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北京奥运会与文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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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奥运会如果能促进这种文化的自觉，从而推动整个民族的精神升跃，应是我们民族的幸事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令整个世界惊喜。在这个开幕式上，展现了丰富的中国元素：写意画、缶、四大发明、郑和下西洋、京剧、提线木偶等等。尽管某些细节不乏争议，但众多中国古代文化形式汇聚一堂，似乎也足以震撼人们的视觉。

　　然而，人们也注意到，与古代的丰富相比，现代、当代中国的内容似乎较为匮乏。对此，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解释说，文艺表演的后半段是在表现中国当代，包括用发光的人搭建一个鸟巢，最后出现的宇航员等。但他也承认，当代文化的符号很难一下子捕捉那么具体。因为，全球化使世界同质化，要寻找中国今天的文化符号比较困难。

　　这确实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但是，由于现代文化缺乏足够的时间积淀因而难以用艺术的手段具体表现是一回事；现代中国、当代中国的文化究竟有多少厚度，有多少可积淀的精华，却是另一个问题。

　　近些年来，人们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在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之后，出现了关于中国发展形态的议论。北京奥运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世界对中国的繁荣和相应的国际地位的承认。但是，人们发现，中国的文化发展似乎并不与经济发展等速。

　　比如，一直有人说，中国没有哲学大师，没有思想家，甚至法学大家、政治学大家、经济学大家。按理说，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精神、政治、社会、经济等等都发生了并且仍然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同时，国人也一直纠缠于传统、现实与外来知识之间，理当为伟大心灵的深邃思考提供了足够的刺激。

　　各个大国在类似的社会变迁阶段，都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思想人物，比如德国的康德、黑格尔，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托克维尔，英国的洛克、牛顿。处于同样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时期中的俄罗斯，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伟大的文学家。然而，为什么中国，从现代到当代，没有涌现出类似级别的思想、精神人物？更不幸的是，当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还间或成为公众嘲笑的对象。

　　通俗文化的创造力似乎也不如人意。在古代、现代转型时期，也即清末民初，在京剧领域出现了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等一代又一代宗师的创造精神，使京剧登上大雅之堂，成为一门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而当代中国，似乎连流行歌曲也有气无力。以张艺谋为代表的一批电影人，90年代中期之后制作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无极》《赤壁》，太缺乏精神史的阐释，往往把史诗拍成喜剧，以壮观的场景始，以观众的笑场终。他们既没有准确地还原古典中国，也没有创造出现代的意象。

　　这样的创造力匮乏也体现在其他领域。比如，大学的大楼虽然越盖越奢华，教授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但大学的学术水准是否有相应幅度的提高？不论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某些人的学术道德水准却在直线下滑。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人们早有共识，中国如果要完成“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仅有经济繁荣是远远不够的。除了经济繁荣之外，还需要制度上的变革，而这两者又都离不开精神的支撑。支持一个国家的这种精神力量，只能来自于这个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力。学术、思想、艺术等等领域的繁荣，潜移默化地塑造民族的精神、心灵，从而使得经济、政治结构的变化获得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基础，物质上的繁荣未必能够增加个人的幸福，相反可能导致社会内部的紧张。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实现文化的繁荣？对于经济繁荣，经济学家似乎可以开出一些比较确定的药方；关于政治改革，也不乏一些相当明晰的方案。但是，还没有人能够提出实现文化繁荣的确定方案。

　　与经济增长、政治治理不同，文化是更加个体化的事业，不是整体性的制度方案能包揽解决的。文化繁荣归根到底来自于个体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往往不全是外在的制度所能限制或者提升的。那么，究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个社会中才会涌现出一批具有较高创造欲望的人群？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些具有创造欲望的人群能够具有创造出伟大的思想、观念、学理、艺术的能力？

　　也许，这些问题本来就难以找到学理上的答案。即便找到，也无济于事。因为，文化创造说到底是个人的事业。中国文化繁荣的关键，是思想、学术、科学、艺术等文化领域里的人们，是否敏感地意识到种种中国当下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否进行最广泛、也最深入的思考。也就是说，文化共同体的自觉和自我努力，乃是文化繁荣的关键。

　　北京奥运会如果能促进这种文化的自觉，从而推动整个民族的精神升跃，应是我们民族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