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怎样才能听到真话，或者听到更多的真话，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平常，但在实际上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重要问题。
一些地方“真话”为何会“没有市场” “说真话”是一种社会的德行。这是一种既可以被鼓励培养，也可能被逐渐消灭的社会德行。
换句话说，人在江湖，无论是说真话、听真话或者说假话、听假话的偏好选择，除了先天的本性之外，更是源自后天感染，亦即“习得”或“从俗”。对于一个社会群体而言，通过一定时间的“培养”，说假话就会成为习惯。这种培养的本质，就是当它说真话的时候便受到惩罚，而在“掩饰”与“撒谎”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好处，至少是可以规避惩罚。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由此得到印证。这其中还有一个更为“哲学”的问题，即一个人“说真话”或“说假话”的习惯本质，究竟是后天习得，还是有先天的基因作用。由此引申开来，如果是后天习得的习惯，那么它是否会因为进化的选择而进入未来人类的基因？
为什么往往“假话有市场”：经济学视角里的“真话” 以经济学的语言来解释，说真话是“供给”，听真话是“需求”。需求决定供给，如果没有足够的需求，那么关于“真话”的“供给”必定趋于萎缩。换言之，“真话”的供给取决于需求。在一个根本不存在“真话”需求的社会环境中，不可能存在任何有价值的“真话”的供给。反之亦然，如果在一个市场环境中，说假话成为风气，“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那么作为“供给”的假话便会大行其道，这就是坊间百姓所深恶痛绝但却基本无力改变的“假话有市场”。前些年在某些地方的统计数字中，“掺水”现象严重，省市领导机关发布文件要求“挤出”经济发展数据中的水分，竟会成为重要的“新闻”，足见“说假话成风”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
按照法制社会“公序良俗”的原则，即文明人类的道德共识，“说假话”是“不好的”；终其极致的“假话”，便是违法。若从“凡事必有成本”的角度考察，无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都会有“成本”的付出。说真话的成本，是“守法成本”，说假话产生的付出，就是“违法成本”。当说真话的人不断受到惩罚，也就是要付出更高的“守法成本”的时候，真话便会绝迹，而假话必然盛行。人们形容一个社会的状态，可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也可以说在某些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假话没有市场”。反之亦然，在有些社会环境中，也可以形成“真话没有市场”的局面。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公序良俗的概念逐渐扩展到经济领域，即为了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而对经济自由予以限制的公序。按照现代经济学已经阐明的规律，一个市场风格的形成，主要取决于统辖并调节控制这一市场的“制度”。“假话”相当于商品意义上的“假冒伪劣”，在一个鼓励“假话”的市场中，“真话”只能退出。而当一个制度体系不再遵循“公序良俗”原则的时候，这个体制所代表的社会便没有真话可言。
在涉及环境问题的诸多制约因素中，制度因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说真话与说假话的问题也是“环保”问题。自然界里的生物，包括人，赖以栖身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受到毒害，被称作“环境污染”；而假话成风，受到污染的则是社会人群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科学家经过长期的研究得出结论：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关键，既不是金钱，也不是技术，而是制度。换句话说，在涉及环境问题的诸多制约因素中，制度因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个结论，在解释或者解决因为“假话”造成的社会污染方面也完全适用。在宏观讨论的层面，没有真正得到净化的制度，就没有真话的市场。说真话的市场不能形成，因为“说假话”而造成的社会污染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干部要想听到真话，进而听到更多的真话，最为首要的先决条件，是我们的干部本人必须出以公心，“希望”听到真话，从而在自己负责的“一亩三分地”不断培育“真话”的市场。希望听到真话的干部，通常自己也倾向于“说真话”，或者选择“不说假话”。(龚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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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支招：要听真话，不能只走寻常路子
特约嘉宾 (以发言顺序为序)
苏是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稽查特派员
蓝蔚青 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研究员
王建政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教授
主持人 人民论坛记者 曾金胜
用法制和制度保证群众说真话 人民论坛记者：贵州瓮安县“6·28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含泪说：“瓮安不安，老百姓不敢讲真话，是我们的责任。”在社会上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苏是嵋：领导干部听不到真话，反映了政策、法律的制定，不是很完善。比如在听证或决策征求意见时，一些所谓民意代表，不是利益的相关体，而被动的利益相关体则没有人代言。这个渠道怎么去实现，关系到能否真正听到真话的问题。
蓝蔚青：当今的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动之中，我们正在从事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探索，贯彻执行决策的过程中出现始料未及的情况是很自然的。只有听真话，才能及时完善决策，使决策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掩盖问题，拒绝调整和完善，恰恰会阻碍决策的贯彻落实，最后导致对决策的怀疑和否定。
但是，干部如何能听到真话，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古代有识之士就已清醒地看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何况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防民之口”更加困难。“彭水诗案”、西丰县公安局进京抓捕记者等等，无不以钳民之口者身败名裂而告终。一些干部为了掩盖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择手段地阻止群众说真话，以致不断加重自己的错误而不能自拔，其深刻教训值得记取。
王建政：瓮安“6·28事件”的发生提醒我们，要用法制和制度保证群众说真话。保证群众不因为揭露了某些不正之风，或发表了和领导干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而受到歧视和迫害，保证“言者无罪”、“言之合法”的公民权利。
要真正听到真话，不能只走寻常路子 人民论坛：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领导干部如何才能更多地听到真话，也许每一个干部都有自己的办法。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同国内网友在线交流。因此也有人形象地说，高官上网，是21世纪的“微服私访”。在新时期，领导干部听真话的渠道和途径如何拓展？能否理出其中的规律？
苏是嵋：至于听到真话的途径，首先要有一批基层的朋友，你是从基层出来的，他们平时对你很信任，一旦政策有所偏差，他们敢于和你说真话。另外，我们到地方稽查，很多情况也是通过微服私访的方式得到的。要真正听到真话，不能只走寻常路子。真话不是没有，看你想不想听。
蓝蔚青：要听到真话，根本在态度，见效靠方法。所谓态度，就是欢迎群众说真话，鼓励群众说真话。这首先需要正确看待真话以及反映问题的真话可能带来的后果。一些干部无非是怕反映问题的真话对决策的贯彻、社会的稳定、政绩的评价、领导的威信带来负面影响。其实毛泽东早就说过：“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广大人民群众对各种社会问题是有心理承受能力的，而掩盖问题恰恰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至于政绩的评价，领导的威信，要相信“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人民群众和上级领导不会对干部求全责备，我们的干部考察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之中。不仅要严格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而且要大力倡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听到真话要给予积极的回应，对反映真实情况、揭露问题，对科学决策和惩治腐败作出贡献的还要予以奖励。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多掌握着或大或小的权力。如果滥用手中的权力剥夺群众说真话的权利，那就是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另外，互联网已经成为听真话的重要渠道。我们的总书记和总理日理万机，还经常上网直接了解民意，一切想听真话的干部都应该充分运用这个渠道。另外，各种媒体是主要的信息平台和社会舆论的代表，要引导和支持媒体当好人民的喉舌，决不允许滥用权力阻止媒体说真话。各级人大和政协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参政议政的制度化的渠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因此在人大和政协的各种活动中更要倡导讲真话不讲套话。
调查研究要动真格，不能“作秀”。前呼后拥，层层陪同，事先精心准备甚至排练，往往听到的是空洞的套话，这样的调研效果肯定要打折扣。前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下基层调研时高声喊“干部们给我退下去，农民朋友们走上来。”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振声要求领导干部汇报工作不拿稿子，都是为了听到真话。
王建政：领导干部要想听到真话，首先要从作风上拉近和老百姓的关系，到基层调研要轻车简从，不事张扬。其次，还必须能够为群众解决现实当中需要解决经过努力又能解决的问题，如果反映了问题没有任何效果，老百姓也就懒得再去说空话了。第三，领导干部要有良好的品质和人格魅力。作风粗暴、专横跋扈的干部，人们必定对他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去和他亲近说心里话。长期以来，有些领导同志习惯于代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习惯包办代替。因此出现了一些形式上走民主，实际上是为了实现少数人意图、或把少数人的意见通过形式上的民主强加给群众的现象。群众自然也对这种表面上的民主不感兴趣，因为说了也没有用，“不提白不提，提了也白提”。
要健全和完善使人民群众真正能够表达自己意愿的制度和机制。比如，现在我们已经实行了代表任期制度，那么代表在任期内就要经常走访自己的选民，及时地把本选区选民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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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缘何往往让位于“利”
应当说，对真、善、美的价值和理想，每个人都会表示赞美和拥护，但当彼此走进工作或者人际交往的社会领域时，具体的人和事往往就遮蔽了真善美的冷静与深沉。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尤其是这些具体的人和事实实在在地与各种各样的利益考量联系在一起时，“真”自然就让位于“利”。每个人优先考虑和誓死捍卫自己的利益，这在今天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日渐进步的观点，甚或被奉为英明处世的人生哲学。
或许这是市场经济在发展崛起过程中的宿命或必经阶段，但无论如何，见“利”忘“义”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选择利益，不一定必然注定要选择谎言，正如选择智慧区别于奸猾一样，如果我们的民族和中国市场经济连这一点都不能理直气壮，那还谈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和前途？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当国人热衷于优先选择物质的丰盈和充足时，此举本身无可厚非，因为我们过去太穷了，大家饿怕了，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都可以理解，但在选择物质生活的同时，我们需要精神生活，不能无视人的精神需求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不就是希望缔造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吗？科学发展观反复阐明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物质和精神同步发展，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要全面协调、统筹兼顾。
具体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就是要从小事做起，从说真话、听真话做起，没有真实的信息就无从决策，没有正确的决策就会贻误我们的事业。(曹鹏飞)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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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话的解码：话语·语境·文化
语境变迁下的讲真话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见，他是提倡讲真话、讲实话的，也希望各级领导人广开言路，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意见。我们要了解讲这段话时的背景，即语境。
在延安整风时着重批评王明的教条主义，即照搬共产国际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来自以城市起义为中心的十月革命的经验，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农村的调查，总结了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形成了不同于共产国际的新的理论体系，提倡讲真话，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全党接受了新的理论体系和新的话语。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在延安整风时，发生了王实味事件。看来，王实味不了解当时的语境，把“言者无罪”看作是可以对领导人进行任意的批评，把大字报贴到延安的大街上，造成了混乱。毛泽东亲自去看大字报，制止了这种做法。至于王实味以后被康生打成“托派”，被彻底剥夺了话语权，这个冤假错案已经得到了平反。
建国以后，王实味事件似乎仍在不断重演。尽管一次又一次提倡讲真话、讲实话，甚至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但是，这类冤假错案却愈来愈多了，一直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话语和语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离开了实事求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而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话语体系中，并且把这种话语同无产阶级文化相等同。在这种语境下，讲真话，就会变成“阶级敌人”。
可见，建立科学的文化观，对话语和语境有重要的意义。其实，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实际上来源于前苏联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反前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这种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从总结全人类文化的科学观点来看，就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在美国建国初期，在建国的领导人之间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人受英国的影响，也有人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华盛顿任总统时担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任总统时担任副总统的布尔为此进行决斗，以汉密尔顿死于布尔的枪口下而告终。华盛顿的继任者亚当斯和杰斐逊从中吸取了教训，在他们晚年的通讯中，不断研究如何把英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国大革命时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论结合起来。他们的继任者麦迪逊以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善于妥协和合作著称。把希腊崇尚自由的理想和罗马的法律制度结合起来，本来就是欧洲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美国建国时的领导人也是从自己的教训中去研究借鉴人类文化的成果的。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话语和语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得益于30年前提倡的思想解放，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假大空，主张说真话，说实话。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话语，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以人为本”的新话语，使语境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自然愿意听取各种意见，集思广益，人民自然愿意诉说自己的要求，以提高人民的福利，两者形成良性循环。最重要的是“以人为本”的话语是同世界人文主义的优秀文化传统相通的，因此，具有深刻的文化底蕴和巨大的生命力。
着眼于建立各种规范性的话语沟通制度
鉴于历史经验和教训，提倡讲真话时仍然要注意以下几点：提倡讲真话，不是搞群众运动，而是着眼于建立各种规范性的话语沟通制度；把新闻媒体的正确导向和反映民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新的话语和语境下，这两者是统一的；提倡和鼓励制度创新，养成相互谅解、尊重和合作的风气；重要的是要提高文化修养，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修养，崇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了文化的底蕴，有利于话语的沟通，而这种沟通又有利于文化素质的提高。(荣敬本)
(作者为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9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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