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都是公款吃喝浪费的“连带责任人”,由多部门合作来治理公款吃喝浪费问题,无异于“左右手互搏”的“自体监督”。从来源上看,公款拜公众纳税所赐,官员不过是公众授予权力和公共财政的代理人,自然有受公众监督的义务;不言而喻,公众是天然而且最合适的“异体监督者”。
因此,关键在于公众预算监督权的确保,只需要强化人大的预算监督即可。
近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寻寰中在接受中国政府网访谈时,否认中国各级党政部门每年公款吃喝消耗掉3000亿元的说法,经过研究,他们认为该数据有夸大性,但他亦坦言政府接待的开支确实不小。他表示,公务接待中的浪费问题受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批示,要求多部门合作治理,下一步按照总理的要求,一定要在刚性的制度上取得新的进展。
即便确实如寻寰中所言,3000亿之说有夸大其辞之嫌,但政府接待开支“确实不少”的既定事实,说明公款吃喝造成的浪费已然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应该说,公众期待公布确切的数据。
公共财政领域的“暗箱数据”,就像广告语那样,“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想多远”,在程序正义和知情权双重缺失的语境下,对于3000亿之说,公众不仅宁愿信其有,而且更愿意肆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顺着这样的逻辑推理下去,多部门合作治理,一定要在刚性的制度上取得新的进展,恐怕让人难言乐观。因为“多部门”本身都是公款吃喝浪费的“连带责任人”,由其来治理公款吃喝浪费问题,无异于“左右手互搏”的“自体监督”。更何况,一旦“连带责任人”过多,即使再强硬的“治理风暴”,也会被大行其道的潜规则消解于无形。
从这个意义上讲,刚性的制度不能从“自体监督”中探索出来,而只能在“异体监督”中逐步完善。对于公款吃喝浪费,不言而喻的是,公众是天然而且最合适的“异体监督者”。公款从来源上看,拜公众纳税所赐,官员不过是公众授予权力和公共财政的代理人,自然有受公众监督的义务;从监督效果上讲,由财产所有人监督财产的使用状况,是最好不过的制度安排。毕竟,公款吃喝中的一个“公”字,就表明“自体监督”纯粹会演变成“崽卖爷田不心疼”。
公众对公款吃喝进行“异体监督”的关键在于公众预算监督权的确保,将治理公款吃喝浪费的权力交给公众,不用去寻找刚性的制度,只需要强化人大的预算监督即可。但遗憾的是,由于公众权利处于缺位状态,导致了公权力不需要甚至不屑于对公众负责。很难想象,在一个民主法治健全的社会中,公众甚至都不清楚公款消费的具体数额。所以说,目前的关键问题,不是试图设想通过“改造”运动员的精神世界或者制度世界,奢望将其转变成合格的“裁判员”,反倒是应该在“运动员”之外,用制度保证更合适的“裁判员”真正上岗,如此方能有效刹住公款吃喝的歪风。(志灵) (来源:羊城晚报)
(责任编辑:黄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