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外交已沦为经济外交附庸 由发改委牵头

　　能源外交何处突围？

　　和静钧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能源外交一直被矮化为经济外交的附庸品。从目前来看，它至少结出了几项恶果：一是没有能力使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一点从西伯利亚石油管线停滞不前严重影响了国家石油安全战略布局可以得到证明；二是对国家形象“软实力”的深度忽略，表现在我们耗费巨资打造的苏丹石油供应网络，却使中国在没有多少实质回报的基础上背上了达尔富尔问题的沉重负担；三是力量分散，形成中国满世界找油的盲目局面，没有做足政治和法律风险评估，结果是损益相抵，我们的投资到头来往往变成一场瞎忙乎。

　　欧佩克的逆向启示

　　那么，出路何在呢？先从控制约40%全球石油产量的欧佩克谈起。

　　几个月之前，国际油价疯长给世界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油价异动除了石油期货投机商“维多公司”之流操作的结果外，大部分的原因则是产油区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和全球石油需求量的激增与产油量被人为控制的结构性矛盾。几个月之后，随着美国为主的能源消费国力压欧佩克增产以平抑油价，油价开始走低，跌势不减，差不多回落到每桶100美元以下的水平。而就在这时候，欧佩克国家使出阴招，他们在9月10日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上宣布原油日产量削减52万桶，以图维持高油价。

　　国家发改委一向把能源外交的重心放在稳定的石油供应上。高油价的教训是，廉价的石油跟稳定的供应一样重要，甚至在国际市场原油供应充沛的情况下，价格因素也可能成为影响能源安全的核心内容，因为这里所说的能源安全不是为了能源的安全而安全，而是为了经济、政治和主权的安全而提出的能源安全命题。

　　这促使人们转变能源外交思路，从单纯的稳定供给转变为多边性的、合作性的、甚至是国际组织框架性的以稳定石油价格为目标的能源外交上来。这将进一步拉近我们与国际上现行的石油消费国能源通用政策之间的距离，使一个一直疏离于国际能源集体外交圈的中国成为一个自觉自律的圈内人。

　　能源集体外交，首先就绕不开欧佩克。

　　20多年前，基辛格博士对着欧佩克发出过如此感叹：“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个由弱国组成的集团能够迫使人类与大多数的其他国家的人民如此戏剧性地改变生活方式，而遭到的抗议却如此之少。”欧佩克国家利用“石油武器”，使自己成功地掌握世界石油市场的主动权，沉重打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现在也轮到全球各地的新兴经济体受难，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

　　基辛格有一句名言，曾深深影响美国的能源外交政策：“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历次中东战争及现在的伊拉克战争证明了美国赤裸裸的实力外交政策在能源战略领域表现不佳。欧佩克正力图推出一揽子石油结算货币，意图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这将削弱美国对全球能源的控制力。美国能源实力外交受挫，进一步给国际上集体性能源外交提供了发挥契机。

　　即使现在印度尼西亚暂时性退出欧佩克——印尼因多年能源生产领域投资不力以及国内能源需求的上升已经沦为净石油进口国——随着有“非洲科威特”之称的安哥拉及拉美的厄瓜多尔的加入，欧佩克的实力还在令人不安地膨大。伊战爆发后，成员国伊拉克实质性缺席于欧佩克组织，并没有撼动这个卡特尔的根基。欧佩克现在所公布的原油日产量削减额，根本就没有把产量有限的伊拉克石油计算在内。以伊朗和委内瑞拉为代表的“鹰派”成员将强力维护高油价局面，其他表面上“鸽派”的多数成员将坐享其成。正如能源经济分析师乔纳森·科恩纳费所说，欧佩克的举动表明，“欧佩克无惧于自己捍卫每桶100美元油价水平的举动”。

　　令人不安的情况是，非欧佩克成员、另一个重要的石油输出国家俄罗斯也在表明态度，有意与欧佩克进行密室交易，共谋全球高油价带来的滚滚财富。俄罗斯副总理伊戈尔·谢钦9月9日晚在维也纳出席欧佩克部长级会议时宣布，他已将一份关于俄罗斯与欧佩克加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草案递交欧佩克。他说，这是当下莫斯科的一个优先工作重点。他还指出，与欧佩克的合作将为石油生产国和石油消费国提供一个“稳定的定价环境”。

　　至此可以明白，随着生产国大鳄开始抱团要价，中国的能源外交政策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那种单兵作战、各自为政的外交思路在现阶段不仅在理论上行不通，实践中也会显得幼稚可笑。

　　谁挖了非洲的墙脚

　　早在6年前，美国能源问题专家艾米·米尔斯在其《北京的石油外交》一文中把中非关系简单化为中国对非洲资源的控制，把中非全方位外交关系解读为利已主义的能源外交。

　　米尔斯是最早研究中国能源外交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甚至早于中国国内的学者。米尔斯的文章是站在维护美国非洲利益的角度来商讨制衡中国能源外交攻势的策略书，对他国而言，这基本上充斥着以偏概全的描述和争夺政治话语权的动机。

　　国际政治话语权操诸他人之手的结果是，西方在两三年前抛出中国对非进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话头之后，又在北京奥运之前，全球性操弄所谓中国支持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地区进行种族清洗的假命题。

　　现在看来，这些假命题对北京形象所造成的影响有点言过其实。奥运成功举行，被有关人士赋予了“无与伦比”之类的赞誉。可是，正面临着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苏丹总统巴希尔并没有出现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似乎说明了中国在苏丹的影响力并没有想象中大，或者就是中国不愿意被与这样的国家领导人“挂上钩”。

　　这隐约显露出中国对非能源外交的转型路径，即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能源外交开始兼容价值外交的存在。人们现在担忧的是，转型能否持久能否深入，因为这样的转型是保证中国收获能源外交的经济利益之外也能捍卫国家“软力量”方面的利益。

　　尽管世界银行2008年的一份报告证实，中国出资建设的水电站、铁路、港口、大坝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遍布整个非洲，惠及整个非洲国民经济4%的高增长，但“赞比亚效应”是一种警示。赞比亚与中国有着传统友谊，那绵延1000多公里的坦赞铁路和贯穿于赞比亚境内的图塔公路及芒古公路就是中赞友谊的铁证。坦赞铁路的沿线至今还埋葬着当年献身于中赞友好事业的数百具中国工程人员的尸骨。然而，时光到了2006年，高举反华旗帜的赞比亚反对党差点赢得大选。这说明，今天的赞比亚有相当一部分选民对中国在赞比亚的作用持有负面看法。

　　“赞比亚效应”揭示了“恩将仇报”这样一种类似于人情世故的死结，而本质是中国投资者正在失去精神的高地。今天北京之于苏丹的投入，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也未免不是将来新“赞比亚效应”的翻版。

　　在安哥拉，当局已经戒心十足地撤回了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与中石化在洛比托修建一个炼油厂的计划。因为中国希望进口该炼油厂80%的产量，可是只在罗安达附近拥有唯一炼油厂的安哥拉，想优先保证国内市场的需求并向其他顾客开放。中国目前和美国一道，成了安哥拉最大的石油买主，但德国、法国、印度、巴西等国家正准备以不断数落中国的方式挤占中国拥有的空间。德国总统的一名高级顾问表示，安哥拉与德国的贸易在德非贸易停滞不前的背景下获得了长足发展。

　　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得出的结论是：“除了中石油是苏丹油田的主要经营者外，中国的石油公司在非洲的业务规模相对较小。”如果这样的判断是准确的话，就说明我们在非洲的能源外交相当不成功，所谓的“重建换石油”战略不可能持续太久。显然，中国的投入与回报之间并没有形成合理的循环链。

　　造成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能源外交战略太过单兵突击。当年英荷壳牌石油因不堪集团诉讼的困扰和尼日利亚富油区三角州反叛武装的袭击，才大举撤出他们经营了30多年的尼日利亚，中国则“乘虚而入”，结果被“深度套牢”。拉美国有化也冲击着我们海外油企的利益。与近邻俄罗斯的石油贸易中，中国也因日本、美国等国的加入角逐而碰上许多意料之外的困难。

　　在“没有永恒朋友，也没有永恒敌人”的能源外交中，中国一方面并没有世界霸主美国一样的资源进行实力外交，另一方面在西方话语权垄断的局面下也无从开展能源领域的价值外交，但是我们并没有被逼到死角，还有很多手段来完善我们经济外交中的不足。主动寻求合作、认同和尊重通行于国际的价值体系观，会给我们展开广阔的活动空间，在对抗中求生存，在合作中求进步，从而构建多元多层次的能源外交战略，确保国家经济及主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