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而不同 从奥运看传统文化在国际法中的现实价值

　　一家之言

　　君子和而不同

　　从奥运看传统文化在国际法中的现实价值

　　石文龙

　　刚刚结束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经成为了中国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绝好舞台。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国际法领域，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今天提倡的“和谐世界”理论正是在新的形势下，体现了中国传统和平文化在当代国际法建设中的现实价值

　　与2001年APEC会议各国元首所穿“唐装”让世界的眼球为之一亮一样，北京奥运所展示的中国古老文化再次以其独有的魅力为世界所瞩目。

　　君子和而不同

　　———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处

　　《论语·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教导人们怎样和其他的外来因素、外来文明打交道。而近来在西方，美国资深政治学教授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该理论声称：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主要的冲突将不再是武装力量的冲突，而是文明冲突；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联合将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对手。

　　与“君子和而不同”有同样境界的是墨子。墨子以“兼爱”、“非攻”为基本思想，核心就是主张强不凌弱，富不压贫，维护和平，反对侵略。墨子生活在饱经战乱的战国时期，深刻地了解战争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危害。他反对战争，主张诸侯之间应遵循“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和睦共处，做到“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墨子所说的“利”，不是一国的私利，而是天下的公利，就是要互惠互利；他所说的“爱”不是自爱，而是互相尊重，就是使“天下之人皆相爱”。只要人们都信守这个原则，自然可以消除战争，共享和平与安宁。

　　尽管当时由周朝分化出的“列国”，同今天讲的“国际”并非同一意义，墨子的主张与当时国家需要统一的大趋势也并不完全合拍，但是，他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对于今天的国际社会来说，则更具有普遍意义。当世界人民在寻求和平与安全途径的时候，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呼吁，不能不再次拨动人们的心弦，引起世人的共鸣。墨子的名言“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在日常生活中已被简化成“强不执弱，富不侮贫”。这一理念体现了中国的和平文化的精髓并能适用于当今的国际社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对他国人权与主权的尊重

　　1998年，全世界100多个宗教组织代表集会发表“普世伦理宣言”，将中国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写进宣言。

　　儒家文化中的“仁”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重要作用。“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它要求“仁者爱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比，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从积极的意义上要求人们爱他人，另一个是从其反面通过对人们行为的限制来爱他人，特别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西方也很流行。犹太古谚说：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

　　结合现实社会，美国与布什政府的行为，中国式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包含的柔性与中庸原则具有重要价值。美国强大无比的军事实力，使布什将美国新战略的基调定位于“立即消灭敌人”，而没有顾及这样无限制地诉诸强权和武力，将会激起更多的敌人。美国政府认为用武力称霸全球“是通往天堂的道路之一”，但是这一道路是极其狭窄而危险的。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国式的“非战”观

　　“武圣”孙子不是一位霸权主义者，而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孙子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非战”是《孙子兵法》的精髓，所谓“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就是说凡用兵之法，百战百胜，并不是最好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好的。

　　其具体措施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许多版本一般将这段话解释为，战胜敌人最好的办法是运用谋略，其次的办法是通过外交手段，再次是用军事手段，最差的办法是攻打敌国的城池。

　　过去《孙子兵法》文本中有“霸王之兵”的记载，使人误以为孙子是一位霸权主义者。而根据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真正的原文应是“王霸之兵”，其义应是“王道”。

　　与西方的《战争论》不同，《孙子兵法》通篇贯穿着“非战、和平”的崇高理念；追求和平、谋取发展是《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伐谋”强调“毁力为下，攻心为上”，它包含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运用智谋更加巧妙地调动力量、运用力量和转换力量，最终战胜对手。另一层意思是在战略层面上进行智慧的较量，迫使对方改变战争计划，放弃对抗的企图。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后一层意思是讲“攻心战”。

　　从表面上看，战争是力量之间的对抗，从实质上看，战争是要达成政治目的，最终是为了征服对方的意志，是要攻心的。实现“非攻”而胜，就是要求战略家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以征服对方的意志和迫使对方放弃企图为目的，巧妙地运用力量和各种手段，达到一种“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战略效果。

　　“先礼后兵”、“勿杀无辜”等

　　———对国际法人道主义的表达

　　战争在传统国际法上是合法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方式。战争并非目的，而是手段而已。即使战争不能避免，仍受到习惯法的约束。“先礼后兵”不仅仅是对战争程序的制约，也是对解决纠纷的友善原则，主旨是让求战方尽最大诚意，做最大努力，通过协商等方法解决矛盾，以利各方利益。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诉诸于战争手段。

　　“勿杀无辜”是对战争的限度的制约，体现了国际人道主义思想。这些思想的实践，表明中华古代的和平与战争思想与当代的国际战争法规则不仅有融通之处，更有对促进当代国际法发展的因素。所以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并非西方的专利，中华法系在古代早已形成独特的国际法思想与实践。在世界近代史中，璀璨的中华文明遭到了西方殖民者炮舰的蹂躏，西方文明从此主导世界，西方的价值观也就成了“主流”的价值观。国际法也就成了所谓“西方”的国际法。在西方法律价值观主导的秩序中，其他法系，包括中华法系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和平文化资源，和平文化深入于中国文化的骨髓。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和平一词又频频出现在我国的发展战略中。新的形势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国的传统和平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和平文化在当代国际法建设中的现实价值。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法律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