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来到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采访，正赶上一起故意伤害案件的审判。被告人与被害人都是少年，被告人痛哭流涕地对被害人说：“我非常后悔给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如果将来我出来，我会对你弥补我的过错！”。双方家长也流下了眼泪。
法官根据被告人的悔罪表现，以及此前其家长做出的巨额赔偿，宣布对其进行从轻处罚。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被害人家属对法院的判决也很满意。
这是一起比较典型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只用了一个上午就审判结案。但为此法官已付出了一个星期的努力。他们找来被告人家长以及被害人，让被告人家长亲眼目睹了被害人严重的伤情。当被告人家长看到了自己儿子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巨大伤害，心灵受到了震颤，立即表示愿意倾其所有予以赔偿。他们随身带了5万元钱，又向亲戚借了4万元钱，他们对被害人说：“孩子，只要我们有能力，将来不会不管你的！”
刑附民案件最大的难点是民事赔偿部分。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了解的情况看，要占不能执行案件的20%到30%以上，有的法院不能执行的案件几乎全部是刑附民案件。
大理市法院刑庭庭长郑一川分析，造成刑附民案件民事赔偿不能执行的重要原因是，在审判过程中过分强调审执分离，法官只管案件的审判，只强调依据法律条文办案，只注重办案的速度与效率，而不注重民事赔偿是否能得到执行，认为那是执行部门的事。对被告人及其家属来说，既然已经判刑，也就不愿作出赔偿，免得人财两空。而对被害人来说，他们受到的身体与心灵上的伤害远比民事案件要深重得多，如果得不到适当的经济补偿，将雪上加霜。例如，有的刑事案件受害人由于得不到赔偿，不仅要自己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而且造成了终身残疾，丧失了生产与生活能力，为其本人及其家属都带来了巨大负担。
为了切实维护刑事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有效减少他们的痛苦，提高民事部分的赔偿率和执行率，大理法院刑庭突破审执分离、“先刑事后民事”的僵化模式，在工作流程上实行逆向操作：当案件到了承办人手上后，在了解案情、分清责任、明白受害人诉讼请求、被告人及其家庭基本情况后，就组织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属进行调解。
郑一川说，摸清双方的心理底线，利用双方的心理期待，在案件审判前，做民事部分的调解工作，成功率往往较高。对于被告人及其家属来说，法官要让他们了解其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身体及精神上的损害，使他们产生愧疚感；同时，给他们讲解有关法律规定：如果被告人有悔罪表现，积极对被害人进行赔偿与救助，在量刑上可以适当减轻。对于被害人来说，要引导他们提出合理的、切合实际的赔偿要求，告知他们超出法律规定以及被告人履行能力的要求，往往不能实现。通过法官晓之以法、动之以情的工作，双方要求的距离拉近，最终达到调解、兑现的目标。
自从实行刑附民案件庭前调解办法以来，大理市此类案件的执行率逐年上升，2005年调解率为61%，执行率为84%，2006年调解率为90%，执行率为97%，2007年调解率为94%，执行率为98%。
有关法律专家对大理市法院的做法给予高度肯定，法官发挥主动性，处处从当地实际出发，处处为当事人着想，突破了审执分离、“先刑事后民事”模式的局限，运用法律智慧，将调解贯穿刑附民案件审判的始终，既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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