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井集团原董事长落马 写书称中国适合集权管理

　　“古井教父”王效金的自毁之路

　　2008年7月24日，王效金案在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现年59岁的王效金曾为古井效力22年，他也是古井腐败案中最后一名受审的高管。此前，已有9名古井高管接受了审判，其中部分人员已有一审或终审结果。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李继锋

　　发自安徽亳州

　　2007年4月13日晚10时，原古井集团董事长、总裁王效金和他的妻子一起被带走，接受安徽省纪委调查。

　　获此消息的古井人并没有感到意外。

　　因为，当年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落马之际，古井集团内部就曾盛传过王效金被“双规”的消息。

　　2008年7月24日，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王效金身穿黄色囚服坐在法庭被告席上，不停地忏悔自己的罪行，并让人们把他当作反面教材。

　　王效金案庭审后的一周，古井集团一如往昔的平静。上自亳州市，下至古井镇，对于王效金，人们均三缄其口。

　　从张集到古井集10里路的乡村公路两边，鳞次栉比地分布着一百多家大小酒厂。

　　当地人自豪地称之为“十里酒乡，百家酒厂”。

　　“这些都是王效金留给古井人的财富。”家住古井镇的出租车司机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同时，他对王的晚节不保，颇为惋惜。

　　23年前的1985年9月，时年36岁的王效金，从亳州经济贸易委员会生产科副科长的位置上，调到古井酒厂。把一个地方小企业，拉扯成一家拥有数十亿资产的集团公司。

　　他还创造了一套“集权管理学”的企业管理理念，来驾驭他的“古井帝国”。

　　亳州人普遍认为，当年的“古井”改制是王效金给自己挖了个深坑。

　　而谙熟王效金个性的内部人士则认为，打败王效金的是他自己：他自负的个性和他所谓的“集权管理学”。

　　“王效金时代”落幕

　　7月24日，王效金在法庭上回答法官讯问时，语句连贯，思路清晰。“口才还是像以前一样好，只是人瘦了一大圈儿。”一位参加庭审的人士如是描述。

　　对于19项受贿指控的人民币508万元、美金12.5万元和港币5万元，王效金没有一句辩解，全部承认。甚至还当庭打断了其代理律师在这几项上为他提供的辩护。

　　至于起诉书中涉及的55万美金提成，王效金矢口否认。这笔钱几乎占到涉案总金额的一半，检方认为该笔款项的定性，对王效金最终量刑影响极大。

　　起诉书中称，1998年5月的一天，四川君乐酒厂李宗义和王效金在亳州市古井大酒店达成口头协议：从1998年到2006年12月，根据君乐酒厂向古井集团供应的散酒数量，每吨提人民币500元（后增加到2000元），作为给王效金的好处费，共计55.1942万美金。

　　该笔巨款李在其笔记本上一一作了记录，并每年向王效金汇报款额。

　　另外，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对于古井集团委托理财业务造成上亿元的巨额损失，和前几年被媒体曝光的古井集团3年合计高达15355.4万元的“偷税”风波，起诉书却没有提及。

　　王效金在最后的陈词中说：今后国家要加强监督和打击力度，加强对国企的监管，别再让其他领导干部像自己一样，权力不断膨胀，最终得不到控制跌入犯罪的深渊。

　　王效金案法庭没有当庭宣判。

　　“导致王效金落马以及古井众高管贪腐案的集中爆发，很具有戏剧性。”亳州市熟悉该案的一律师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坦言。

　　最早接受调查的是刘俊德，判决书称他在为古井贡委托理财中收取巨额好处费。2006年4月初，刘俊德被亳州市纪委带走。

　　刘曾任古井贡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高级会计师，还兼任古井集团副总裁，号称古井集团“二把手”，系王效金的铁定接班人。

　　据称，王效金曾努力保住刘俊德，但一年过去了，未能成功。后来刘俊德“咬”出了王效金。

　　亳州市检察院一位参与该案侦查的检察官称，王效金一案属于中纪委督办案件，由安徽省纪委、安徽省检察院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具体负责调查，亳州市纪委协助调查。

　　王效金被“双规”之后，古井的多名高层纷纷被纪委带走。

　　除王效金和刘俊德外，另有8名高管，因掌握着集团的经销权等，成为行贿者的主攻目标，他们行贿受贿的案值从30余万元至500余万元不等。

　　一位落马古井高管的代理律师称：亳州市纪委带走这些高管，最初的目的是让他们交代王效金的问题，但他们对王的事情语焉不详，却“老实”交代出了自己的问题。

　　作为古井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的王效金年薪30多万元。熟悉他的同事称：“因为在古井贡畅销时，他让很多经销商赚钱了，为了感谢他，经销商给他送了钱。”

　　与王效金共事十多年的同事回忆，和王一起参加很多重要的商务活动时，王效金可以和下属们一起在地摊上吃东西。“我们递给他比较差的烟，他也会抽。”

　　“你说王效金并没有强烈的物质欲望，那只是表象。大到几百万，小到几万他都要，这又可以看出他贪婪的一面。”王曾经的同事说。

　　曾经在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效金提出：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加强反商业贿赂。“商业贿赂的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不无讽刺的是，一个月后，王效金自己却成为反商业贿赂的调查对象。

　　古井的扩张之路

　　王效金曾在古井大会的一次讲话中自负地说：在古井，他就是一头带着一群绵羊的狮子。

　　亳州市一经济界人士亦坦陈：“古井酒厂最初的成功是建立在王效金性格中的自信和决断的基础上。但他后期过分的自负就显得有点头脑发热。”

　　当1985年王效金这头“狮子”来到古井时，它在当时也仅仅是一家仅有26年历史的地方国有小酒厂，偏居于亳州市西北角的小镇上。

　　毕业于亳州蚕桑中专学校的王效金，时年36岁。此前他曾在“文革”期间下过乡、当过机械厂工人，后因会写文章和口才好被调任亳州经济贸易委员会生产科副科长。

　　“个头不高，嗜读书，爱钻研，喜欢思考，但有时过于清高自负。”这是王效金当年在亳州蚕桑中专学校的同学对他的评价。

　　刚进厂时的王效金在同事们的印象中个性鲜明，典型的北方汉子的性格，而且特别能喝酒。

　　1985年9月，王效金加盟古井之初便因建议厂里的领导做了3件事而崭露头角：

　　工资制度的改革，实行现代企业的岗位工资与技术工资结合的薪酬模式；

　　引进现代的管理模式，改变以前作坊式的企业管理方式；

　　推动新的用人观念，启用一批大中专毕业生。

　　“这3件事做完，古井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构架已经完成，这为古井积聚了相当强大的能量。”一位古井老职工回忆。

　　1987年，王效金做了古井酒厂的厂长。他的口才好，做了厂长就喜欢开会。“他经常一开会就五六个小时，喝两瓶水，抽两包烟，而且一直声若洪钟，毫无倦意，连一次厕所都不去。下面听众饿得肚子咕咕叫，他在上面依旧滔滔不绝。”一位古井老员工回忆说。

　　1989年，国家对白酒实行政策性调整，将白酒的生产与销售完全推向市场，国有酒厂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将产品销售出去。

　　王效金洞悉市场走向，适时提出了“降度降价”的策略。即将古井酒的度数降下来，同时也将价格降下来，让普通人也能喝得起名酒。

　　王效金引发的中国“白酒革命”，让老古井突破计划经济模式，率先步入市场经济。他因此被人称 “经营怪杰”。在白酒竞争最激烈的上世纪90年代，古井贡每年都能实现几亿元的利税。

　　随后的几年古井走入了发展的“快车道”。1989至1996年，古井的资产共增长了18倍，利润增长了24倍。1997年，古井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这一年古井集团仅白酒一项利润就达到了3.14亿。古井集团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大型企业，1999年，总资产已近百亿元。

　　“王效金就是古井的精神支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效金在内赢得了职工的尊敬；在外，“中国酒界第一人”、轻工业部“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纷至沓来。

　　在最初的成功之后，野心勃勃的王效金开始带着古井集团走上一条坎坷的扩张之路。

　　在王效金的指挥下，从1990年开始步入多元化发展道路，但塑胶、矿泉水、贡菜、啤酒、葡萄酒，以及资本市场上的投资等等，均告失败，造成大量的损失。

　　“因为扩张太快，根本没有后备人才。”原在古井上班的人士分析说。

　　多元化道路，也淡化了白酒业的发展，古井贡净利润从1997年最高的1.9亿元逐年下降，到2003年只有0.2亿元，再加上2003年下半年总额达到1亿元的国债投资损失和3年合计高达1.5亿元的“偷税”风波，2005年，古井贡变成了*ST古井，当年7月，古井贡股价创下了1.61元的历史低点。

　　一波三折的改制

　　“2004年初，当王效金公布他的改制方案时，在亳州便引发了大规模的罢工事件。”

　　当时在亳州市古井镇政府上班的一官员回忆当时的细节：“王效金的轿车正要出酒厂，被愤怒的工人堵在车里，大家把轿车抬起来，重重摔在地上。”

　　“王效金在古井近20年的家长制作风，积聚不少矛盾，再加上企业员工的待遇一直没有提高，不少员工怨声载道。”该官员分析其中的原因。

　　古井从1998年开始走下坡路。2000年始，酿酒规模收缩；2001年，辞退了900多名农民合同工。企业经营举步维艰，国企老总们也在探求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

　　从1998年始，MBO（管理层收购）被视为国企改制的一剂良方。2003年年底，王效金也开始了古井的改制之路。

　　此方案是“全体员工持股、管理层持大股”。即将古井集团不良资产剥离，保留优良资产，经过评估作价，以净资产为基数，转售深圳万基集团60%股权，余下40%在内部分配。万基需为此付出的代价为6亿元。对于内部的这4成股权，将通过各种方式分配给管理层和职工，可出资购买，也可用其国有身份置换补偿金购买等等，最后还预留一部分，用于后来的新管理团队。

　　但按照上述方案，古井集团普通职工平均每人将分到3万股左右的股权，副总经理以上的高层则平均分到80万股左右。员工根据公布的细则计算出，王效金一人拿到1000万股权。

　　职工认为，此种方案造成严重不公。因此，2004年2月底到3月初，职工们连续数日罢工，3月3日，数千职工举着“支持改制，反对不公”的标语聚集在古井大酒店和火车站。

　　在一片反对声浪中，王效金的改制方案胎死腹中。

　　2004年8月，国资委等四部门紧急颁发了《关于开展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检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彻查国企改制、产权转让两大国有资产流失“命门”。

　　当年9月中旬，安徽省国资委下发了特急文件，要求省内地市的国资部门对国企产权转让情况自查。

　　对于改制，亳州市政府的热情并不高，因为古井集团一直是亳州市政府的财政收入支柱，其利税曾占全市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随着局势变化，改制的主导权逐渐落到亳州市政府手上。

　　香港嘉鑫集团曾一度有望以6亿元的代价获得古井集团65.96%的股权，但最终还是没有收获。之后，亳州市政府以挂牌转让、重组的方式改制古井。

　　2005年11月到2007年3月，古井集团100%股权在合肥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但数度流拍，最终转让底价从10.8亿元降至9.8亿元。

　　2007年4月13日，泰国国际饮料控股有限公司终于被确定为中标候选人。但当天晚上，王效金就被安徽省纪委带走。

　　“王效金与政府在古井贡改制主导权上的博弈，也以‘双规’告终。”王曾经的同事不无遗憾地说。

　　王效金的“引入战略投资者、转变经营理念、改善治理结构”的企业经营理念也因此破灭。

　　成败“集权管理学”

　　“谁能打垮古井？将是古井自己人。”——这句古井集团董事长王效金的语录，曾经挂在安徽古井集团办公大楼的显赫位置。

　　“诸如‘以业绩论英雄，凭德才坐位置’等王效金语录挂满古井酒厂的院子，你可以看出王效金张狂自负的个性。”一位职工向记者介绍，“把自己抬得越高，摔得越惨。”

　　王效金在上任之初，就认为一个企业应该有一种“效忠精神”。他甚至在公开场合说，王效金就是古井，古井就是王效金，而效忠古井就是效忠王效金这个人。

　　为此，王效金在2002年进行了著名的“铁篦梳理”，即集团的管理人员要用“铁篦子”梳理自己思想行动上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问题；要梳到痛处、理到本质，梳理出内心深处的落后意识。

　　不换脑筋就换人，批判不深就下岗。一些没有“梳理”好自己思想的人开始调职、离职。

　　《古井报》对王效金的宣传可以说是无微不至。除此之外，公司还有一个专发给副科级以上管理人员看的《集团情况通报》，这份内部刊物与《古井报》一样，刊头也是王效金用毛笔字题写的，每周出版一期，有时还出增刊，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王效金在不同场合的讲话。

　　古井的广告宣传人员，在树立王效金形象上也是费尽心机，除了传统媒体外，又开发了许多新途径。一是把王效金著的《总要比别人好一点》当作礼物放在古井的高档酒中。

　　另一个就是把王效金的头像激光印在古井贡酒的酒瓶上，在电视台反复播放，既是一种防伪也是一种宣传，这种方式可以说在国内企业中是独一无二的。

　　而此举被批为王效金极端自负的又一例证。

　　与其他的企业家不同，王效金对出书似乎有一种嗜好，出版了《总要比别人好一点——经济随笔》《我是商人——经济随笔》《酒行天下——古井贡》《重塑员工价值观》等百万字的专著。

　　在出版的这些书中，王效金对管理学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我是商人——经济随笔》中有一节写道：“古井的管理基本上是集权制管理，把权力集中在优秀分子手中，这种管理模式可能适应目前中国的国情，也适应古井。”

　　文中还提出：“鉴于古井人员的素质和目前的状况，过去实行集权式管理，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又采取了适当的分权管理，这种分权也是建立在集权管理基础上的分权管理。”

　　这种“集权管理学”的理念，便是王效金企业管理的核心理念。

　　一些古井的员工告诉记者，王效金几乎从来不下车间，也不和工人们接触，下面的员工对此意见很大。但他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而且到后来是谁也不敢提意见。

　　“在公司有钱、国家有规定、政府有政策的情况下，他没有为职工谋福利，而管理层却肥得流油。”这是职工对王效金最大的不满。

　　“这种企业管理理念在前期便于集中力量壮大企业，但后期，没有监管的权力容易滋生出腐败，特别是在企业改制中又衍生出的‘集权分配’，使国有资产流失，富了个人，导致当地政府的不满和群众怨气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