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职业外交生涯中，有许多令人难忘的人和事，而这里我想谈及的是我的老首长吴学谦同志。
学谦同志病卧北京医院多年。我任外交部党委书记和部长期间，大约一个月去看望他一次。最初一年他似乎还认识我，有两次还拉着我的手不放，后来每次就只剩我一个人暗自难受了。
今年4月4日，老首长走了。他严谨、宽厚的音容和一心为民的品德更加崇高鲜明了。
学谦同志1982年自中联部调到外交部之前，我从未见过他。是那年12月在访问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几内亚、赞比亚、纳米比亚等国的路上，我这个新上任的新闻司外国记者处副处长才有幸初次见到他这位就职不久的外长。在他之前的新中国前五位外长，我是从纪录片电影和电视上认识的。
那次访非，新闻司只去了我一个，要为会谈会见写吹风稿、管理中外记者，业余为外长做了两次翻译，还同外长聊了一次天儿。见了面，就发现这是一位学之不尽的好老师，一位值得尊敬的首长。
学谦同志待人宽厚，总是多看部下的长处，体贴部下的难处。访问期间，我国同安提瓜和巴布达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位年逾七十的大使来报告这一消息，一时记不住这个国家的名称，说不清楚它的地理位置。有些年轻人就笑话这位大使。学谦同志说，那么大年纪，又没带笔记，记不住这么长一个名字，不奇怪。老大使可能是抗日时期的干部，没有机会学多少世界地理知识。他别的方面长处一定很多。
学谦同志愿意和年轻人交流，作风平易，从不摆架子，对新干部用起来很放手。有一场礼宾计划外的活动急需一位法文翻译。他问我：“我的法文不大够用，肇星，你学过法文吗？”我答：“只学了一年。”他立即说：“那你就来当主翻，有些词我可帮忙。”就这样，我这法文“三分之一瓶醋”为外长当了法文主翻。宾主都满意。若干年后，我在法国外长为我举行的正式宴会上用法文致辞时，又记起老首长的鼓励。
在访问另一个国家时的一次会谈中，一位第一次担任外长英文主翻的小伙子没学过当年在南部非洲常出现的一个关键词“种族隔离”。学谦同志提醒了两次，他仍记不住，还是在用一个同义词。学谦同志说：“这个词不宜用别的词替代。肇星，你在非洲呆过多年，这段话你来翻，下一段他再接着来。”又让我把这段插曲给外宾解释一下，免得把人家弄糊涂了。他还安慰那暂休三两分钟的年轻译员别紧张。他就是这样，对事情考虑的周到，工作上要求严格，对别人的感情照顾得细致入微。
有天晚上他找我聊天儿，亲切地说：这几年在非洲工作的经历很好，正像在国内有机会在艰苦省区锻炼几年一样。做人做官、内政外交都触类旁通。一个人、一个国家都千万别忘本，别忘记穷朋友对自己的帮助；要平等待人，不染上嫌贫爱富、世态炎凉的坏毛病。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要团结、相互学习，有意见当面说，表扬的话可以背后说。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关键是要真正记住个人很渺小，伟大的是我们共同的祖国、共同的党中央、共同的为人民服务事业……
部长的教诲令我深为感动。好像是为了表示谢意，我给他介绍了我不到30岁时在当时肯尼亚外长办公室看到的一段座右铭：“永远不摆架子，架子是扔在地上也没人捡的东西。”他听后表示赞同并开怀大笑。
访非之后，学谦同志和部党委在外交队伍建设上有一些重大举措：坚决消除“文革”遗留下来的派性，加强团结，让外交为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加快提拔年轻干部，措施包括在外交官系列中新加“处级参赞”一档；外交官政治上要强，业务上要精，要懂点经济、要中文好，至少能用一门外语工作……
非洲之行后我再也没有机会与学谦同志单独交谈，但言传身教的效益不是以时间长短来计算的。接替吴学谦任外长、在非洲最艰苦地区工作过的钱其琛同志告诉过我，师长教的和学生学的，都重在真实有用。
人民至上、大局为重、学识无涯……学谦同志的典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2008年8月1日山海关至秦皇岛路上）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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