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的N种调查方式

插图：李峰

　　来源：南都周刊

    公款吃喝是我国长期以来难以根治的顽疾，有网友甚至认为每年公款吃喝总数够建几十万所希望小学，还可以顺带买艘航空母舰去公海遛弯。为了弄清我们官员的胃口一年可以容下多少希望小学和多少航空母舰。经请示广大人民同意，决定采取招标办法进行发包。

　　各体制内单位机构以及私营企业或个人均可竞标。要求经费控制在十所希望小学以内，结论必须赶在下次有网民再问这个问题之前。

有意者请发投标书到《南都周刊》，并可以继续说明调查公款吃喝的意义何在。总之，理由越多者越有优势；能开发商机者，更有优势；自带水杯，不让本部门花一分钱者，更能优先再优先。投标书截止时间2008年7月24日。

　　公款吃喝调查办

　　2008年6月19日

　　当很多学者对黄仁宇先生优雅详细地描述历史细节赞叹不已时，却对其理论结论“古代中国的衰落在于缺乏数字化管理”，往往不以为然。中国问题如此复杂，怎么能概括出一个“缺乏数字化管理”呢。

　　除了受韦伯现代理性的影响，我想这也许与仁宇先生早年的军旅生涯有关。当他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描述宋朝军队管理的混乱“因为上层的压力，以少报多乃是一般现象。同样的情形，军队各单位也虚报人数以便获得更多的粮饷，他们明知道发下来的时候还是要打折扣，因此也不得不虚报。这一单位如此，另一单位也一样，否则只好吃亏。本千年的初叶，宋军总数即超过百万，朝廷屡次派员查“冗兵”，却都没有明显的效果。”当年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的经历一定会浮现在眼前。一个连自己有多少兵都搞不清楚，更算不清兵饷都花在哪里的朝廷是无法实现有效管理的。更经典的例子就是也曾风光一时的“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哪三不知呢？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他的结局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小家大国都要算账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家庭，要做到管理上井井有条，确实从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个会计学问题。从小往大讲，一个家庭都得有个记账本，越是钟鸣鼎食之家，越是马虎不得，就像红楼梦里有一回，谈到大观园开源节流的问题，薛宝钗说：“我替你们算出来了，有限的几宗事：不过是头油，胭粉，香，纸，每一位姑娘几个丫头，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处笤帚，撮簸，掸子并大小禽鸟，鹿，兔吃的粮食，不过这几样，都是他们包了去，不用账房去领钱.你算算，就省下多少来？”平儿笑道：“这几宗虽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得下四百两银子。”

　　一个企业更是这样，管理会计的目标就是要以企业现在和未来的资金运动为对象，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为企业内部管理者提供经营管理决策的科学依据。有时候一个企业生产地很热闹，突然发现自己越生产越亏损，就像我曾经采访过的飞跃缝纫机，邱继宝被前朱总理赞为国宝，把缝纫机做成了世界品牌，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企业，摊子就铺得非常大，在市场环境好的时候显不出问题，外部环境一有变化，问题就暴露出来，等发现资金链吃紧常常已经晚了，临时抱佛脚陷入高利贷的泥潭。从宏观上你可以怪大环境的问题，但是像飞跃这样一个有这么好的附加值优势的品牌企业能办不下去，一定是平时的企业会计系统出了问题，账面收入和支出不能体现企业运行的真实消耗。

　　而一个国家如果算不清楚账，遭到教训是迟早的事情，1949年之后的中国政府最初并没有意识到算账的严肃性，这也许是一种延续的习惯。电视剧《亮剑》中有一个细节让人难忘，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决定打县城，召集分散的队伍才突然发现“怎么冒出这么多人啊”。在马上打天下的“野蛮生长”中，算账似乎并不重要，也无暇算账。建国初期我们从苏联移植过来的集中型统计体制，强调业务工作的垂直领导和管理制度的集中统一，今天看来这套统计体系也是非常粗糙的。但即使这样，在高涨的浪漫主义激情面前，这套统计体系也显得过于专业和精致了。

　　半天干活半天休闲的起源

　　当共和国的领导人志得意满的时候，为了推动统计工作的大跃进，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严厉批评“墨守成规”的统计工作，指责从苏联“照搬”的统计制度压抑了干部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压力下时为统计局长的薛暮桥4月初在国家统计局机关大会上作了反教条主义的报告，掀起了批判教条主义的高潮。为了“猛烧教条主义、彻底解放思想”，国家统计局于4月16日-23日又召开了五次反教条主义的大会。国家统计局及地方各级统计局还张贴出许多大字报，狠批“僵死”的规章制度。到了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统计工作的两种做法》的社论，提出三点要求：(1)把统计工作同党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同群众的生产高潮结合起来；(2)抓住政治思想领导，讲方针、方向，不讲或少讲具体方法；(3)依靠地方，依靠群众。6月份在河北召开全国统计局长会议，从一个报告题目就可以看出那时的气氛“反右倾、鼓干劲、为加强统计工作的党性而努力！”于是全国上下一场“放卫星”的运动开始了。

　　这样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一国之首为粮食太多而忧虑。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县。徐水县提出全县产粮食12亿斤，毛主席说：“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5斤也行！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办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

　　接下来高指标、高估产带来了高征购。1958年12月10日发表的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宣布：今年粮食产量将达到7500亿斤左右。中央认为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以此为基础，1958年的粮食征购量定为1175亿斤，比1957年的征购粮960亿斤增长了22.3%。1959年农村开始推行农田“三三制”原则，“三分之一种植，三分之一绿化，三分之一休闲”。再加上“放开肚皮吃粮”，就爆发了“三年自然灾难”。这个教训的结果是整个国家统计局不管用了，国家领导人的决策回到了最原始的状态。根据卫士李银桥回忆，1962年毛泽东要求他：“以后你每年回家乡一次，了解下边的情况，给我写汇报材料。”

　　“数字管理”的失误，给国家决策造成的损失，在大跃进和“文革十年”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现在还有不少新左派学者并不承认这些，在一次会议上我曾遇到一个印度教授拿出从1949年到1978年的一组数据证明，论证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为中国今天的起飞打下了经济基础，大饥荒是一些修正主义分子为了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编造出来的谎言。他自豪地告诉我那是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资料得出的科学结论。我只好说谁要是相信那个年代的中国“官方统计资料”就是实在不可理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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