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由4个涉农部门合而为一,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在重庆市北部新区揭牌。这个被称为农业“大部制”的正局级部门,是当地继大交通、大文化等系列改革之后的又一新举。
理论界认为,在国务院“大部制”改革的示范作用下,新一轮地方大部制改革开始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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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部门“四合一”
根据重庆市最新的机构改革方案,新的农委为市政府组成部门,由原农业局、农机局、农办与农综办合并而成。“主要负责综合管理和统筹协调全市农业和农村工作。”
继续保留中共重庆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为市委派出机构,主要负责全市农村工作系统党的建设、统筹协调全市新农村建设工作。市委农工委和市农委实行合署办公,即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市农综办由市农办管理调整为市农委管理,而市农机事业管理局则由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调整更名为市农机管理办公室,设在市农委,机构由正局级事业机构调整为副局级行政机构。
经过调整,市直属机构减少1个,直属局事业机构减少1个,而处级内设机构则减少了16个。
“大部制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发挥统筹作用。”重庆市农委主任夏祖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机构精简的直接目的,降低行政成本的同时提高工作效率。合并不仅可以消除部门之间“扯皮”的现象,而且可以整合各种资源,把有限的力量和资金用到刀刃上。
“这是对中央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响应”,重庆市编办一位负责人透露,国务院各部委的“三定”工作基本结束,新一轮地方政制改革呼之欲出。
先上船后买票
正式挂牌之前,四个部门整合的工作已悄悄进行了一年多。
事实上,早在2007年的重庆两会期间,一份名为《关于把重庆创建成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示范区的建议》的发言材料,曾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而当时重庆申请成为试验区尚未正式对外公布。
当地一位知情者透露,这份建议称,重庆应大力减少职能交叉重叠的市级管理部门,有步骤、分阶段地组建大工业、大建设、大交通、大环保、大商贸等市级部门,推动“大局(委)制”。
在此之后,多项传言出现,最为突出的是关于涉农部门的合并,因为重庆涉农部门多达10余个,最可能首先成为“大局(委)制”的改革对象。
去年8月起,重庆市编办开始对机构设置相对分散的农业部门进行调研,制定整合方案,包括岗位设置、机构归并、职能安排等。
今年2月,曾在农业系统工作20多年的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夏祖相被任命为农业局局长。
夏的任命被认为是“有目的安排”。“调动之前,有关部门已明确了他此行的任务,就是组织大部制改革。”夏祖相透露,半年多来,他最大的任务就是保证这项涉及四个部门、200多名机关干部的改革顺利进行。
重庆市采用“先合并后挂牌”的过渡办法。从5月份开始,四个部门先合署办公,对各部门的业务处室进行同类项“合并”,来自不同部门的干部开始在一起办公,并按新的岗位对原有人员进行第一轮“洗牌”。在被称为磨合期的3个月内,一个处室同时有几个正处长的现象而不罕见,农委为每一个处室临时指定一名“处长召集人”,“召集人相当于临时处长,暂时负责整个大处室的工作。”
“先上船后买票”的做法,让夏祖相也捏了一把汗。有的处室同时有七八个正处长,几十号人,如果失败了,这些人怎么办?“改革会有风险,但关键是敢于尝试。”夏祖相说。
事实上,今年3月,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在对国务院机构改革的说明时强调,地方政府可以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不设时间限制。这从某种意义上为各地的部门改革留下了更大空间。
“部门利益”成最大阻力
“地方大部制改革最大的阻力首先来自部门利益”,夏祖相坦言,农口职能部门多,且每个部门都手握资金、审批等权力,谁也不愿意被归并。
合并之前,除市农委、农办、农业局、农机局、农综办、扶贫办外,加上市粮食局和供销社,整个大农口部门多达11个部门,这些部门职责上不可避免产生多项交叉与重合。
“职能交叉分散,不仅工作合力不够,也导致了政府分配资源时出现了‘撒胡椒面’的现象,无法使有限的财政资金效益最大化。”夏祖相说。
大部制打破原先部门的审批权、财权分配,很多部门负责人对合并有争议。夏祖相说,那段时间他做得最多的是找各个部门甚至处室负责人谈话,“平时吃饭都在机关食堂,为了大家多一些交流机会”。
机构合并同样牵涉到人员的调整,根据重庆市编办要求,整合后的农委行政编制为189名,比整合前减少63名,其中厅局级领导职数减少7名,处级领导职数减少32名。
“当务之急就是解决裁员问题。”夏祖相说,在合署办公的阶段,相当一部分干部已随职能划并调到其他部门,但由于处室、编制都大幅减少,仍有数十名处级干部“待岗”。这些干部将采取民主测评、推荐、决议等手段进行竞岗,淘汰的干部将转岗或高职低聘,但短期内其处级待遇仍将保留。
相比而言,面临调整的7名厅局级干部日子会比较好过,据夏祖相介绍,这些被裁减的“厅官”,年龄大的保留待遇退居二线,其余的都将统一调整到市里的其他部门任职。(据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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