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丽：走“野路子”的乡建派

　　何慧丽：走“野路子”的乡建派

　　本刊记者 石 破 发自河南兰考

　　小时候，农家女孩何慧丽最强烈的愿望就是逃离农村。她做到了。2000年，何慧丽成为拥有北京市民户口和中国农业大学老师身份的年轻学者。

3 年以后，何慧丽向往的地方重新变成了农村，她申请成为河南省兰考县县政府的挂职副县长，在那里帮助农民组建了经济合作社、文艺队、老年人协会。

　　又是5年过去了。曾短暂地回到大学的何慧丽重返兰考，她被任命为兰考县委常委，在那里继续着自己的乡建实验。“徜徉于乡村的道路上，我甘之如饴。”何慧丽说。更重要的是，她认为乡村是最适合自己做学问的地方，是她未来的发展希望所在。

　　从小到大的“野路子”

　　虽然生在农村，但何慧丽从小是个娇生惯养的孩子。母亲38岁时才生下她，大哥、大姐都比她大十几岁。何慧丽不做农活，一做农活就头晕。她吃不惯农村的饭，玉米面馍一吃就吐。晚上饿得不行，就摸块红薯来吃。

　　虽然娇生惯养，但豫西穷山沟里的条件实在有限。长到8岁，何慧丽才第一次吃上肉。那次，父亲带她去县城，花2毛钱给她买了块猪肝。吃完猪肝，何慧丽哭了。她发誓：“我一定要到城里去！农村不是我呆的地方。”

　　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要想离开农村，唯有读书一途。从那时起，何慧丽变成了一个刻苦和顽强的孩子。小学毕业，她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到了镇中学。村上离学校有十来里地，每天上学和放学，何慧丽都是独自步行往返。初中毕业，她又考到了灵宝县一高。3年后，何慧丽以三门峡市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武汉市一所重点高校录取。

　　从村里到镇上，从镇上到县城，从县城再到大城市，何慧丽人生的上升轨迹，每个阶段的情形都基本相似：在新的环境里，何慧丽先天不足，像个丑小鸭似的，不被老师和同学看好。她凭借着发狠、韧劲和自己的“野路子”，逐渐在这个环境中拱出头来。

　　镇里的中学，集合了全镇孩子中的好苗子，何慧丽村只有两个孩子考进去。由于营养不良，这时的何慧丽身高1米29，体重只有50斤。她土里土气，不会说普通话，一开口别的同学都笑了。老师也没觉得她有什么优秀之处。为了引起老师注意，何慧丽早读的时候特别大声，老师就让她当了班上的读报员。课余，何慧丽天天在学校的阅报栏前看报。阅报栏里有十几种报纸，许多学生都在看，只有何慧丽边看边抄，社论也抄。她从社论里学会了很多“豪言壮语”。

　　高中时，何慧丽领悟到读报不重要，考试要第一，刻苦最重要。她想：“我的营养跟不上，综合素质不太好，怎样才能考上最好的大学？”她主动要求保管教室的钥匙，这样就能保证自己每天都是最后一个出教室的门，又最早一个来开门。学校开元旦晚会，何慧丽是山里出来的孩子，什么也不会。有位同学会唱豫剧《朝阳沟》，何慧丽就让她教，同学演银环娘，何慧丽演栓保妈。她们的节目是晚会上最好的一个，同学们鼓掌把手都拍红了。

　　考上大学后，何慧丽更自卑了。妈妈让全村最能的人给她做了身新衣服，但是一到大学，就显得非常土气。何慧丽不大会说普通话，她说的那些豪言壮语，人家一听也笑了。为了在宿舍里得到认同，何慧丽争着去打水，谁病了就替她打饭。她的那辆破自行车，全宿舍的人都骑遍了。也许因为她过于热情，选班干部时，何慧丽当上了生活委员。

　　大学快毕业时，何慧丽突然不想离开校园了，因为觉得在大学里没拿到什么，不甘心。她决定考研。很多人都笑她，认为她考不上，因为她的学习成绩不拔尖，只是班上一个热心人而已。离考试只有3个月了，别的同学都忙于找工作，谈恋爱或者分手，哭的哭，闹得闹，何慧丽一头钻进图书馆，从早呆到晚，中午只喝一杯水。有一天，同学过生日，拉她去吃饭。在饭桌上，何大哭了一场。

　　何慧丽考研的成绩并不理想，但是运气好。负责招生的老师，想让人跟她搞妇女社会学，别人都不愿意，只有何慧丽连连点头，于是，她就成了武大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其间，她认识了吴怀连、贺雪峰等人，他们共同发起成立了“现代化与乡村建设促进会”。何对乡建事业的兴趣，就是此时萌发的。

　　拿到硕士学位后，必须得找工作了，何慧丽来到中国农大。她很快结婚，生了孩子。孩子不到1岁时，何慧丽又想去北大读社会学博士，师从著名的社会学者马戎。她给马戎送去3 篇自己写的论文。马戎阅后，认为她的学科专业知识积累不够，婉拒了她的申请。

　　何慧丽掉了半天泪。报考前一天，她给马戎打电话，说：“马老师，我很感激您的指导。我还年轻，希望跟着你深造，因此还想竞争一下。”马戎说，那你就报名吧。

　　第一年报考，何慧丽的专业课只考了50多分，未被录取。要是别人就算了，但何慧丽从此坚持去听马戎的课，每次都坐在第一排。她的韧劲儿，大约连马戎都不好意思了。当马戎上最后一堂课时，何慧丽说：“马老师，明年我还想报考。” 马戎笑了。第二年考试，他就放了何慧丽一马。

　　“卖大米”的前前后后

　　从2001年开始，何慧丽在北大听过许多教授讲课，但她说自己越听越迷糊。“我想来中国的最高学府，接受最好的理论熏陶，但我发现许多人只讲概念，只讲西方的事。不能说他们的演说不精彩，但你从中学不出什么玩意儿。因为人家有人家产生话语的机制，这套机制一旦形成，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他们，永远只能是他们的听众。”

　　2001年10月14日，何慧丽第一次见到去北大演讲的温铁军。温先在教室转一圈，问：你们都想听我讲什么？问到何慧丽时，何说想听你讲“城乡关系和农村发展”。温铁军说好。他讲了3个小时，讲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历史，讲中苏交恶，讲现代中国在全球的位置，讲中国为什么必须以政府为主体发展经济。

　　“温铁军是个有理想的追求者，不想批判而想建构。他老是在基层做实验。他走到哪儿，农民就把他围一圈。我觉得中国的好多教授非常好，但他们太专业了，不平民化，他们不了解基层。”何慧丽说。

　　在何慧丽眼里，很多学者很会写文章，但他们缺乏原生态的智慧。温铁军可以随便跟任何人说任何话，因为他有自己的说话机器，有许多独特的原料。

　　从2001年至2003年，何慧丽悟到了一件事：要构建自己的说话机器。而要产生这样的机器，必须到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

　　2003年8月，中国农业大学和河南省开封市签订共建协议，选派7名博士到开封市所属的县、区挂职锻炼。何慧丽报了名，来到兰考县当挂职副县长。

　　地方政府对这些挂职干部的要求是招商引资，如果招不来商，引不来资，也没关系。何副县长在经过几回“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尝试之后，放弃了继续展露自己招商引资才华的希冀，将精力和时间转向了自己感兴趣的乡建实验。她既是学者又是挂职副县长的身份，非常有利于进行实验。此外，她还是个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农民的女儿，与农民这个群体有着天然的亲近性。

　　之前，何慧丽从求学开始不断接近、融入城市文明的过程中，一直是在周围的冷眼中独力挣扎的，她对“城市人的冷漠”深有体味。如今，何慧丽光荣地实现了对乡村的“超越式回归”，难怪她的心情会“甘之如饴”。

　　何慧丽认为，出身于城里的知识分子，有些人也特别喜欢农民，但无这种天然亲近性。“我觉得有些人对农民是假爱，即使他心里是真爱，他的身体也不允许。”何慧丽不嫌农村脏，7天不洗澡也可以。她特别善于跟农村的老头、老太太打交道，觉得很自在。很多知识分子下农村是蜻蜓点水式的，何慧丽则是能跟农民一起吃饭，不会只说两句话便走；能在农民家住一晚上，不会活动一结束便走。

　　今年7月下旬的一天，午后艳阳下，何慧丽兴致高昂地带着来访者参观兰考农民盘鼓队的表演。十几名农村妇女列队等候在村头。她们穿着廉价的拖鞋，每人挎一只磨盘大的鼓，粗糙的脸膛通红流汗。指导老师一声令下：“把鞋都脱了！”女人们纷纷跑到活动室门口，把拖鞋甩到屋里，再赤着脚跑回去，嘻嘻哈哈地站好。盘鼓热闹的声音，可用单调和刺耳来形容，但队员们都敲得很认真。哪个队员鼓点敲错了，老师就喊叫着跑过去，轻轻打她的屁股。大约这是最能令何慧丽放松、欣慰和兴奋的场合，她也甩掉了凉鞋，站到队前讲话，承诺只要队员们敲好了，她会带她们去北京表演。她给队员们唱歌，并撺掇每一位来访者也发表讲话。每当有人讲完话，队员们就手忙脚乱地敲出一阵鼓点，以示感谢。

　　何慧丽开始在兰考搞农村合作社，是在《合作社法》出台两年前。在她看来，工业化和西方化救不了中国凋敝的农村。应该提高农民的主体性，因为农民所做的事，是别人代替不了的。而适合小农阶级的制度创新，必须是一定程度的合作化——既不是一盘散沙，也不是集体化。

　　“农民不合作，在经济社会中会遇到很大的风险，他们会有无力感、不安全感。但要合作又很困难，因为中国的农民已经有几千年不合作的习惯，如果村里的土地大一统，每人以自己的土地入股，这土地是大家的，就有人管，‘小我’弄到‘大我’里去了，合作不就水到渠成了？但是现在的‘土地承包责任制’造成了极度分散的小碎块经济。他们的底子薄，土地零星，拿什么来合作？我们也只能‘以活动促参与’。我们也是在走钢丝。”

　　“华中乡土派”的代表人物贺雪峰曾提醒过何慧丽：“想让农民只是通过经济手段短期内大幅增收，基本上是个神话。如果听我的建议，先搞农民文艺队，搞老年人协会，这倒是个低成本、低风险、高收益的事情。”温铁军也提示过她：“不要让农民轻易上经济项目。”何慧丽本人也确实对农民文艺队、老年人协会情有独钟。然而，“现在的人想赚钱都想疯了，你不让他上经济项目不可能。”何慧丽说。不让农民赚钱，农民就不高兴。但市场又是个充满风险的地方。“农民是小生产者，不懂新事物，肯定要跌跤的。他们要是掉到陷阱里，慢慢再往上爬呗。我觉得真正能教育人的不是说教，而是现实中的教训。”

　　2004年至2005年，何慧丽在兰考默默搞了两年农民合作社，没有人关注她的实验。只有《经济日报》的记者来转一圈，回去写了篇稿子：《兰考也有了合作社》。

　　何慧丽的出名，是2006年初，她领着兰考南马庄合作社的农民在北京卖大米。之后又与温铁军、汪晖、黄纪苏等被视为“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在乌有之乡书店发起成立了“北京文明消费合作社”。

　　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以及何慧丽不相信市场化能解决三农问题，不批评基层政府等作派，使得人们将她也归入了“左派”阵营。

　　“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何慧丽迷惑地问。“我真的分不清左派和右派的区别，我也不知道人家为什么给我定了个‘左派’。”有一次，她对乌有之乡书店的经理范景刚说：“小范，你要知道，我跟你们可不是一回事啊。” 范景刚笑道：“可能生活中需要你这类的人，也需要我们这类的人吧。”

　　“别人说我是‘左派’，也许是因为我跟弱势群体站在一起。但我不是左派。左派爱批判，我觉得，已经有那么多人在批判了，批判的行列里已经不需要何慧丽了。”何慧丽说。

　　“何县长”晋升为“何常委”

　　其实，2006年去北京“卖大米”时，何慧丽已经不在兰考县了，而是到了开封禹王台区任挂职副区长，原因是开封市政府认为何慧丽搞文化活动有一套，想让她去把开封市的文化活动开展起来。在何离开兰考的两年里，这个县的农民合作社已经由最初她参与创建的4家，发展到了30多家。

　　由于“卖大米”事件的轰动效应，2007年11月，何慧丽再返兰考，这回不当副县长了，而是“升任”县委常委。

　　为什么上次是副县长，这一次是县委常委呢？何慧丽说：“我在这儿干了几年了，总不能还是原地踏步吧？”那“副县长”和“县委常委”在工作上有哪些不同？“当然不同了。我刚来挂职当副县长时，兰考有15个副县长。现在我进了常委会，那是有投票权的。兰考的发展规划、任何重大事项，我都有一票之权。”

　　但何慧丽跟当地官员仍有着明显的风格之别。她习惯于为自己所干的每一件事都找出理论依据，她向来访者讲述自己的工作时，相关的理论阐述往往比实际的工作内容还多。对任何与她相左的理论，特别是质疑她做法的理论，何慧丽都很敏感，总是条件反射般加以驳斥。你会以为她是个刀枪不入的人，但这只是她的自我防卫。在激烈地反驳后，她仍能悄悄地咀嚼和消化对方的理论，修正自己的偏差。在她所信任的老师和朋友面前，她仍然天真得像个学生。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批判的风气。”何慧丽说，“比如这张桌子是方的，他就会问：‘它为什么不是圆的？它是有缺点的。’王继伟跟我去西安演讲，讲胡寨合作社的发展，那些听众就问：‘你这个合作社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样的？它要出风险了怎么办？’王继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们的问题。他要是脑子里想这么多事，他干脆就不搞合作社了。那些人问他‘合作社的红薯卖不出去怎么办’？王继伟说我的红薯明明卖得出去呀。我觉得做事的人与先产生知识的人，各有各的局限。比如地上有一根幼苗，你要是做事的人，就想办法培养这一株幼苗，让它长大，但那些爱批评的人就会问：‘为什么地上只有1根而不是10根幼苗？为什么它周围还有乱七八糟的杂草？’我从来不批评中国的基层官员，我认为那些特会写文章的人、那些理论讲得头头是道的人，他也不一定能当好一个乡党委书记。”

　　在“何县长”以“何常委”的身份重返兰考时，当初她帮助组建的几家农民合作社，都已面目全非。

　　兰考组建最早，组建时动静最大，温铁军亲来揭牌的贺村合作社，近两年几乎休克了，其原因，据该合作社理事长、贺村经营农药的商户王德显称，是因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少，形不成规模优势；合作社对化肥、种子、农药的统购，又威胁到当地商户的利益，受到他们的挤压。但贺村合作社的其他几位骨干则认为，合作社难以发展的原因在于领导者“思路不清，组织不力”。

　　三义寨乡的南马庄合作村，受惠于“教授卖大米”、“购米包地”等一系列新闻事件的炒作，如今不仅不愁卖大米了，还建起了大米加工厂。南马庄合作社的理事长张砚斌，还获得了“中国合作经济年度人物”称号。张砚斌是南马庄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因此，他们的农户合作范围仅限于本村，无意向外扩展。

　　而仪封乡胡寨村合作社的理事长王继伟，本人虽然在“村两会”中并无任职，但因其父乃胡寨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继伟的身份便较为超脱。他先后鼓动附近6个村庄的农户成立了合作社，今年7月8日，王继伟联合本乡13家合作社，宣告成立“仪封乡农民生产合作联社”。何慧丽参加了他们的成立仪式，然后又带着王继伟等人，应西安一家NGO组织的邀请，前往陕西考察、讲课。

　　此时，何慧丽关注的目光，已经由单个的合作社转向了“合作联社”以及“生态农业”。“合作社的低级问题需要在更高一级解决。《合作社法》颁布一年多了，法律体系里已经有它了，我再说它多好，也没必要了。那些专业合作社死的就死了，活的就活了，它不再是个道理了。从专业合作社往联社的方向走，才是个道理。”

　　让市民和农民成为亲戚

　　8岁时才第一次吃肉的何慧丽，并没有变成一个肉食主义者。不仅如此，现在她对一切的食物都会心生怀疑和恐惧。

　　7月底的一天，一位河南农民在自己的田头告诉何慧丽：“今年雨水多，病虫害厉害，我们这里的花生地都打了很多农药。但我听了你的讲课，知道农药打多了，害人的健康。所以我家里的10亩地有3亩没打药，这3亩地的花生，我准备自己吃、留种子、榨油。因为我们这里的花生都是卖给国内一家有名的食用油厂家的，所以我也不相信超市卖的食用油。”

　　何慧丽听后，感慨地说：“等你榨好油，卖给我50斤吧。”

　　何慧丽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中国肥沃了5000年的土地，改革开放30年就不再肥沃了。“田里的化肥施到一定程度，产量再也不能提高了。农药在把害虫杀死的同时，也杀死了益虫。土壤里的生命单一，生长出的玩意儿也没什么营养了。这都是城里人把农民逼得一心想赚钱，怎么增产怎么来。”

　　重建中国的生态文明，好多人都在做这件事，但何慧丽的做法与众不同。她的设计，是用合作社的方法，使市民和农民变成亲戚。

　　“我的主战场已经由农村变成了城乡，要进行消费者教育。”何慧丽说，“你可以不爱农民，但你爱不爱自己的身体？有人认为只要有钱，就能吃到生态的、有机的东西。有人还迷信‘认证’，只要有了‘认证’就放心了。但农民偷偷上化肥、打农药怎么办？有人竟然还建议在田间地头架设监控设备，监视农民的劳动……如果你跟农民是亲戚，你吃他种的东西，还用得着认证吗？还用得着天天监视他吗？”

　　毛泽东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到了何慧丽这里，变成了：“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和市民。”

　　2006年4月，何慧丽与温铁军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北京文明消费合作社”，每人预交100元订金，与兰考县南马庄合作社签订“购米包地”协议，预购合作社社员当年的大米。2006年国庆节期间，北京“购米包地”的市民代表20余人来到南马庄，在自己包的稻田里收割水稻，与为自己生产大米的农民交流。一个月后，北京市民消费者代表和南马庄生产合作社代表坐在一起，举行新米价格听证会。

　　何慧丽准备推广这个模式。她的最近计划是：以全国每个省会城市为一头，成立安全消费合作社；省会周边半天车程可以到达的农村为另一头，成立生态型生产合作社。农作物生产期间，两个合作社可以进行多重社会性互动，最终令市民和农民成为亲戚。

　　“有了这个道理框架，找谁都可以做。”何慧丽乐观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