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12日,前苏联宇航员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驾驶着宇宙飞船登上了太空。那张加加林坐在太空仓里朝地球人招手的照片出现在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上。苏联人当然很得意,赫鲁晓夫兴奋得直拍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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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说白了,就是俩大老爷们儿在瞎斗气儿,你出一拳,我踢你一脚,谁也不服谁。但这样的较劲当中透露出一些有意思的信息:一个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冲突,会殃及科学以及一切本来很稀松平常的世俗中事,比如本来是娱乐的体育,比如本来是独立的学术。另一个是,国家主义政治战略,往往会点燃民族主义情绪,于是这种高昂的民族主义冲动以及由此冲动导致的爱国激情会特别具有感染力。但是,很少有人会冷静地注意到,这种感人的情绪背后,隐含着国民视野的狭隘与内在的不自信,充满了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式的盲目与疯狂。
但也有例外。曾经主持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战后就曾对记者不无嘲讽地说过:“在政治家眼里,科学已经成为炫耀权力的砝码。”他的老师爱因斯坦在他说这话之前就说过另外一句话:“民族主义就像天花,早晚是要出的。”可天花老在出,它就有点儿不大正常了。
我看重太空探索这样的实践,起码的一个收获就是,它让我们人类发现自己在广袤的宇宙当中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我亦对那些意志非凡的宇航员心存敬仰,他们是我们人类共同寻求一个更为远大的生存空间的先行者。正因为如此,我将太空探索看成是人类共同的触角,而不是政治角逐的舞台。我不愿意将那些腾空而起的火箭简单地看成是国力提升的表现,我也不喜欢将那些在太空中行走的人们,和那些怀有远大梦想的科学家们的努力简单地看成是为国争光。太空探索的长远意义,远远超过我们习以为常的这种渺小的激动和骄傲。正是藉由这样的探索和努力,人类会感受到一种共同的命运与困境,同时也真实地表现出这种共同而巨大的焦虑。我宁愿相信,藉由太空探索这样的智慧与力量的展现,人类表达了征服这种共同焦虑的企图与决心,同时也在努力地超越政治、文化、民族乃至国家的界限,去发现和把握更多属于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的可能。
我们的期望,原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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