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事情总是出乎西方的意料”

　　“中国的事情总是出乎西方的意料”

　　《环球》杂志记者/陈昕晔 谢黎 李晓明

　　2008年8月8日~24日，短短17天，却圆了中国人的百年梦想。这一百年，中国经历过失败、维新、革命、改革，从封建王朝走向人民共和国，从衰弱走向复兴。

一百年前的中国人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有识之士渴望维新自强；一百年后，北京奥运会向世界述说了一个民族的梦想与期待。

　　国际奥委会前副主席何振梁曾说，“中国人百年的奥运梦就是中国百年的强国梦，在强国梦实现的过程中，这个奥运梦实现了!”此语道出了中国人对北京奥运的一种情感寄托。同时，北京奥运也是世界近距离观察、认识中国的一个契机：各国政要、跨国公司的CEO、媒体、运动员、体育迷、游客云集北京，有赞美也有批评，有理解也有迷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世界对中国充满兴趣，并给予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关注。

　　“希望世界再次认识中国”

　　“这次最大的感受是，人家对中国有了更大的兴趣，”刚刚赴美参加了国际管理年会的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助理朱恒源在对《环球》杂志记者谈到他的旅美感受时如是说。

　　朱恒源告诉记者，在1999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一般都是他主动和别人聊天，而现在当别人知道他来自中国时，会有很多人主动和他交流。国际管理年会的参会者来自美国、德国、加拿大、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等，很多人向他表示：“开幕式太好了，简直不可思议。”在美国期间，朱恒源每天都会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有关中国的报道，甚至有一个杂货店的马来西亚裔老板在得知他来自中国时，还“由衷地表示羡慕”。

　　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2008年年会也恰在这天召开。当晚，顾问委员会名单中的28位海外委员悉数观看了奥运会开幕式。这个28人名单中包括了通用汽车的杰克·韦尔奇、凯雷资本的大卫·鲁宾斯坦、沃尔玛百货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李斯阁、日产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卡洛斯·戈恩、富士康的郭台铭等一干名人。朱恒源介绍说，这些巨头看了开幕式后写信给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赞叹奥运会开幕式举办的成功。而钱颖一在谈到对08奥运的期待时曾表示：“希望世界再次认识中国，中国也更加开放走向世界。”

　　据相关统计，在2008年上半年，国际舆论对中国的报道议题集中，从雪灾、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奥运火炬传递、汶川地震，一直持续到奥运会。海外媒体参与报道的数量之大前所未有，比如对汶川地震的海外报道共有20440篇，关于奥运的报道也达到了17000篇，而这还是奥运会刚刚开幕时的统计。

　　关于中国的个体观察角度

　　我们不妨暂且抛开宏大叙事以及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关注一下一些个体在北京奥运期间的体验，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对奥运有着自己独特的观察角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级媒体顾问汉森，曾经做过电视台记者，采访过齐达内等众多体育界名人。对于北京奥运会，他极为关注并积极参与，曾专门面见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多次为北京奥运的举办提供个人建议，甚至还给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出谋划策”，将自己的开幕式设想方案打印成册递交给了北京奥组委。

　　在给《环球》记者介绍他的方案时，丹麦人汉森表示，开幕式关注的主题一定要国际化，关心一些诸如全球变暖、环境保护、重建人类和睦家庭等事关人类未来的大主题。观看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他半开玩笑地对《环球》记者说，“也许张导演真的吸收了我的方案，因为开幕式里面对于以上这些主题都表现了出来。事实上，据我所知，全世界的媒体都认为中国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是个巨大的成功。”

　　第十六次来中国的汉森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比如还可以对“绿色奥运”这个主题继续展开；Party气氛还可以再热烈些，“这个平时熙熙攘攘的城市，此刻显得有点安静”；出租车司机只会说几句英文也让他感到有点不方便。

　　开幕式的绚烂、摩天大楼和车流，这些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而更加打动他们的是一些细节：一天，一些德国观众要去看曲棍球比赛，可出租车司机不知道该怎么走，兜了70多公里后才到达目的地。司机对不能直接把他们送到目的地感到非常失望，他说：你们是外国人，过来看奥运会，因为我自己走错路了，所以我不要你们的钱——这是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特别顾问威尔弗雷德·勒姆克给《环球》杂志记者讲述的一个故事。

　　志愿者的微笑和市民的友好，则表明一个现代公民社会正在形成。

　　“无论谁获得的奖牌最多，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志愿者们将赢得世界的由衷赞赏。”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联合国副秘书长施泰纳这样称赞奥运会志愿者。

　　英国游客安迪·布尔在博客中撰文说，在行前有人提醒说不少中国人言语举止不文明，城市管理会有种种不便。但来北京住了一周，不仅没有碰到一个不友善的中国人，而且感到在北京生活越来越顺心。 “我的中文很糟糕，无论是去吃午餐还是开车去鼓楼途中问路都出现问题，不过我问到的每一个中国人，无论他们的英文如何，总是对我充满了热情的微笑。”

　　谈到奥运，不能不提到商机。作为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的副总裁，鲁大卫用一个“爽”字来描述自己对北京奥运的体验。开幕式前可口可乐公司对北京奥运市场的调研，显示了一个明确的结果：无论是四川人、河南人还是其他省市自治区和特区的人，对北京奥运会的关注和期待都不低于北京人。鲁大卫对《环球》杂志表示：“我们在其他的国家很少看到这种现象，起码我们感觉到这区别于1996年的奥运会，区别于雅典奥运会。”

　　鲁大卫介绍说，8月8日当天的监测显示，在鸟巢每人平均喝了三瓶可口可乐，而在以往的奥运会上是1瓶多点。鲁大卫说：“主要的原因是那种气氛，像我们董事长都一直在蹦、在跳。”

　　透过可口可乐的销量，鲁大卫对北京奥运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观察了雅典奥运会，也观察过都灵冬奥会，他总结出：“这次举办国家的人口是13亿人口，是全球1/5的人口举办的一次奥运会。北京市的人口比整个希腊的人口都要多，对消费品公司来讲太明显，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

　　世界认识中国的坐标系

　　不同个体在北京的体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世界认识中国的横向维度：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文化为人们的认识设置了前提。

　　今年1月英国首相布朗访问中国的时候，《环球》杂志曾发布了汇丰银行在中英两国做的民众相互了解的调查，当时记者对英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之少感到诧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曾对记者分析了在英国受过教育的人与普通民众对中国认识了解的区别，并且指出英国媒体上过多的负面报道，误导了普通民众。

　　实际上，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不仅存在于英国。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牛大勇教授分析了欧美主要大国各个阶层对中国的不同认识和态度：精英阶层包括教授和知识分子对中国有比较清醒、理智、客观的认识，对中国的态度多数也比较温和、理性和友好；但对中国最友好的是那些在中国有实际利益的人，主要是一些企业和商业界人士；对中国印象容易产生偏差的反而是那些国家的蓝领劳动阶层，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被部分人认为是抢了他们的饭碗；一般劳动者们也比较容易受大众媒体的影响，西方媒体乃至影视作品对中国的报道有不少是负面的。

　　世界对中国的认识过程是一个纵向维度。追溯百年来的近现代史，牛大勇总结说：“中国事情的发展总是与西方的经验不同，所以也总是出乎西方的意料。”欧美大国也因此经常做出错误的判断：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兴起，英、美等国却并不看好这个力量，一味支持把持北京“中央”政权的各派势力，结果是国民革命取得了成功；当他们转而支持国民党时，共产主义力量在中国兴起，列强又站在对立面，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和西欧采取孤立封锁政策，直至这个政策破产；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持欢迎态度，但在苏联解体等事件发生后，又以为中国也要步其后尘，而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奇迹。

　　为什么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总是脱离中国的现实？对中国的预见总是出错？“中国的发展从古到今都是非常独特的，和西方发展模式大不相同，因此西方按照自己的经验和思维方式来判断中国，往往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牛大勇指出西方的“中国观”存在认识论上的缺陷。

　　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增强，西方也在不断反思自己对中国认识的偏差。近年来美国、德国、日本都在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找寻认识中国的新方法。而中国在不断深化自我认识的同时，也在加深对世界各国各种问题的认识。这种相互需要，在2008年终于找到了一个交会的平台。

　　2008：中国的历史际遇之年

　　日本《读卖新闻》8月11日发表了东京大学川岛真撰写的《北京奥运会能否成为中国过去与未来的分水岭》一文，文中说：“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宣告日本告别战败走向经济大国。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韩国告别殖民统治和南北分裂，走向统一和发展。在这一点上，北京奥运会也不例外。”

　　2008年注定将成为中国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际遇之年。这一年，中国挺住了一次次考验，通过北京奥运会，中国向世界生动地阐述了自己关于和谐世界、关于奥林匹克精神的理念，这种友好、自信和成熟在奥运期间使世界感受到了震撼。正如北京国际新闻中心副主任、本刊执行总编辑胡俊凯所说，“奥运具有标志性意义，她体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不仅积聚了物质财富，民族精神也得到了升华”。

　　在上半年，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一度喧嚣一片，经历了汶川地震和奥运会后，现在出现了更多客观、公正的报道，这些报道不局限于体育赛场，也包括了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

　　奥运期间来到北京的境外记者有2万多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非注册记者，即没有在国际奥委会注册的记者。如此之多的境外记者来到北京，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开放态度，欢迎更多的记者来报道中国；另一方面也是遵循了国际惯例：从悉尼奥运会开始为非注册记者设立了提供服务的新闻中心，雅典和北京奥运会延续了这一做法。

　　在北京国际新闻中心，《环球》杂志记者看到新闻发布厅正在举行一场关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布会；在新闻中心二楼，摆放着多种语言文字的图书资料，据介绍，新闻中心为记者们免费提供了中、英、法等19种文字1700种32万册图书资料；这里有为记者服务的餐厅，一餐只要1美元；在二层的工作区，为记者们提供了免费上网、发稿的电脑，有记者正在那里写稿子。“半夜2点，还有在这里发稿的，”胡俊凯介绍说：“新闻中心每天至少安排2到3次新闻发布会，内容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组织了七、八十场外出集体采访。中心还受理了数百个境外记者的个别采访申请，帮助记者联系独家采访，要求对记者提出的个别采访‘零拒绝’，落实成功率有80%。”

　　香港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就属于非注册记者，在她的博客中（8月4日），闾丘谈到了她所体验到的北京国际新闻中心：这里的报刊亭里有国外的杂志卖，几乎同步；网站在新闻中心里面，连香港的壹传媒网站都可以上去，BBC的中文网也可以进入；请同行在这里吃一美元的饭菜。闾丘特别提到：“还有个别采访申请，回复的速度快得令人惊讶，因为我原本以为，至少三四个工作日，结果在还没有到北京前就早早递上，结果也就是过了一天，答复就来了，而我人还在香港。”

　　关于新闻的权威发布，对突发事件的及时披露，这些正是记者最需要的，在奥运期间，北京的三个新闻中心成为了信息源，使流言止于智者：8月5日，美国奥运代表团自行车队抵达北京，几名队员走出机场时戴着黑色口罩，把口鼻捂得严严实实。北京的空气质量再次成为国外媒体大肆炒作的话题。然而随着外国运动员陆续来到北京，亲眼看到北京的蓝天，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人们看到没有运动员再戴着口罩。同时，北京及时发布了空气质量数据：8月前15天，北京空气质量全部达标，其中6天为一级“优”，9天为二级“良”。在北京奥运会主新闻中心和北京国际新闻中心，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多次出席新闻发布会，介绍情况，回答提问。联合国副秘书长施泰纳也呼吁人们放弃偏见，公正地对待北京的空气质量。在现实面前，那三位戴口罩的美国运动员致信国际奥委会，为自己的行为道歉；而国际舆论的评价，正像路透社所说的，北京的阳光驱散了对空气质量的争论。

　　世界在不断校正对中国的认识，当然，对中国的批评也依然存在，甚至从赞美中也能隐隐体会到赞美者潜在的意图。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就像参加开幕式的美国总统布什所说，西方媒体的赞美是对中国的尊重，而在尊重背后其实是希望中国更开放，既是对中国的肯定，也是一种期望。

　　而中国，也将通过奥运，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的总结与思考，深化对自己和对世界的认识。世界有认识中国的坐标系，中国也在建立自己的坐标系，这两个坐标系的交织将越来越多，从《千万次的问》到《我和你》，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在变化：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

　　（实习生蔡雨恒、吴丽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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