,都能像蒋方舟那样写出那么多东西来,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清华录取谁是清华的权利,不过我倒不认为这就是人文特长学生的希望,我倒认为蒋方舟不上大学也无所谓,什么清华、北大,就是剑桥、哈佛我觉得也没必要去,中文系对理论系统训练可能有帮助,但是对写小说可能没什么用。
我们这代作家忧国忧民
记者:这次四川地震,让人们再次关注到文学界参与公共事件的力量。你觉得当代作家应该怎样介入社会?
余华:作家对公共事件有影响力,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因为那时除了文学期刊,没有其他太多的杂志。我觉得文学没有针对事件发言的功能,它的功能主要是针对成为了记忆的现实。所以它不像新闻那样可以马上作出反应,而是持久性的关注、雕刻记忆。可能过了二三十年,也还有很多人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
文学对公共事件无所谓介入不介入,但作家还是可以介入的,只是每一个作家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这次地震,有些作家马上就表现出来了,有些作家至今没有说话,比如我。我觉得我的感受没那么快,我还需要几年时间,我想看灾后重建的几年里,我们是否还会像今天这样关心汶川。当灾难发生以后,我们全国人民都奉献爱心,这让我感到很骄傲；燃放5年以后我们的关心程度仍然能够保持这种热度,那我才能真正的骄傲。我最怕5年以后没有人关心这个地方,媒体也不关心,个体也不关心。实际上,现在都有点冷了,别说5年之后了。
作为一个作家,不是看事件本身,而是应该看事件背后,看事件发生以后会带来什么,这个才更为重要。我现在只写了一篇与地震有关的文章,还是给欧洲杂志的,后来给了《作家》杂志,应该会发出来。
记者: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让作家在公共事件中缺席?比如勇气的缺乏?
余华:也不能说缺乏勇气。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一个是个人的兴趣问题,有些人就热衷参加文学方面的活动,其他的一点兴趣都没有,还有的作家,反过来对文学活动没有兴趣,对其他活动有兴趣。我觉得主要是兴趣的问题,这也是作家的自由选择。所以我说我们这一代作家是最后一代忧国忧民的,比我们早一点的,王安忆、史铁生都一样,(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就不像我们那么忧国忧民了。我估计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作家们恐怕再也不会像我们那么忧国忧民。这跟我们的生活经历有关。这也没什么坏处,西方早就走到这一步了,比如说拉美的年轻作家,也早不像马尔克斯那样写了,因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
记者:你说你对无关文学的活动很感兴趣,是不是这对你的写作而言更有帮助?
余华:主要是可以满足我的好奇心,没有直接帮助,但是有间接帮助,能了解好多事情,这个非常有意思。(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北大西语系的教授赵德明翻译过略萨、马尔克斯的书,他写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说略萨、马尔克斯都悄悄地来过中国,跟他都见过面,他们根本不问中国有哪些作品,有什么作家,拼命地只问中国的社会、经济,对他们来说,文学不重要,中国有什么小说一点都不重要,他们的好奇心根本不在这上面。
本报记者蒲荔子
实习生曾丽张禾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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