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金时代付出巨大代价 美国"伟大社会"构想提出

　　●1870-1920年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镀金时代”，美国完成了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美国社会转型的经验表明，政府如何通过推动立法来帮助弱势群体，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正是在20世纪中叶以前，这种对社会不公正的诉求的途径在美国得到基本解决，才有了后来60年代“伟大社会”构想的提出

　　最近，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提出的“伟大社会”的构想又引起了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

　　但笔者认为，比“伟大社会”构想更重要的，是提出这个构想的社会背景。实际上，在上世纪30年代左右，美国社会就开始向更加重视社会公正的方向转变，并逐步建立起了一些相关的法规和制度。因此，我们今天讨论“伟大社会”的构想，应当从19世纪最后30年到20世纪最初20年这个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镀金时代”开始。

　　“镀金时代”的巨大代价

　　在“镀金时代”那短短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完成了从农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然而，在这一惊人发展的背后，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和追求财富的本能的结合。资本的力量肆无忌惮地掠夺着自然资源，无所顾忌地消耗着水、森林和土地。依靠这些资源的消耗而形成的诸多工商界“强盗大王”，垄断了石油、煤炭、钢铁、电信和铁路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

　　伴随着财富而来还有剥削、苦难、不公、失业、贫困、肮脏不堪的城市贫民窟和动荡的社会。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写道：“在这片丰饶的国土上，从来未能满足下层人民衣食住的需要，周期性的萧条更使千百万人陷入了实际的贫困。在那些大城市里，贫民窟飞快增长，疾病、罪行和恶习四面传播。”据1896年的一项统计，占全美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一半以上的财富，12%的人拥有全国90%的财富。

　　在“契约自由”的旗号下，工人起码的工作安全得不到保障。在当时的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工业中的公害以及工伤率均高居榜首。即便如此危险，劳工们也别无选择。正如老罗斯福总统在其《自传》中所写：“那些煤矿业大公司，可以随意地开除矿工；但矿工却不能抛弃公司。他得要有工作才行，找不到工作，老婆孩子就要挨饿。”

　　为了与大公司进行抗争，争取自己起码的生存权，美国工人开始组织工会。工会的斗争部分地取得成功，但更多地却遭到了失败。用一位美国顶尖的宪法专家的话说，它“受到了包括合众国军队在内的法律和秩序的强有力的镇压。”公司的力量如此强大，它们往往控制了当地的政府。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社会流行着“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这样的氛围中，社会上存在着对资本家和工人不同的道德标准。资本的合并和兼并被视为市场的规律，劳工的联合却成了妨碍市场的阴谋；保护公司的利益乃是政府职责，支持劳工则被斥为搞“社会主义”；用资本生财乃天赋人权，劳动所得却必须受制于供求规律；呼吁保护投资和财产乃合乎情理，主张维护劳工利益却是蛊惑人心；在股票市场上进行资本运作的经纪人，都是社会精英，为劳工争取基本生存权的工会组织者却成了动乱煽动分子；资本家减少生产以保持供求平衡乃正当经商之道，劳工要求缩短工时来避免劳动力过剩却是非分之想。

　　最初司法保护的失败

　　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如此不公平的现象不会永远持续。下层民众虽然没有富人那么多的财富和社会资源，但他们有人数众多这一独特优势，一旦团结组织起来，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而在民主政治中，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可以利用自己人数相对众多的优势，利用政治上与成功者(富人)平等的投票机会，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遏制富人过度的贪婪。于是，19世纪末期以来，要求社会平等和揭露黑幕的运动此起彼伏，声势浩大，对各级立法机构形成了强大压力，迫使它们不得不通过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维护中下阶层利益的立法，以纠正市场自发秩序带来的不公正。

　　188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州际商务法》，它禁止在铁路运输中向大公司支付“回扣”，并成立了美国第一个政府独立管制机构：州际商务委员会；三年后，国会又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规定任何限制州际商务和对外贸易的垄断和阴谋垄断的商业契约、行为和联盟都是违法的。其起草者谢尔曼参议员不无担心地指出，如果不控制垄断，美国人最终会面对“一个控制了一切生产的托拉斯和一个决定了一切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主人”。与此同时，为了保护劳工的利益，一些州还通过了限制最高工时和保证最低工资的立法，国会则通过了禁止童工的立法。

　　市场竞争中的强者与弱者在政治上的较量，最终化为联邦法院里的司法诉讼。资本的势力依仗既有的宪法原则，强调财产的权利和契约的自由；对立的势力则发掘出新的宪法原则，突出美国宪法序言中的“公共福利”。一时间，最高法院成为了新旧宪法原则辩论交锋的战场。

　　遗憾的是，美国最高法院一开始却站在了大公司一边。在1895年著名的“美国诉奈特公司”案中，最高法院的判决让“反托拉斯法成为一纸空文”。最高法院甚至将一些州的劳工立法打入冷宫，其理由是“偏袒工人，损害老板”。

　　矛盾爆发后的社会回归

　　在美国司法的保护下，资本主义继续其自由放任，似乎不可一世，但其背后的结构性矛盾积重难返，终于在1929-1932年大萧条中爆发。罗斯福以“新政”为号召，带领美国走向了一个节制资本、干预市场、倡导公平与公正的新时代。然而，保守的最高法院将其一项又一项规制经济、保护劳工的立法打入冷宫。新政面临着毁于一旦的危险。

　　但是，司法保守的堤坝不可能永远阻碍追求进步的社会思潮。在强大的民意压力面前，最高法院个别大法官退缩了，一些大法官悄然隐退，新的最高法院认可了罗斯福政府一个又一个的立法。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的法律保住了，《社会保障法》通过了，工人组织工会、集体谈判的权利确立了。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不再神圣。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争斗，美国社会终于开始走向基本的社会公正，劳工阶级终于获得了与资产阶级平等的法律保护。在争取平等权益的斗争中，与当时欧洲的工人阶级相比，美国劳工更多是通过选票和法庭，而非单纯的罢工或暴力手段来获得这些成果的。整个社会也更愿意接受这种温和的方式，改变劳工待遇和实现社会公正。

　　至此，美国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受到了约束，牟取暴利的垄断遭到了遏制，“镀金时代”的两极分化得以缓解，苦苦挣扎的社会下层有了起码的保障，从乡村到城市化、从农业到工业化的社会转型相对平缓。劳工争取权益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弱势社会群体树立了榜样，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和残障人士，都开始用法律来保护他们的权益，寻找他们心目中的公正。正是在20世纪中叶以前，这些对社会不公正的诉求的途径得到基本解决，才有了后来60年代“伟大社会”构想的提出。

　　由此我们看到，在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转型中，政府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政府如何通过推动立法来帮助弱势群体，提升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其次，弱势群体有了利益诉求的渠道，就能够从弱势逐渐转变成为强势，从而也能更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发展。

　　其三，弱势群体有合法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就有可能约束市场经济出现的不公平。而当他们能够通过这些渠道影响并参与社会的分配，就可以直接推动社会公正的实现。

　　(作者是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