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英语”,又非赶上奥运这个契机,美国退伍陆军上校杜大卫(DavidTool)即便打过北京出租车司机孟寒光的的士,估计从此也会与他毫不相干。
事实是,杜大卫从未坐过孟寒光的的士。然而在距离北京奥运会还有444天时,他俩被“英语”联系在了一起。只因那天,新加坡纪录片导演莲·派克(LianPek)扛起手中的摄像机,决定拍一部中国人学英语的纪录片。
就这样,北京的士司机孟寒光、外教杜大卫、退休老人杨景琇、警察刘文立、广州小学生李琪琪、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等,这些原本毫不搭界的人,陆续被她摄入同一部影片,甚至同一个镜头之中。
“我需要的就是不同的人身上发生的故事。”莲·派克说。这位女导演力图通过这些故事,来记录中国发生的变化。她原本带着不解和疑问,试图从这群角色完全不同的人身上,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但她最终也没有找到,却被镜头中的一个个具体角色所感动。
镜头中的人们要讲述的故事,都事关一个共同的主题:英语。
中国人很明显已经患了英语狂热症 2008年7月13日,星期日,北京枣营北里小区的国际青年中心在上午9时才开门,但几位头发花白的老人8时半时就守候在门前的石凳边了。75岁的杨景琇老人匆匆锁好自行车,对正准备进门的老李打招呼,不是“吃了没有”,而是“Goodmorning”。一直到11时课程将近结束,两个头发全白的老人交流时,再没用一句中文。
同老杨前后脚进入国际青年中心的人,是一群与他一样早已退休、头发花白或已谢顶的老人。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北京奥运会城市志愿者。这一天恰好是北京申奥成功7周年的纪念日,很多地方在举行庆祝活动,这里的英语沙龙则如常进行。
老人们大声地朗读着英语。志愿者老师不停地为他们纠正着发音。这些场景,都曾被莲·派克悄无声息地收进了自己的镜头。
在沙龙上,为这群老人讲解点评的,是须发皆白的美国人杜大卫。
“你可以叫我"老杜"。”他指着自己名片上的中文名字用蹩脚的中文说道。脸上则挂着轻松的微笑。
学生杨景琇则没有老师杜大卫这么轻松。“时间总是感觉不够用。”老杨焦急地说。距离奥运会越来越近了,老人希望自己的英语水平能有个飞跃。
“每礼拜一、三、五的下午三点,我教一个加拿大人中文,他教我英文;礼拜二另外一个加拿大人教我们英语,礼拜四、日杜大卫教我们。礼拜六,我们去朝阳图书馆的银色年华英语沙龙。”他扳着指头数每周的课程,总感到时间不够用。
孟寒光则没有杨景琇老人这么充裕的时间。然而早在2007年5月22日,他就切实意识到“目前,学习英语是首要任务”。这一天出车时,老孟像往常一样,将车内镜子上自己用笔写的倒计时数字由“445”改为“444”。然后,他赶往公司去学英语。一路上,他一再对莲·派克阐释,窗口行业学习英语的重要性。
在公司组织的英语培训班上,孟寒光跟着老师念英语时总是最卖力。这让前来蹲点的莲·派克瞄上了,并决定将他作为拍摄对象之一。
作为CNN和BBC曾经的主持人和记者,莲·派克在过去几年,频繁地往返于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之间。每次到北京,她都感受到这个城市在改变。
不过,最让她印象深刻的,不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宏伟建筑和比赛场馆,而是身边讲英语的人越来越多了。
“我想研究这背后更多的东西:他们在哪儿学英语?谁教他们?这种学习英语的范围有多广泛?”莲·派克在给记者的邮件里这样写道。在她看来,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跟世界做生意的统计数字,人们在媒体上看到和听到的已经太多了。而她想做的,是真正了解中国人如何通过英语来与世界接轨。
中国给了她做这件事情的机会。2008年春节期间,在老舍茶馆,门口迎接她的服务员,吆喝时一口的京味,用的语言却是英语。在大董烤鸭店,在秀水街服装市场,在出租车公司,她看到人们为了念对某个发音,不厌其烦地重复练习,各个单位的英语培训搞得如火如荼。而在广东,她遇到了正在举办疯狂英语训练营的李阳,和一群正为英语疯狂的年轻学生。
当了解得越多,她便越对这场英语学习的全民“运动”感到惊奇。在她看来,任何国家都不会像中国这样,因举办奥运便会如此疯狂地去学习英语。当看到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竟像孩子一样,充满激情地钻研英语时,她最初的惊奇,变成了最终的惊喜。
“从学生到老人,中国人很明显已经患了英语狂热症。”莲·派克赞叹道。
这是为什么?她想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