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脆弱的长城

长城，中国这座地标式的纪念碑，如今正遭受着人类和自然的双重夹击。没有人确切知道长城已遗失了多少

　　一个农民长城保护者

　　我面前的中国长城在一座山脊上蜿蜒伸展，碉楼和城墙构成一幅明王朝历史的全景画。本应沉浸在这幅胜景之中的我，却反倒注意起我的向导孙振元(音)的脚，跟在他后面攀越嶙峋的乱石，我不由自主地惊奇于他脚上的鞋子。他穿着一双带有极薄橡胶底的布鞋，更适合打太极而不适合在山峦起伏的城墙上长途行走。

　　变为城墙保护主义者的59岁农夫孙振元，每天巡视俯瞰着他的家乡——河北东部东家口村那段崩塌的16世纪城墙。

我们站在离位于漫漫尘沙中的长城西端尽头4000英里的地方，离它拐进渤海仅有40英里的地方。仅在170英里之外就是恍如另一个世界的北京。

　　在徒步攀行到山顶的瞭望塔途中，孙迈着敏捷轻快的步伐，只是时时停下来检视他布鞋线缝里散落下来的碎屑。“它们只值10块钱”，他说，“但我每两星期就穿破一双。”我快速默算了一下：在过去的10多年里，孙为了保护中国最伟大的财富之一，护卫他家乡的荣誉，他应该穿破了约260双鞋子。

　　16世纪中期，21代之前，孙的先祖们穿着军装，来到这个山峦起伏的岗哨。他说，他的祖辈是明帝国军队的军官，是来自中国南方的部队的一部分，来守卫长城这个最易受到攻击的部分。在戚继光将军的率领下，他们修补了在2个世纪前明初就已建立的长城。戚继光还在每个制高点上增建了新的防卫工事——瞭望塔。这些建于1569年到1573年间的塔楼，使部队战斗时能够躲在安全的哨楼里。更重要的是，塔楼还扮演着烽火台的角色，使明朝军队在防守长度令人印象最为深刻但也令人望而生畏的长城时负担大为减轻。

　　在我们接近山脊之顶时，孙加快了步伐。长城赫然耸立在我们面前，由粗略打磨的石头垒成的30英尺高城墙上面是两层的瞭望塔。当我们走到瞭望塔的时候，他指着刻在拱形门上的中国字——孙家楼——对我说，“我把这个看做是家族的财富，而不仅仅是国家的财富。如果你有一幢正在遭受人们破坏的老房子，你会不会保护它？”他凝望着地平线，犹如回想明代士兵曾经面临的险境，过去与现在纠葛交缠。在2000多年的漫长时间里，一系列的王朝加以兴建，屏障、塔楼和要塞在数个世纪里不断绵延扩展，在其重要性达至巅峰的明朝，长城延展到4000英里，相当于从纽约到意大利米兰的距离，曲折绵延，纵横东西。

　　然而，中国这座地标式的纪念碑，如今正遭受着人类和自然的双重夹击。没有人确切知道长城已遗失了多少。中国专家估计超过2/3已遭破坏或毁灭，剩余部分依然处于围攻之中。中国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说：“长城是一个奇迹，一项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全人类的文化成就。如果我们听任它毁坏，在一二代之内不加修缮，那将是我们永久的耻辱。”

　　今天长城的威胁来自不计其数的旅游者、机会主义的开发者和自然的损坏。作为中国经济繁荣的副产品，从西部沙漠里夯土的城墙到北京北面森林葱郁的山上的宏伟砖墙，均面临着危险。

　　在保留传统和走向未来间挣扎

　　从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始建以来，长城从来就不是一道单一的屏障，而是众多混乱重叠的城墙和塔楼的复合，直到14世纪明朝才将之连为统一的防御工事。作为防御体系，长城最终失败了，不是因为长城本身内在的设计缺陷，而是因为帝国政体的内部弱点——腐败、怯懦和明争暗斗。

　　但长城依然作为民族特性的象征继续存在着，并受到那些惊叹其宏伟壮观的外国人一浪接一浪的大规模拥捧，使其神话永久地持续下来。一个最持久的看法是，长城是能够从太空中看到的唯一人造建筑。实际上，人们可以辨识出许多其他地标物，包括金字塔。根据近期的《科学美国》报告，长城只是“在特别的天气和光线条件下从低轨道”才能看到。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知道长城的偶像价值，1984年他提出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口号，沿着北京北面的城墙开始修缮和重建。

　　今天，这座古老的纪念碑深陷在当代中国的矛盾中：一方面是保留传统的新生冲动，另一方面是走向未来的急流勇进。为了近距离地观察这种冲突，我最近行走了明长城相隔千里的两段，一段在河北省东部孙的家乡附近山头上蜿蜒穿越的石头城墙，另一段是西部通过宁夏平原的土制城墙。即便在这些保存相对完好的部分，城墙受到的威胁——无论是因为自然还是人为的漠视，因为毫无节制的工业扩张还是利欲熏心的旅游开发者——都呈现出令人畏惧的挑战。

　　一小部分但声音日益增强的文化保护主义者作为长城的护卫者行动了起来。诸如孙这样的一些人开始巡视城墙，另外一些人推动政府制定新法律，并着手为期十年的全面的GPS(全球定位系统)勘测，试图弄清楚长城过去的确切长度以及有多少已经损坏。

　　在中国西北部的宁夏地区，我凝视令人震撼的美丽图景。赭黄色的城墙就在我们脚下，用夯土筑成，没有东部长城的那种波澜起伏和垛口。但在这里，一条更简洁的城墙沿着贺兰山脉西侧呈波浪形延伸，一直消失在怪石嶙峋的遥远地平线。

　　52岁的当地牧羊人丁尚义，居住在长城三山口关附近。晚上，他将自己的700头羊关进毗邻30英尺高的城墙的围栏里。数个世纪的侵蚀已经磨圆了城墙的棱角，在两侧留下累累伤疤。从我们站立的山顶上，丁和我能辨认出三山口下面平原上400英尺高的烽火台的遗迹。依靠类似的这种瞭望台，士兵把信号从前线传回军事指挥部，白天用烟，晚上用火，他们可以每天620英里(每小时26英里)的速度将信号传下去，比马要快得多。根据66岁的摄影家和长城权威程大林的说法，入侵之敌的人数不同，信号也随之变化。笔直高高的烟柱是用狼粪烧出来的，因此即便到今天，爆发战争在中国文学里仍被描述为“狼烟四起”。

　　宁夏的长城受到的威胁最为显著。最残酷无情的敌人是沙漠化，这种祸根从建设长城伊始就种下了。帝国颁布政令，长城60英里范围内的树木都被付之一炬，防止敌人发动突然袭击。在长城之内，被清理的土地用于种植庄稼养活士兵。到明朝中叶，280英亩的森林被转变为耕地，结果是“一场环境灾难”，程说。

　　现今，随着全球变暖、过度放牧和不明智的农业政策的压力日益增大，中国北方的沙漠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扩展。日渐增高的沙丘吞没了争端的城墙，强劲的风沙切割着它的顶部和两侧。在贺兰山两边，水是最大的威胁，山洪冲过裸露的高地，掏空了城墙的地基，使城墙摇摇欲坠和坍塌。

　　在三山口关，城墙被开了两个巨大的缺口，其中一个是为了一家采石公司的采石场。每隔几分钟就有大卡车，载着石子隆隆驶过缺口。在不到1英里之外的地方，马在城墙上踱步，丁的羊则在怪石狰狞的山上刨食着草根。对长城的劫掠，曾经是因为贫穷，而今是因为进步。1950年代，农民从城墙上运来夯土补充自己的田地，偷来石头建筑自己的房子。20年的经济增长已将这种小规模的破坏变为大规模的毁灭。在宁夏北部黄河边的石嘴山是一座污染厉害的工业城市，尽管长城工业园就在邻近，但真正的城墙因为侵蚀业已倒塌。

　　学术研究的匮乏让长城更加脆弱

　　2006年曾制定法规，旨在保护长城的完整，遏制诸如此类的胡作非为，毁坏城墙如今在中国属于刑事犯罪。但法律没有条款规定设立专门的管理人员或基金。因此董耀会说：“问题不在于缺少法律，而是未能将法律付诸实施。”

　　宁夏的执法尤其艰难，这里900英里的城墙由一个只有3名工作人员的文化遗产部门监管。在最近一次巡游该地区时，程大林调查了几起违犯新法规的行为，对3家在城墙上炸开洞口的公司进行了处罚。即便它们缴纳了罚款(它们是否缴纳尚不清楚)，但他的干预亦为时已晚，这3个地方的城墙已遭破坏。

　　回到山顶，我问丁尚义眼看着城墙慢慢坍塌是否产生失落感。他耸耸肩，递给我一块锅巴。不像我在河北的导游孙振元，丁承认他对城墙没有特别的感情，只是将它当成为自己和羊群遮蔽风沙的庇护所。我们静坐了片刻，听着羊在这片乱石丛生的山上啃着最后的草根，这整片的地区可能很快就是沙漠，城墙将比以往更加脆弱。但这种前景并没有让丁感到不安。“长城是为战争而建，现在还有什么用处？”他说。

　　一周后，在千里之外的山东省，我看到山上一段之字形的长城。从城垛到瞭望塔，远观如同八达岭明长城一样。但近距离看，并不是用石头建造的，而是水泥砖和模拟石头。当地的官员从1999年监管着这项工程，认为游客需要像八达岭那样的真长城。但这里没有游客，管理员开门的声响打破沉寂。62岁的退休工人傅先生减免了我30美分的门票。我爬上城墙一直到山顶，在那里，两头狮子和一尊40英尺高的观音像迎候着我。傅先生告诉我，10年前工厂征了他们的土地后不久，那位书记劝他们投资复制长城。傅先生失去了自己的存款。“那是浪费钱”，傅说，“官员们说要保护长城，但他们只想从旅游业中赚钱。”他特地补充说我是几个月来第一个游客。

　　确实，长城是桩大生意。去年，法国时装店Fendi将长城变为一个T型台和一场媒体盛宴。董耀会说：“人们经常只看到长城的开发利用价值，不看它的历史价值。”中国政府发誓要限制商业化，禁止在城墙330英尺半径范围内举办商业活动，并要求相关收入要投入到保护中，但将长城变为生钱的商品的力量非常强大。两年前为争夺收取游客门票费问题，某两地的官员甚至大打出手。

　　让长城更加脆弱的是学术研究的匮乏。中国没有一家专门的学术机构研究长城；学术界很大程度上避免涉及这个跨越如此多世纪和学科的课题。幸运的是，知识上的缺口可能很快就会弥合。两年前，中国政府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勘察计划，以摸清长城的准确长度，评估它的状况。30年前，一个原始的勘察队仅依靠卷尺和绳子，如今研究人员使用GPS和成像技术。“这种测量是基本的”，领导着北京“国际长城之友”协会的英国保护主义者林德赛说，“只有当我们确切了解长城还剩下什么，我们才能了解如何拯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