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无缘诺贝尔 学者称无需外在标杆来证明

王德威

　　核心提示:

　　香港中环广场,潮水般的人群随一块块红色“书展”指示牌被分流,漩涡似地注入香港书展入口……7月23日至28日,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每天超过10万人次的入场量,让远道从美国哈佛大学来的王德威教授不禁感叹,在这座亚洲动感之都光鲜外表、物欲外衣下所掩藏的文化脉搏之律动竟是如此强劲。

　　由于距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仅有两个多星期时间,今年书展的主题由去年的“阅读香港”变为“阅读世界”,邀请到的主讲嘉宾也更具国际身份,从美国哈佛大学夏志清弟子、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著名海外学者王德威,到两度摘取过美国文坛最高小说奖———“福克纳笔会奖”的旅美作家哈金,再到近年来被网络传为诺贝尔奖下一个得奖者的阎连科……

　　在本届书展,这些国内外知名的作家、评论家将眼光瞄准中国当代文学“世界性”的问题,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发展了近3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究竟一如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说的“纯属垃圾”?还是深藏着还不被西方认知的“世界水平”?记者专门采访了美国哈佛大学王德威,以及著名作家阎连科等人。

　　研究者说——

　　对话哈佛学者王德威

　　中国当代文学绝不是“垃圾”

　　对应香港书展“阅读世界”的主题,王德威在题为《文学行旅世界想象》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在基本的创作场域上,早就以全球化的坐标为出发点。“无论是江南的苏童,还是西北的贾平凹,可能创作的是一时一地的生活经验,或者是对所在地一个区域人情风物的写照,但经过网络的后现代传播,他们的影响已经是世界性的。”

　　针对德国汉学家顾彬说法中国当代文学绝不是“垃圾”

　　作为海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著名学者,王德威在美国有一间工作坊,常年来,他把台湾的当代文学重要作品翻译给西方读者,同时把大陆的当代文学介绍给台湾,介绍给美国。

　　王德威认为,在今天这个繁复的时代、资讯的时代,文学必须处于一个流动的状态,必须比以往呈现传递不同的现象,建构不同的对未来的憧憬,“文学不应该为一时一地的生活经验所局限,而应当远远超过我们对现实的认知,被放大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过去发展30年里呈现出来的这种丰富性、想象力的“井喷”,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五四”文学遗留的“转移性情,改造社会”(鲁迅语)的定位与功能。

　　针对德国汉学家顾彬“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的指责,王德威认为,顾彬的言论属于“一竿子打翻一条船”。

　　巴金、茅盾、老舍文笔很差?当代小说写作回归文学本质

　　王德威主张从更广泛的定义看待中国当代文学,因此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里,不仅包括大陆作家王安忆、贾平凹、阿城、莫言、余华和阎连科等,更包括了大批台湾、香港以及新马地区、欧美地区华人的当代文学创作。比如,30年前初出台湾文坛即被誉为“小张爱玲”、今已跻身台湾文坛大将的台湾作家朱天文；毕生希望回到中国大陆寻找文化精神归属的马来西亚籍作家李永平；以及为回归之前的香港社会写下一幅又一幅惊心动魄众生相的香港传奇女作家黄碧云等。

　　德国汉学家顾彬曾戏谑地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是一杯粗制滥造的“二锅头”,而现代文学才是芳醇浓郁的“五粮液”,王德威的观点恰恰与之相左。他认为,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和功能确实被无限放大,使其承载了它无力承载的重负,而导致了文学道义化、功能化、政治化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结果。

　　一如“80后”小天王韩寒对中国近代文学的指责:“巴金、茅盾、老舍的文笔很差”。王德威指出,近3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已经对“五四”文学传统作出“回归”:当代文学不再担负五四新文学时期梁启超所讲的“有益世道人心”、“经国大业”等重任,而变为一种更为精致的“手工业”。当代小说写作已经擢升为一种神秘的“炼金术”,完成了对纯文学更为本质的“回归”。

　　“五四文学传统是,文学写作要反映人生的真实,为心灵和地理上的原乡中国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但21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已经把心灵放在更驳杂、宽广的对"异乡"的想象里进行,呈现出更为繁复、缤纷的境界。”王德威举了阿城和阎连科为例:作为80年代寻根作家重要代表人,阿城笔下的乡土情怀已经不局限于出生地,而是从他上山下乡途经的每一个“异乡”———内蒙古、山西、云南,培养了作家对乡土的独特看法；阎连科虽然一直以自己故土河南贫困老家为创作源泉,但无论是《受活》的残疾人,还是《丁庄梦》里的爱滋村村民,都呈现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异乡”特质。

　　王德威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发展30年来通过原乡与异乡各种交织缠绕的想象,铭刻了一段对中国当下纷繁精彩现实最缤纷的多轨迹记忆,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

　　为何频频无缘诺贝尔奖?中国当代文学无需外在标杆来证明

　　究竟是什么阻挡了中国当代作家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王德威对这个问题一笑了之:“这说穿了就是一个翻译的问题,绝对是一个语言障碍的问题。”他认为,在国外文学市场,基本上很少看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精妙的翻译,无论是英文、法文、瑞典文的翻译障碍,严重阻挠了中国当代文学问鼎世界文学大奖的道路。

　　这个观点不禁令人联想起钱钟书生前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连连指责:“诺贝尔发明炸药的危害还不如诺贝尔文学奖的危害为甚”；“巴金的书译成那样,那种烂译文本谁会给奖?”；“中国作品就一定得译成英文才能参加评奖,别的国家的作品为什么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王德威指出,若是以大国崛起的心态看待诺贝尔文学奖,其实会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已无需要这种外在的标杆来证明。

　　尽管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频频“辩护”,王德威依旧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上面临的严峻问题:“令人担心的是,一批在80年代业已成名的中国作家,新世纪后创作上呈现的普遍水平下滑趋势。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些曾经令我们崇拜、激动的中文作家,今天的作品很多都让我们失望。”

　　1

　　阎连科

　　作家说——

　　对话乡土作家阎连科

　　坚守乡土写作,也就具备了世界性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近年来最红火的代表人之一阎连科,近期推出了自己的新作《风雅颂》,再度引发较大争议。然而他的新作,在网络上被风传为2008年中国当代文学可能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

　　阎连科带着他的新作,在本届香港书展上的亮相,也带着他满口的河南口音来与读者和媒体对话。在本报记者专访中,阎连科畅谈了乡土写作与世界性的问题,从中也许更能在细微处体验中国作家未来走向世界的一些可能。

　　谈写作身份:让乡土的疼痛感保持灼烧

　　记者:土耳其著名作家帕慕克说过:世界著名的大作家康拉德、博纳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徙而为人所知。背井离乡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但您的写作似乎总是离不开故土———河南。

　　阎连科:我是完全来自于乡村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幸运的,因为我恰恰很幸运地出生在河南的农村———中原,中国的最中心部分。某种程度上讲,今天的中国最复杂最深刻的情况都能在河南的农村里找出来。河南不像广东的绝对繁华或大西北的绝对贫穷,纷繁地夹杂着最富裕、最贫穷、最保守、最边缘化的东西。某种意义上看,今天的中原恰恰是最能体现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想,只要我能守住这样一块土地,就从一定程度上守住了中国的一部分现实,从这个角度上讲,无论世界发生多么大变化,我只要守住这一块乡土,也就守住了世界。

　　我始终认为,作家的“根性”非常重要。一个作家后天可以写美国的生活,写非洲的生活,去三天写成一篇很棒的游记,但这都是后天养成的。一个作家真正能写好什么呢?这是由先天决定的。比如我阎连科是农民的孩子,一辈子绝对不能写出广州富人的城市生活,因我出生在河南农村,决定我的学习经历、阅读经历,进而决定了我的整个命运。

　　对比一下哈金,他去了美国,用英语写作获得了美国文学的大奖,但他的命运不是阎连科的命运。对于阎连科来说,他只能守在这样一块家乡的土地上,那是我写作的唯一资源。所以说,作家命运的不同必然导致作家写出不同的作品,不同的作品又继而导致作家不同的命运。

　　记者:但如今您离开老家多年,移居北京生活,您如何保持与乡土命运的联系?

　　阎连科:我想,一方面肯定是凭借记忆,大家都知道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作家写作的最重要资源。如今,我每年都回去几趟,恰恰这一段距离,能让我随时回到乡村去,又能在写作上带来一个距离感,能在写作上更清晰地认识农村现实。北京的生活可以视为河南乡村生活可能的一个参照,另一面镜子,可能让我更能看清楚乡村深层的东西。比如对权力的认识,对欲望的认识,对男女爱情的认识。

　　我经常说,我们的村子就缩影这一个中国,村长对于我永远是一个绝对领导,如今回去每次见到村长我都很敬畏。表面上看,我和河南老家的联系可能更松散了,但精神上的联系其实更加紧密,乡土生活魂牵梦绕在我的生活里。比如直到今天,我依旧是一个非常小农意识的人,老家的一块宅基地被邻居占了一垄,这样的事情对于我的震动性,几乎比我们国家一片领海被外国占了去更令我感受切肤之痛。再比如某一天,村子里的一个老人死了,肯定有一整晚上我会辗转反侧,感觉身上的某一块东西丢掉了……我就始终让这种疼痛的联系不被割断。

　　我想,无论是奈保尔还是博纳科夫,他们最深层的文化之根仍然是原来故土。尽管他们客居异国,用别国文字写作,但这种距离感恰恰使他们对那一块家乡土地有了更为深刻和复杂的认识。我所说的这个“绝对个人”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作家必须说出对故土、对自己民族和国家一段历史和现实,最个人化、最为独特的认识。一个伟大作家的写作命运,必须参与到这种独特的认知之中,否则很难写出传世之作。

　　记者:有人说你的新作《风雅颂》可能入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阎连科:大家都以为中国作家有一个诺贝尔奖情结,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

　　谈到作家的个人写作如何具备“世界性”,我觉得这根本不是作家所能决定的。今天我们所讲的文学的“世界性”,无非就是指获得美国和西方的认可。但可以这样讲,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他们对中国都在脑子里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东方主义”。有些作家的小说迎合了这个“东方主义”,就获奖,就在西方受欢迎,但他们对中国现实依旧非常不了解。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对西方的理解远远超出他们对于我们的理解,基于这个原因,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更是应当为自己的内心写作,别期望按照别人对你的理解去创作、去获奖。因为所谓的这个“东方主义”想象必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转变,那时候,今天在国际上获奖的那些中文作品就要过时,成为垃圾。

　　谈新作:《风雅颂》写的是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危机

　　记者:《风雅颂》受到诸多质疑,认为您在歪曲高校教师,夸大了负面。

　　阎连科:这个小说争议很大,有人说我写的是北京大学,还有人烧书,但我说过很多次,大家应该把《风雅颂》看作是阎连科的一个精神自传。有人把《风雅颂》看作我开始从乡村写作转入城市写作,这是一个误读。因为其实高校到底怎样,对我并不重要,《风雅颂》的核心写了一个从农村走入城市的知识分子杨科,当他在城市生活了多少年之后,他忽然发现,这个世界不属于他,整个社会现实、体制、城市中的爱情都与他没什么关系,当他想要回到乡村的时候,却发现乡村也已经变了,他已经回不去了。《风雅颂》的核心是,写了一个来自于乡村的知识分子,灵魂的无家可归的生存状态,表达了我对知识分子丧失精神家园后的一种焦虑。

　　记者:对于知识分子的形象,有人把《风雅颂》与贾平凹的《废都》作对比。

　　阎连科:也许中国的文学作品专门对知识分子发表理解的作品不多,所以,会有人拿《风雅颂》与《废都》甚至《围城》作对比。但这三部作品在我心中写照了三个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

　　《围城》是钱钟书的知识分子,因为他的文化背景,他写出的是知识分子眼中的知识分子,写出了那种散淡、矜持的个性,堪称一部极具个性的优秀之作。《废都》不能说有贾平凹的生活影子,但至少写出了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知识分子那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与《风雅颂》里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不一样。比如,《废都》里的80年代知识分子形象虽然精神上空虚堕落,,但生活里还能够掌控自己。而《风雅颂》里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变化,比如主人公杨科发现自己连日常生活其实都无法掌控。

　　记者:对于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社会上也有一些批判,比如一些经济学家对于股市、对于楼价带有利益属性的分析和发言。

　　阎连科:《风雅颂》里我对今天知识分子的认识(不包括全部人),相当的一批学富五车,没有用武之地,他们的才华变成了饭庄上的谈资,或者面对女人时候的谈资,但是面对公共场合、社会大众的需求,他们却不敢于发表自己独立思考的言论。

　　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迅速商业化被不少人诟病。比如经常有一种经济学家、高校教授,被请去为大公司演讲,出场费5万、10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学者竟然像歌星走穴一样,也都配备了经纪人。我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知识分子中如果在传播自己的思想时,还想着要有人替他们讨价还价,是非常值得深刻反思的。

　　有人说《风雅颂》写得如此放肆,歪曲高校生活,扭曲知识分子形象……我就干脆将其解读为阎连科的一部精神自传。虽然阎连科不是大学教授,不是《诗经》专家,也没有去找过小姐。大家都说阎连科是在夸大和扭曲,说句心里话,我只希望从这部小说体现我对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些理解,最大限度地体现,这就够了。(李培）

　　2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