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俄罗斯坐标上的雕像

这是1994年5月28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拍摄的索尔仁尼琴(前右)和其妻子娜塔莎(前左)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法新

　　“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于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但令人唏嘘的是，随着年华无情流逝，当年的“斗士”索尔仁尼琴也只能坐在轮椅上接见现任总统。

　　即使1994年在流亡20年回到祖国后，索尔仁尼琴依然不懈地批评“民主化”的叶利钦政府。从2003年普京电贺索老84岁生日到今年6月12日登门拜访，作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也终于得到祖国的官方肯定，而那个政治异议者的索尔仁尼琴在和普京的合影中，像雕像一样屹立在时代坐标上。

　　从不是明哲保身的顺民

　　索尔仁尼琴出生于十月革命的第二年，是一个遗腹子，父亲在军队供职，战死在一战德国前线，索尔仁尼琴靠着中学教师的母亲一手拉扯大。他是大学数学系高材生，1941年刚刚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就应征入伍参加卫国战争，两次立功受奖。就在战争结束前，战斗英雄索尔仁尼琴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批评斯大林，最后在前线被捕，被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罪名判处八年劳役，但直到1956年才结束流放。

　　在劳改营中，索尔仁尼琴开始了文学创作，当然这些只能写给自己看。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整个社会环境开始松动，索尔仁尼琴把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投给《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看到小说之后预感到一位大师的诞生，但不敢擅自刊登这篇苏联文学中第一次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特瓦尔多夫斯基设法托人把小说转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曾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要求委员们表态同意该书出版，虽然当时许多人没有表态，但是赫鲁晓夫还是下令出版该书。当1962年第十一期的《新世界》刊登了这部小说时，已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送到编辑部的一年之后。小说给索尔仁尼琴带来了巨大声誉，一时间各种社会活动应接不暇，索尔仁尼琴在苏联的声誉达到了顶峰。

　　在某种程度上，索尔仁尼琴在苏联文坛是由赫鲁晓夫一手捧红的，随着1964年赫鲁晓夫的下台，索尔仁尼琴的处境日益艰难，1965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开始受到公开批判。

　　当整个社会舆论随着赫鲁晓夫下台而对索尔仁尼琴不利的时候，作家早就忘记了20年前对声誉如日中天的斯大林的批评带来的灾难，和1945年的那封批评信一样，在强权面前，索尔仁尼琴从来不是一个明哲保身的顺民。索尔仁尼琴在1967年5月的作代会前夕，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这位由赫鲁晓夫捧起的苏维埃作家成了当局的眼中钉，而有点“不知好歹”的索尔仁尼琴顶着风口浪尖在国外出版了《癌症楼》和《第一圈》，这几乎是灾难性的。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开除作协会籍。

　　但在回忆往事时，面对曾经有知遇之恩的赫鲁晓夫，索尔仁尼琴的看法却是：“我是被赫鲁晓夫捧起来的，在他面前，我没有行动的真正自由，我应当在对他和列别杰夫的态度方面永远毕恭毕敬感恩戴德，尽管这对于一个从前的劳改营分子来说是可笑的，怀着一种人对人的感激心情，这种感情是任何政治上的公正所不能取代的。现在，我摆脱了庇护，也就随之摆脱了对他们的感恩戴德。”

　　顶着橡树的牛犊

　　随着作品在欧洲的出版，索尔仁尼琴在世界文坛的声誉日隆。1970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代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索尔仁尼琴得到苏联当局的明确警告：出去后就别想再回国。没有选择主动流亡的索尔仁尼琴致信斯德哥尔摩，出于个人原因放弃诺贝尔奖。1973年底，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集中体现了索尔仁尼琴反对强权和暴力、极力消除笼罩在自己国家头上不真实的神话和虚假印象、追求正义和真理的思想。但四年后，作为国际知名人士的索尔仁尼琴还是被迫出走他乡，并被剥夺苏联国籍，从联邦德国、瑞士一直流亡到美国。

　　有人说，索尔仁尼琴的声誉来自对苏联的批评，他作为“铁幕”以西的政治工具而被过度吹捧。但事实上，即使受到西方各国的优待，索尔仁尼琴依然像自传《牛犊顶橡树》中牛犊那样，在铁幕那边横冲直撞，1978年，他在哈佛大学批评西方的演讲招致美国的围攻。而1994年被叶利钦邀请回到故乡后，他又无情揭露俄罗斯社会现实并猛烈抨击当权者，1998年拒领叶利钦总统颁发的圣安德列勋章。“只要还活着，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者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了地上为止。”索尔仁尼琴这样形容自己，他这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牛犊，总是很不明智地、数十年如一日地用自己的脑袋和犄角狂热地顶向枝干庞大根基深厚的橡树。

　　索尔仁尼琴就像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作家（我不怕这样说）能够与政治家分庭抗礼，或者比政治家还要杰出的法则，就是由于他对人类事务的某种抉择，由于他对一些原则的绝对忠诚。”俄罗斯女作家尤利兹娅认为，索尔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他能够改变社会进程，或至少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索尔仁尼琴自己也认为：“文学可以加速历史前进的脚步。”“出色的作家，不成功的政治活动家。”北京大学俄语系任光宣教授这样评价这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用文字和口号为俄罗斯命运奔走甚至受难的文学家。

　　摩罗在《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中说，“领袖不只是代表人民，而且的的确确是由人民培养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从而也就有什么样的民族和社会。”在俄罗斯，之所以能产生像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伟大的文学巨人，其原因就是有这样一群具有“强烈的尊严意识和人道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并在普通百姓中获得广泛支持。也因如此，1994年之后的索尔仁尼琴甚至被一度视为俄罗斯未来的先知。“他能得到俄罗斯百姓认同主要是在于他的使命感，在大家不敢说的时候他说了真话。这也是俄罗斯200多年来的一个传统，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百姓。”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文学专家陈建华这样评价索尔仁尼琴。

　　总结自己的一生，索尔仁尼琴在《牛犊顶橡树》中说到，“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于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但令人唏嘘的是，随着年华无情流逝，当年的“斗士”索尔仁尼琴也只能坐在轮椅上接见现任总统。“索老的身体确实一日不如一日了。”和索尔仁尼琴相识并长期保持联络的北京大学任光宣教授告诉早报记者。

　　学者观点

　　周尚文（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普京亲自登门拜访索尔仁尼琴并为其授予俄罗斯国家奖，这当然有普京政治上的考量在里面。近几年来，西方经常指责俄罗斯的人权状况，普京通过此举可以获取一定的政治资源，当然这也是对一位老作家表示的由衷敬意。

　　陈建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

　　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他们的作品都描绘了病态社会下人性的扭曲，索尔仁尼琴和陀氏一样，希望为俄罗斯的未来指明道路，也就是用他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这当中有点宗教空想的东西。

　　回国后的索尔仁尼琴

　　北京大学俄语系任光宣教授曾与索尔仁尼琴有过一面之缘，并与其一家保持着长期的友谊。

　　1994年索尔仁尼琴回国之后，不太了解俄罗斯国情得罪了许多人，他吸取教训闭门谢客。“与索老的唯一一次见面是我一生最珍贵的记忆之一。”任光宣告诉早报记者：

　　“我与索尔仁尼琴曾有一面之交，那是1996年夏天，在莫斯科举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之前。我发现大厅里有一位身材中等、蓄着大胡子的俄罗斯人周围簇拥着好多人，那个人很像是作家索尔仁尼琴，但我又不敢确定，于是问了身边的一位俄罗斯人，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我当即决定向他走去。因为我知道这是与这位俄罗斯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见面和对话的良机。我趁机向他把自己做了简单的介绍，说我是来自中国北京大学的教师，索尔仁尼琴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有一个儿子是学中文的。’我与索尔仁尼琴的谈话就从这里开始了。我向他简单地介绍了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在我国的译介情况。我告诉索尔仁尼琴，他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在1981年就被译成中文，并于1982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问世，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这部小说在他的祖国俄罗斯与读者第一次见面是在1989年。他既感到惊讶，又十分高兴。

　　我与索尔仁尼琴妻子娜塔丽娅·安德烈耶夫娜相识于2003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告诉她索尔仁尼琴作品在华的翻译情况，但她开玩笑地回答道，‘第一，我们不知道；第二我们没有收到一分钱稿费。’”

　　娜塔丽娅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是索尔仁尼琴的第二任妻子，在索尔仁尼琴最倒霉的时候他们开始在一起，共患难几十年。娜塔丽娅非常漂亮、有风度，从不以名人妻子自居，也不会在社交场合谈起自己的丈夫。近年来，索尔仁尼琴身体不适，所有社交活动大部分由妻子代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