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华
今年的香港书展貌似创下辉煌业绩,但细究之下会发现:是有大批年轻粉丝为偶像捧场买单。你可以去找书香,但今年的主题是:写真集
一见钟情,从古至今都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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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贵族听闻穷人连饭都没得吃会反问“为什么不吃面包呢?”面包是贵族心目中的贫穷,但在穷人的字典里,那就是奢侈品。意义,随着文化背景社会背景构成的脉胳所决定而南辕北辙,难怪很早之前就有人发明了“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的说法。这句话还真不止反映个人口味的爱恶问题,它就是同一件事物在不同人定义之下所产生的不同意义。就如书展对于不同社会的意义。
书展的英文翻译是Book Fair。本来就带着做买卖的意味。只是“书”的文化意蕴往往高于后面的“展”,又或是书太神圣了,所以即便是展,人们因为一看见书,便觉得它不是鱼,不是菜,更不是肉,不应该被随意摊放、任人选购并传来阵阵的腥膻,也不可能在展览场地容许小贩放声叫卖:“来啊!来这边啊!有打折啊!有便宜货啊!”或整个地方摩肩接踵针插不入,来的人根本不是为了看书而是看明星、拿签名、趁热闹。
换句话说,书就算有味道也应该是幽香,要深呼吸才闻得到。变相要求闻书香的人要懂得分辨俗和雅,而“懂得”就是把高和低如楚河汉界般划分的一条线。书展和其他物品的展览如钟表、服装、食物的不可同日而语,是它有提升“展”的性质,使参观的人也得到自我感觉的提升——买书,是不是比买衣服、买菜有气质得多?
可是上述全是对于书展的预设,是仍把一块块用文字堆成的砖头看成“建材”,相信阅读确能增进知识,并因此而将住进精神贵族堡垒的一厢情愿。当有此想法的人踏入香港书展的第一步,无可避免将面临当头棒喝——这是个做买卖比什么都重要的场景,书的主角身份不得不以促销来维持,所以高贵的不是它(们),是花得起钱的消费者。
香港书展无可否认很“香港”——若说书是精神食粮的一种,它就是香港(人)精神的全面反映。且看报章报道书展实况的头条:高通胀下,书展仍大收旺场,第一天入场人次已高达12万,较去年大升三成。突然旺场并非香港人阅读风气有改善,而是今年有多名被喻为“少男杀手”的偶像艺人齐齐推出写真集,吸引大批年轻粉丝入场扫货。有歌手推出的新书一天大卖三四千本,数量超逾去年最畅销书籍七天的总销量。
歌手的唱片没有人买,写真集却门庭若市。这就是“很香港”的其中一面,因为精明的香港人花费一分一毫都计算是否物有所值。歌可以不听(下载是另一回事),但肉却不能不吃。写真集之所以成为香港书展的“主题”(或起码最被广泛报道),女歌手之所以成为香港书展的明星(灯泡),和替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单位)创造辉煌业绩,便是因为“性欲”在这个城市一直腹背受敌,道德是其一,其二是日本的流行文化 ( 如写真和AV )垄断了(尤其年轻)人们的性的欲望想象。于是,一年一度为“追求知识”的欲望而开的大门,便变成释放社会久被抑压的性欲而打开的水闸,汹涌澎湃的洪水如是淹没了一本一本不能提供肉欲满足的——书。
书架
他给中国历史留下什么
■推荐人/熊太行
李提摩太是一个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年轻时来中国,后半辈子就都扔在了这里。传教、赈灾、办杂志、写文章、翻译基督教和佛教的经典、办学。他办的杂志叫《万国公报》,当时中国的儒家领袖康有为把学生梁启超借给他当秘书。他多次建议李鸿章、张之洞、刚毅变法图强,出谋划策,帮中国人联系铁路工程师和学校教师。奔走五十年,直到自己垂垂老矣。
这本《李提摩太在中国》(TIMOTHY RICHARD OF CHINA),由他的同胞苏慧廉(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写于1920年代,作者和李提摩太有交情,时代相去不远,是非常可贵的材料。
李提摩太的伟大之处是他的博爱宽容自由的精神。庚子之乱,中国政府要赔各地教会的损失,山西当地应该赔50万两,李提摩太就奔走游说,说让那些乱民神功附体乱杀乱烧的,是他们的愚昧,所以要让这些传教士的生命换来的赔款使当地人民聪明睿智起来。于是拿出了五分之一在山西建了山西大学。
由于长期的基层工作,李提摩太了解中国的国情,他知道如果以新学生取代旧秀才,反对者会很多,于是他建议传教士的大学和政府新办的大学变成一个学校。传教士的叫西学专斋,政府的是中学专斋,共同培养学生,许多人在7年之后都成为出色的西学人才,学采矿、化学、物理也都学得很好,有超过50人出国深造。
辛亥革命后,没有人给山西大学拨款。大学解散,但是毕业和没毕业的学生构成了日后山西各地中小学的教师力量。民国识字率山西一度居全国第一。大家都说阎老西保有山西几十年,是太行山和一个窄轨铁路挡住了中央军,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关起门来的时候,他们有科学和教育,也就有人才,有生产力。
李提摩太有许多聪明小招数,可以提供给那些想促销又怕惹麻烦的商家学习——在施钱舍粥的时候,因为怕灾民践踏而死,李提摩太想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大家都坐着,等我叫你们过来再来,站着就什么都不给。一来给这些饥饿的人节省了能量,二来坐着的人是无法践踏拥挤的。
李提摩太反对革命,是温和的改良派,当初孙文曾经躲在教堂里密谋造反,给传教士惹了不少麻烦,后来他当面见到了孙文,请他给朝廷改革派时间。
但孙文和其他革命党都已不信任朝廷,因为1898年,血流的已经太多。慈禧太后给大清留下了这么一笔血债,也就断绝了政治上和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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