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爱引用数字 美国官员喜欢讲故事

　　最近，笔者有机会两次听到美国有关专家介绍与美国主流社会沟通的技巧。这两位专家都颇权威，一位是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办公室主任，另外一位曾任白宫公共关系部主管。他们在介绍中不约而同都强调的一点是：要让美国人对你所讲的话题感兴趣，一定要和他们的切实利益攸关起来。要讲一些真实的个人故事，而不能尽是一些抽象的道理，或者一大堆统计数字。

　　美国专家的观点引起我们的反思。确实，媒体以前也报道过，例如在中美经贸磋商会议中，中国官员习惯于引用许多数字，而美国官员则喜欢讲故事。在我们看来，宏观而又比较客观的统计数字应该更加重要，为什么美国人却喜欢听一些主观的个人故事呢？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重要的双边会议场合，中方往往准备充分，多媒体幻灯片做得主题突出、内容丰富、逻辑严谨、格式漂亮，演讲起来有条不紊。而美方则常常没有这么充分的准备，喜欢即兴表演、临场发挥，也许至多在脑子里想好几个主要观点。是美国人不认真对待吗？看起来不象，例如由老布什总统发起的中美关系研讨会上，许多作为主题发言人的美国高官也这样。是美国人工作节奏快，太忙吗？但许多高官都有庞大的智囊和秘书班子给他们做准备，他们却很少准备完备的幻灯片讲稿。

　　究竟如何看待这种差别？深究起来，我看至少可以从价值论、认识论以及教育的观点来进行讨论。

　　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美国人信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凡是对我有用的就是真理。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包括《今日美国报》等一些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北京奥运会时，可以毫不脸红地把以往报道惯例的金牌榜改成奖牌榜。离美国人很远的事情，便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你和美国人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使中国南方一批工厂倒闭，他不感兴趣。如果你进一步说，有一个美国老板因此跳楼了，或者美国商场的衣服和鞋子该涨价了，他便开始注意了。因此，和美国人讲一件事情，一定要想好这件事情对他有什么好处、或什么坏处，然后再和他讲。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美国人信奉经验主义的一元论，什么主观、客观，美国人不太信这一套，不认为有这种区分，这是杜威、皮尔士等美国大牌哲学家的主要观点。只有个体经验感觉到的事情，才被认为是真实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喜欢听个人故事，认为只有个人故事才最真实。我们随便翻开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可以看到许多报道都是从某个个人故事开始的。例如攻击中国的人权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都是对某些个人或个别地方的故事大肆渲染。如果你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他才不信你那一套。我想，美国人也正因为太崇尚个体经验，所以容易犯以偏概全、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从教育的观点看，如果读者对中国学校的课堂与美国学校的课堂都有所经验的话，就不难理解中美关系研讨会中中国发言者的认真准备、美国发言者的看似草率了。中国教师往往认真备课，课堂上口若悬河，教师主导，大部分时间唱独角戏，学生被引导着走。美国教师则往往准备较少的课堂陈述，更多的时间让学生发言、相互讨论。中国课堂教育注重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传授与训练，重视的是逻辑思维和已有定论的东西。美国课堂则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和直觉思维，允许不确定性。这样的差别完全复制到中美交流与会议场所中间了。

　　讨论了半天，你可能要问：中国人重视数字、美国人喜欢故事，究竟孰优孰劣呢？笔者的观点是：没有非此即彼的优或劣的问题。中国人和美国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应该说各有优缺点。中国人喜欢的数字，应该更能够显示客观的宏观发展趋势，但却容易失之笼统、不够具体。中国人思维和说话容易笼统、不着边际，这是梁启超先生早在1922年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一文中就批评过的。我们提出的有些数字人家可能会认为不准确，因此不甚相信。罗列太多数字则会显得枯燥。另一方面，美国人喜欢的个人故事，固然容易引起听众兴趣，但也可能犯以偏概全的毛病，甚至误导听众。

　　但无论如何，在中美双边交流活动中，我们还是要适应对方的思维特点，这样才能够达到所期望的沟通效果。因此我们所讲的内容，还是要尽可能和对方利益攸关起来，要讲一些生动的个人故事。在引起对方兴趣后，再引用一些和对方有关的数字不迟。（作者为清华大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