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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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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振宇 |
一个特殊的回乡客，一个特殊的志愿者。
有人在震后救援中寻找心灵的自我提升，有人在寻找心灵的自我救赎。
雷振宇，一个逃亡了11年的人。他说：“我是来赎罪的。”
雷振宇的故事有些沉重，但故事中的主人公的诉说有着震撼的力量。
“我的心很冷，我不是坏人，是和他们不一样的人。我只做错过一件事，现在，我赎罪来了。”雷振宇说。
雷振宇口述史/成都
地震让我痛下决心，
重返四川
5月21日晚，我坐在从上海开往重庆的火车上。一个人默默地坐着，心里既紧张又急迫。11年前的那个夜晚，月亮很亮，我也是一个人急匆匆地走在路上，既紧张又急迫。不同之处是，11年前，我急着要逃离家乡；而这次，我急着要返回家乡。
车厢里有很多人，他们叽叽喳喳地说着话，但并不影响我回想往事。11年前，我有爱我的父母，有上进的弟弟妹妹，我们一块儿生活在田园童话般的家乡。但是，在一个错误的冲动之后，我又错误地选择了逃避。从此，我辗转于泸州和上海，我的家人就像一个戛然而止的长镜头，淡出了我的生活。
我这次回家的目的，是自首。但在此之前，我要先去灾区做志愿者。
5月12日那天，我在上海并没有感到地震。但电视新闻将我的心揪了起来。我不知道汶川，可我知道都江堰。家乡有没有遭灾呢？11年没见过面的父亲情况如何？我会不会终生遗憾啊？
我每天看电视，捐了许多款物，但心里面最脆弱的地方还是隐隐作痛，那么多人在受难啊。
5月19日中午，全国默哀。街上的警报声、汽笛声尖利地叫在一起，身旁传来女同事的抽泣声。我垂头肃立着，心里像遭了一击。我决定了，那个思考了两年的问题现在有答案了：回四川自首。
上海到成都的火车票买不到，只好选择先到重庆。座位对面是一位女学生。深夜，一个“痞子”挤到我旁边坐下，开始和女学生聊天，天真的女学生说了家庭住址和QQ号。我冷冰冰地看着“痞子”，告诫他“夜深，该睡觉了”。后来，另外三个男人围过来，气氛很紧张。我把一只手伸进旅行包——其实里面除了衣服没有别的。4个男人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的心很冷，我不是坏人，是和他们不一样的人。我只做错过一件事，现在，我赎罪来了。
做志愿者，
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坏人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5月23日下午，我终于来到成都，心里忽然很伤感。我已经远行了许多年，确切地说是逃亡了许多年。看着陌生的街头，我想自己得做些什么。在火车上时，我想过，在自首前到灾区做些事情。我这样做，是为了帮助那些受难的人，也是对自己过去所犯错误的救赎，更是为了证明——证明我不是一个坏人，虽然我以前犯过错。
我在共青团成都市委报了名，很快就分配到了活儿——和另外30个人一起，到成都红十字会卸物资。工作强度很大，帐篷、方便面、矿泉水和棉被，不知道卸空了多少辆卡车，身上流着汗，衣服都湿了，心里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痛快。夜很深了，十多个志愿者挤在一间房子里，大家开始自我介绍，谈感受。有的志愿者来得早，还到废墟里救过人。想到自己来迟了，我心里着实有些后悔。
天花板上滴着水，落在脸盆里，溅起的小水珠落到脸上，凉凉的，我在水滴声中安稳地睡着了。睡前还想：原来想为灾区做点事儿，今天变成实际行动了，很踏实，很温暖。
第二天，我们到成都市120急救中心装卸药品。从上午10点干到了晚上10点，一辆辆卡车排着长队。这一天，特别累。这种工作很普通，很乏味，但是汗水流得越多，我心里越踏实，不再为自首那件事儿耿耿于怀。我原本想，自首肯定是要判刑坐牢的，据说监狱是很恐怖的地方。管不了那么多了。
从25号开始，我被分配到成雅高速（成都至雅安）收费站搞防疫，做了5天。领队看我干活儿卖力，岁数又比其他志愿者大，就让我做白班的组长。
做消杀工作是很累很苦的。消杀机器重五六十斤，再穿上厚厚的防护服，太阳底下一站，5分钟就大汗淋漓了。很多机器漏水，药水顺着衣服流下来，把衣服都染白了。我们组有一个山东来的女孩子余晓芳，才20来岁。别人说她不适合干这活儿，可她固执地抢过机器，比别人干得还要多。后来，在我自首后，就是这个女孩子陪着我，一直从成都送到了宜宾市筠连县看守所。
从风华正茂，
一直逃亡到了中年
防疫工作结束之后，共青团四川省委又安排我们到什邡市湔底镇双流村搞“双抢”（抢种抢收），我依然是12人小组的组长。
又回到了农村，很熟悉的感觉。除了地震遗留的废墟和受难的乡亲，它和我的家乡珙县那么相像。可是11年间，我基本已经忘记了家乡的模样。
1997年1月15日，我做了一件令我后悔了11年的事情，不，是一生后悔的事情。那天晚上，我拦住了一辆经过筠连县腾达镇的拉煤车。车到筠连县维新镇的时候，我把水果刀拿出来，很镇静、很专注地模仿着电视里的镜头，对20岁的司机说：“我需要点钱，请配合一下。”他先是惊诧，接着反抗，但很快又屈服了，拿出800多元钱。因为他说还没吃饭，我只拿了740元。之后，我惶恐地走树林、穿庄稼地赶回家中，对母亲说，“我和人打架了，先出去躲躲”。然后，我沿着泛光的南广河狂奔。
2002年的一个夜晚，我曾回过一次家，只看到了母亲。她劝我不管做了什么，赶快去自首。望着她由黑变白的头发，看了看破落的老屋，几分钟后，我狠心地离开了。我的生活里只剩下我自己。
从珙县逃到泸州，从泸州到上海。转眼间，我从青春逃到了中年，难道我注定要做一个逃亡者吗？如今，看着双流村的那些玉米地、木耳大棚，很难不让人想起以前的时光。
捡菌包、搭棚子，繁重的抢收任务让我无暇更多地回想过去。村民周树德在地震中受伤了，家里没了劳力。我边干活儿边想：受难的乡亲才真苦，我只要自首，苦难就会结束，心里也不会再受折磨。
干活儿中途，有两个志愿者加入了我们的团队，但是矛盾也产生了。我们最初从团省委了解到，在“双抢”的地方，由政府负责吃住，不能给灾区群众增加负担。但是，去了之后才知道：自己负责吃住。我主张按规定办事儿，不能给乡亲们添负担。可中途加入的两个志愿者说，“可以灵活一点儿，到乡亲家吃饭”。我们住的帐篷周围的活儿干完了，这两个志愿者自行离去了，还有两个队员要回学校上课。我想，是我把队员们带出来的，我就要保证大家的安全，征得组织部门同意后，我就带队回了成都。
近两年一直想自首，
总差那么一点点决心
6月3日，我们回到了成都。我掏钱开了宾馆，晚上请大家吃了个饭。饭后，我说：“我还有事儿，先走了。以后我看不了你们了，只能你们看我了。”大家都很诧异，不能理解。我就说，我要去自首了，很坦然地说的，因为早就决定了，所以当时一点也不紧张。他们惊讶得张大了嘴巴，眼睛直瞪瞪的，但还是相信了，鼓励我勇敢面对。
当天下午，志愿者们陪我到成都市检察院自首。晚上，在成都双南派出所，被警察用手铐铐着，我以很不舒服的姿势睡了一晚。错误是我犯的，终究要自己来承担。虽然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怨恨过父亲，但现在只有愧疚——11年没有尽孝，还为家庭带来灾难。
我高中毕业后一直做泥水匠，后来得了一种病，从1993年一直治到1996年，花了好多钱还是不能治好，我的心情越来越糟糕。抢劫卡车司机的前一天，我向父亲征求意见，想到大医院去看病。父亲很恼火：“花几千块钱给你买棺材，也不给你治病。”现在想想，其实父亲当时的压力也很大，他要供家，我弟弟妹妹要读书，他的承受能力到了极限了。可是，当时26岁的我，对父亲的苦衷无法理解，想到自己的人生还没开始，就这样夭折了，只能浑浑噩噩地活着，没了希望，一下子就哭了。当时我抢劫司机是处于疯狂状态的，只有一个想法：谁要惹我，我就跟谁拼。
这11年里，我逃亡泸州3年，逃亡上海8年，一直靠打工生活。在繁华的上海，每当夜深人静，“逃犯”这个词，就会像幽灵般复活。它像一把残忍的快刀，撕扯得整个世界都要崩溃了。我经常到书店看书，寻找排解不良情绪的办法，想让自己快乐起来。但是，那些方法只对普通的不良情绪管用，对“逃犯”这个幽灵是无效的。
没有了亲人，没有了友情，不能结婚，整个世界在我周围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墙，我理想的人生和现实是格格不入的。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忘掉“抢劫”那件事儿。可我错了，时间越长，那个幽灵对我的伤害越大。
近两年来，我一直想回家自首，但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决心。大地震来了，它让我幡然醒悟。
在筠连县看守所关押一个月后，我被取保候审，等待审判。7月11日，我见到了已经搬到自贡市的父母。“爹、娘，我回来了。”我不是情感外露的人，喜欢把情感埋在心里。当时，虽然我心里很激动，但更多的则是难受，哽咽在喉，哭不出，也笑不出。父母同样是。
我用11年的青春悟出了一个道理：世界上原本没有爱和恨。种爱就会收获爱，种恨就会收获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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