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讲学，我早到了一天，因此来新潟的前一天在会馆休息。下午，国谷带我参观弥彦神社。五年前，在新潟待过一年，却从未去过。国谷介绍说，日本神社中位列第一的是西日本的“伊势神宫”，其是全日本神社的总社，其它神社的地位、合法性由它决定；位列第二的是中北部金泽地区的“出羽大社”。弥彦神社排名第三，它的确很大，算是名副其实。参观“宝物馆”时，看到一些古代刀剑。虽然有些大开眼界的意味，但可以感觉的出这些刀剑并非神品，国谷老师沉默地微笑着，似乎是表示同意。
神社的大门两边有卖签的摊位，100日元一张，国谷与我各自买了一张，打开一看，两人都是“大吉”。旁边有几排木条，许多人把签纸系在上面。国谷说，一般情况下，抽到下签的人才把签纸系在木条上，但国谷还是把他的签纸系在了那里，似乎他买签只是做一个游戏，如此而已。签纸架旁是愿望架，许多人买了小木牌，写上自己的心愿，挂在架子上，有求上大学的，有求病愈的，也有还愿的，告诉神他的病已经好了。
国谷本人不信神，特别不喜欢战犯，所以他从未去过靖国神社，也不去日本各地有战争纪念性质的“护国神社”。
离开日本前，在东京住了一天，国谷的学生长友昭和他的女朋友荒川美惠在外面接站。把行李存在地铁站，然后坐火车直接到了镰仓。镰仓，是十一世纪时日本第一个幕府将军源赖朝开府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源氏所建的“八幡宫”神社，据说是日本最早的神社之一，而且态度认真的参拜者每年参拜的第一个神社必定是这里。所以，每年的1月1日，这里都会人山人海。
这里也有“宝物馆”，陈列着一些镰仓时代的古物。仿佛日本人对于古物的保存真的很在意，这似乎也显示着日本人较强的文化和文明传承意识：哪怕很微小的一件古物、古建，都精心保护。这与我们中国人很不相像：不是把旧东西一把火烧了，就是为了其它眼前利益而将其拆掉，甚至为了意识形态的虚无飘渺的想象而大肆破坏古迹，故而，在国人的戏言中，CHINA一词才会被说成“拆呢”。真真令人扼腕、唏嘘！我们所施行的爱国主义教育最有效的对象是未成年人，因为儿童的学习是直观的，看得到“国粹”才能使他们产生爱国情感；如果他们看到的静态建筑物都是画虎于西方，看到的动态行为都是在拆除中国老旧建筑，如何让他们爱国？
参观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国谷老师在神社旁卖“绘马”的地方买了一件纪念品，当时长友昭马上就问他原因，国谷进行了一些解释。我想，这说明长友昭一定知道国谷平日对“神祉”的态度，认为他是不信神、不参拜的，因而十分不理解；国谷老师的解释也一定与此有关：他并非转而信神了，而是为了完成他夫人或女儿的某一嘱托。
其实，使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国谷信神与否，而是日本学生对待老师的态度。日本学生对老师极为尊敬，自己的处世原则往往直接源自老师的教诲，长友昭或许就是如此受到国谷的影响而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选择，甚至，他也选择了与中国有关的法学方向。我认为，这是形成正常的领导与服从关系的一个基础。日本至少从德川幕府时开始就是如此。日本之所以能形成一个团结的国家，很大程度上都仰赖于这种师生关系。中国过去也是这样的，但现在的老师都在追逐自己的利益，美其名曰“实现自我价值”，失去了道德引导和价值观形成的责任，于是，学生也多是逐利之徒，且个个以自我价值为中心。大而观之，国家机关里人与人之间也是利益的组合与分解，共同价值观所形成的关系几乎绝迹了。
最后一天，返程的飞机订在下午五点多，因此，早上匆忙地去看了东京的“靖国神社”。
此前，国谷曾问我关于东京的游览计划。五年前，曾想去靖国神社，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没有时间。国谷说，他从未去过靖国神社，也不想去，他反对战争和战犯合祀。所以他不会带我去，而是将此事委托给了长友昭。后来我了解到，长友昭倒是去过几次，但都是陪别人去的，自己从未特意如此。由此而言，至少在日本宪法学界，很多学者对于那种与战争有关的“皇国精神”非常反感。
靖国神社前有两个日式牌坊，特别之处在于，第一个是钢铁铸就，第二个是青铜打造，似乎是越进去越贵重。我却觉得，这意味是当人们进入神社，看到的象征意义便是日本从铁器时代退回到了青铜时代。大门有四扇，中间两扇嵌有镀金的菊花，昭示着它的国家性。神社参拜处的外观与其它神社并无二致，只是所悬挂的幔帐印有皇室的菊花徽记。长友昭说，这是一般人参拜的地方，大臣们或特殊的人一般都在后面参拜，而且通常不对外开放。
临走时发现，和其他神社一样，参拜处旁边也有一个“祈愿绘马かけ”，挂在架子上的祈愿牌都是和别处一样，诸如祈求家人平安、如愿上学等。但是，有一个比较特别，上面的祈祷原文是：
宪法九条で守れ、平和な日本に
奥浜名湖九条の会
二零零七.八.二十六。
这些文字不用翻译也大致看得懂。我又在绘马架上遍寻其它牌牌，想看看有没有祈祷日本再成为军事大国之类的内容，结果一无所获。长友昭看到我对那块牌子感兴趣，就微笑着说道，没有人愿意日本再卷入战争。现代的民主制度下，日本的多数民众希望保留和平宪法，因为他们希望过和平的生活。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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