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街头流行大哥大 改革开放初期,街头销售大哥大和BP机的摊点。 |
今:选部手机能照相 如今,作为移动终端的手机通话功能仅仅是必备功能之一。 |
30年前装一部电话要5000元,人们还要排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队。如今,年轻人一两年便要换一部手机,就连很多幼儿园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手机。中国已当之无愧地坐上全球移动通信第一大国的位子。
从“装机难”到移动终端
30年前,不管多远都要跑到电报大楼惜字如金地编电报;20年前,时髦的BP机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10年前,手机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从繁华的都市到偏远的乡村,从幽深的山寨到漂泊的海上,手机已经无所不在,成为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
|
●家里有电话找对象都容易
“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让我问一问,你最近回来不回来?”13岁的严守一骑自行车赶到镇上,从上午排到下午终于用镇上唯一的一部摇把电话打通了矿上堂哥的电话……电影《手机》中这个场景令人忍俊不禁,但在上世纪70年代却是最平常不过了。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通信基本靠吼”的年代。
“30年前一般住宅装电话很难,往往是一个大院、一栋大楼或一条胡同才有一台总机。”工信部电信研究院专家陈育平回忆起当年的情形非常感慨,最贵的时候,装一部电话要5000元钱,还要排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队。“传话”是那时记忆中的一个典型场景。相对应的,公用电话情况要好一些,1982年公用电话进入北京街头、胡同,通常每个公话摊负责着周围一片街坊,打电话和接电话都是要付钱的,“某某室,电话”喊声此起彼伏。
当时更流行的通讯工具是电报,陈育平记忆中发一个电报每个字大约3分钱,每次发电报总要字斟句酌。而邮电局里最忙的差使之一便是分发电报。
1978年,我国全国电话用户不过214万,电话普及率只有0.38%,比美国落后75年!如果介绍男朋友家庭情况时,说出三个“硬件”:父母亲是局长,家里有电话,男孩子是大学生时,那就是“金龟婿”的绝佳条件了。
●卖部大哥大能赚2000多
1986年,20岁的刘东海像每一个“北漂”一样满怀憧憬来到北京,那时他跟家人联系靠的是最原始的联络方式:写信,几乎没有发过电报,电话更是个稀罕物。但1993年底,创业刚赚了点钱的刘东海狠狠心花了近两万块钱买了第一部手机,当时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大哥大”,即便现在他依然清楚地记得型号是摩托罗拉8900。因为他决心进入这个行业大干一场。“当时感觉太好了,大款啊。”刘东海笑着说。
“大哥大”是1987年在中国生根发芽的,术语叫“模拟蜂窝电话”,当年只发展了区区700个用户。刘东海正是通过大哥大赚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大哥大利润比较高,最开始一台大哥大能赚2000多块钱。”刘东海说。
刘东海的迪信通1993年萌芽,最初便是在北京租下两个店面卖BP机。“当时朦胧感觉这种东西很有前途,能随时找到人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刘东海回忆说,从几十块到上千元的各色BP机以及大大小小的寻呼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最鼎盛的1998年,中国的BP机用户6546万,名列世界第一。“有事请呼我!”曾是社会上最流行的一句话。
●春节短信量两百亿条
1995年,我国第一个全数字移动电话GSM系统建成开通,也就是现在流行的2G网络。手机真正的“革命”开始了,叩开一扇新生活的大门。
刘东海的柜台很快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手机,幸运地搭上这艘快船,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九十年代末把生意做到了京外。他的柜台上起先是西门子、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等洋品牌一统天下,很快国产品牌冒了出来,价格战来了,将手机单价狠狠打下。随着手机价格与通话费的下降,手机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种通信技术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用途:短消息。谁能想到,这项不起眼的功能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到2008年7月,中国手机用户累计短信发送量是一个天文数字:四千亿条!单是一个春节就是一个近两百亿条的巨量。
●很多幼儿园孩子都有手机
截至2008年7月,我国手机用户高攀上6亿户,手机普及率45.6%,几乎每两个人中就有一部手机。中国已当之无愧地坐上全球移动通信第一大国的位子。
现在,刘东海的生意正处在旺季,年轻人一两年便要换一部手机,就连很多幼儿园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手机。固定电话的黄金岁月已经过去,现在装一部电话只要两百多块钱的材料费,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铁通几大电信公司还争相上门服务。事实上,座机从去年开始用户已在不停流失,而小灵通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因为手机实在太便宜了。
手机正在变身一个全能的娱乐终端:用它来照相、摄像,用它来听MP3,用它来看电视,用它来上网、聊天,还有炒股。甚至它摆渡过来很多电脑的功能,成为一个综合信息终端。拥有一部手机,等于把世界装进口袋,小小手机演绎“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正在经历这样的神奇,并且用我们的拇指继续编造下一个传奇。
晨报记者 焦立坤
我的经历
那时公交车转弯
得站起来打方向盘
●讲述人:300路公交车退休司机 刘启兴
今天,我退休整整一年。闲在家中,想念起久未抚摸的方向盘,略感惆怅,于是又重返熟悉的300路公交车队,看望我的“座驾”。这时。我忽然发觉自己真的老了。
1976年,27岁的我刚刚当上11路公交车的驾驶员。那时的11路公交车是匈牙利产的“依卡露斯”,刹车还是“气顶油”,想停车得踩上两脚。一年后,我被调至23路公交车队,车子换成了黄河牌国产客车,刹车虽然改进成了气刹,但也不太好摆弄,方向盘和离合器没有助力装置,如果车不开动,根本转不动方向盘,遇到急转弯时,我必须站起身来才能打轮。一天下来,踩离合器累得腿酸疼不止。当时应客流量需要,23路公交车是两个车厢,但两车厢并不相通——中间用拖车钩连接,为防止行人被卷入两车厢间的缝隙中,拖车钩四周还拉起了防护网。
1979年,“老黄河”换成了解放牌客车。 “老解放”的马达是拉杆式,扳动拉杆才能点火启动。记得当时车队给我们司机规定用油标准,每月用油量只要低于标准,就可以得到8元钱的节油奖金。为了省油,我们有一套办法,下一个站点500米,开到300米时,就熄火“滑行”。一路下来,需要不断熄火,再不断扳拉杆打火。
过去冬天开车,首班车是苦差——想要打火,先得温缸。提一桶开水来回要200米的路程,将8桶开水倒进水箱,起码半个小时时间,温缸后趁热摇铁把儿,马达转起来时,身上的棉衣已经被汗水和蒸汽浸透。
1989年,我开上了黄海客车。后置发动机,告别了驾驶座位旁“禁止登坐”的大鼓包。售票员也可以在专座上卖票了。方向盘、离合器都有了助力,我终于告别了站着打轮儿的年代。2000年,来到300路公交车队,此时的黄海车已经进化到自动挡,脚下告别了离合。在我退休的一年中,公交车又有了新变化。车内新安装了“黑匣子”和CAN总线,开车灯、进站、刹车、车速,司机的所有操作流程都能记录得一清二楚。将来,车内还将安装GPS卫星定位系统。听了队长的话,我既兴奋又遗憾。新技术来了,自己却已经无福享受,看来不得不服老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1981年
国库券 1月16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决定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库券。
五讲四美 2月25日,全国总工会等9个单位,联合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发出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
中共历史问题 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出总结和评价。
禁提回扣 7月1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商品流通中不正之风的通知》,明确规定,一切社会主义的企事业单位、经济单位之间的购销活动,一律禁止提取回扣。北京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