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皮对话何志毅：30年，品牌改变中国人的生活

水皮对话何志毅：30年，谁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北大教授、北大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何志毅

　　水皮对话何志毅：30年，谁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嘉宾：

　　水皮：华夏时报总编辑

　　何志毅：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商业评论执行主编

　　水皮：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很多媒体都在做纪念改革的活动，我们刚开始本来想做，后来发现做人的活动很多，大家都是从人的命运这种线索来看改革开放30年，我们报纸是这样，因为我们也是一个财经类的媒体，看看怎么切入才更合适。

后来大家商量，说能不能从改变我们生活的角度来做做企业的文章，后来我们就发觉，其实有很多成功的企业，30年下来打造了一个品牌，一个品牌肯定是跟一个企业的命运相关的，而这个企业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这个品牌又能够不断的壮大，又跟我们整个社会的变迁是息息相关的，反映了一段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所以我们就提出一个品牌、一个公司、一个社会，我们从这些品牌的角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变迁。搞了一个活动，在网络上也做了一些评选，可能26号就能揭晓，实际上揭晓的名单我们在报纸上也都已经公布了。有这么一个活动，而且在活动过程中间我发觉，除了国内成长的一批企业之外，其实国外很多跨国公司品牌对提升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也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中国企业30年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相契合

　　水皮：何老师一直研究企业，你在北大案例中心工作，现在又在做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事，你也应该是关注到了整个中国企业的发展过程，基本上也是契合了社会变迁。我不知道你怎么看30年来外资的这些品牌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作用和意义。

　　何志毅：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从我们个人体会来讲，确实30年的变化太大了，而且从数据上来看，中华民族在这段时期被我们赶上应该说是我们的幸运，是在一个民族的经济最低点，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可以走到最高点。

　　水皮：您觉得现在就快走到最高点了吗？

　　何志毅：我看到一本书，是一个英国经济学家写的，写了《世界经济两千年》，从货币购买力的角度来写，GDP是以货币购买力为基础的，从公元零年一直写到公元两千年，它的数据显示，中国在过去两千年里面，在1840年以前，基本上都是介于22%到32.9%之间，到了1950年的时候，是4.5%，改革开放前是4.6%。今天至少我们跟德国差不多，就看欧元强还是人民币强，基本上并列老三，相信很快应该就可以排到老二的位置，老大我们知道。这样来看，我觉得这代人真的很幸运，以后也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以后除非说经济又跌到最低点，然后才有同样的机会，我想以后这样的机会也不是很大。所以这样看30年变得非常有意义，我也是研究企业的，我同意你的观点。

　　因为我们从经济角度看整个社会变迁，实际上核心是两条线，一个是政府造市场，一个是企业造产品、造利润。因为第一推动力是政府推动的，没有市场就没有企业，过去的企业都是政府的附属，真正有了市场以后才可以成长出这些市场化的企业。

　　何志毅：比如我们讲中国企业的元年，看来看去差不多是1984年，因为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开始是吵吵闹闹，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政府开始松动一部分市场，有了市场以后这个企业才怎么样，以联想、海尔为标志，联想是1984年的，海尔也是1984年的，万科1985年的，国内存活到现在的，大概你说的成品牌的第一代企业，差不多都是在80年代。品牌是一个公司形象的凝聚，实体是这个公司，企业对整个社会的推动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把时间再往前看，过去世界历史，包括中国历史，是政治家跟军事家书写的，未来的社会历史政治家毫无疑问还是第一位，因为他是社会的主导，社会体制的制定者和改造者，企业是在一定的体制下追求经济的主体。第二位恐怕就是企业，以后的世界历史将是政治家和企业家一起写的，甚至有些企业，包括中国的企业，中国企业慢慢走向世界以后，慢慢的也不为中国政府完全控制完全影响了。

　　水皮：特别是当中国企业成为跨国公司之后，可能很大的业务在海外，甚至总部都在海外，像联想现在就是这样，以后你说联想是中国企业还是美国企业？

　　何志毅：从基因上看，当然一个是看你的控股股东是谁，联想也是，好多资本多元化了以后，业务多元化了以后，就不太容易分辨，不过我们讲品牌好像还是有民族特色的，不知道你怎么看？

　　水皮：联想肯定是中国品牌，汉字两个字“联想”肯定是中国品牌，但是后来我发觉改徽标，改成Lenovo这个就难说了，我不知道这个属性究竟是中国的属性，还是希腊的属性，还是说完全现代美国的属性，从名字上看不出来是哪个国家的。像松下弄成那个Panasonic名字以后，就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

　　何志毅：正好人家有一个联想，原来的属地，像松下、Panasonic，即使资本多元化、业务多元化，还是可以看母公司在哪里？主要的管理团队是什么人？这些在没有彻底国际化以前可能还是有，但是彻底国际化以后可能就没了。

　　水皮：有没有已经彻底国际化了的企业，但是你很难归属它是哪个国家的企业，比如是美国的企业还是中国的企业，有这样的企业吗？

　　何志毅：现在我觉得有，但是不是很多，如果说完全国际化，可能要有这样几个条件，就是你的资本股东构成完全是国际化的，股权是很分散的，不知道谁大谁小。实际上上市公司不管大一点、小一点，还是相对控股的，这个股东是谁的，就可以联想起这个品牌是哪个国家的。还有总部在哪里，有的企业双总部了，欧洲一个总部，美国一个总部，还是不够强。像联想企业是谁的，说不清楚是哪里的，到处都有，现在还没有特别大的品牌有这么明显的标志。

　　水皮：比如GE肯定是美国的，东芝或者松下肯定是日本的。

　　何志毅：包括诺基亚还是芬兰的，其实在全球人才已经相当的多元化了。

　　水皮：我们进步的确非常快。刚才我们讲到联想，换到十年前很难想象联想能并购IBM的PC业务，人家不做了，变成我们在做，而且这个并购还做成了。我记得最初柳传志做这个并购的时候，杨元庆拼命的说服他，在对话现场我们还专门讨论过，因为一直到新闻发布会开前半小时他还在犹豫不决，但是很多人当时也都担心并购完之后会不会失败的问题，因为并购本身的失败可能性就大。再加上中国企业并购这么一个顶级企业，品牌当时可以拿过来用一阵子，但是全球管理能不能跟上趟，包括杨元庆的英文能不能够跟人家熟练的对话都是问题。但是我们发觉，这几年下来好像没有人再怀疑这个情况。

　　我们这代人，真的非常幸运，因为我们一生中可以经历几个不同的社会阶段，老外是没有这种心理的，我们的前辈可能也没有这种心理，他们可能就过了社会的某一个阶段或者两个阶段或者一个半阶段。看我们从小生长，文革期间，乱的不能再乱了，之后我们赶上了计划经济的时代，再之后是打破计划经济的时代，然后为应该选择哪种制度吵来吵去，然后1978年农村先开始改革，然后是1984年，我不知道你的划分是78年还是84年，是不是以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为阶段性标志的？

　　何志毅：我划分没有从大的政治背景来看，我是先从企业的历史回追下去，肯定不是1978年。

　　水皮：那个是农村改革的元年。

　　何志毅：78年开始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政策，然后开始讨论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等等，然后就开始有些市场的松动，就开始有些企业起来了，应该是在82年到85年之间。我为什么讲这个问题不是很科学呢？正好联想是84年创办的，张瑞敏是84年到海尔去的，万科是85年。

　　水皮：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搞活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何志毅：那时实际上有一大堆民营企业诞生，很多没有经受住考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倒下了，但是现在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企业，大部分是84年前后发展起来的。更早下海的是一批素质比较低的企业。

　　改革的过程中很多企业倒下去了，留下来的成就了品牌

　　水皮：那会办企业的是“山上下来的、牢里出来的”。是一些在旧体制下是没有可能生存的，我们真正看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我小时候印象中家里面货架上很少有东西，因为当时还是票据，一年到头，春季的时候可能有半斤花生米、半斤葵花子，那时候就盼着过年，因为有这些小零碎。最近几年，我逛超市，总有恍然隔世的感觉，怎么有这么多东西，货架上到处琳琅满目卖不过来的东西，我就想早年间我们怎么会那个样子，怎么弄成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也是本事啊，实际上我们是可以拥有这么丰富的东西的。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了很多企业，但是后来又没了。来的路上我就想，像做服装的，当时很早就起来，还有傻子瓜子，起来一下又沉下去了，很多企业可能刚开始也冒了冒泡，最终也被淘汰了，活下来的企业就成就了品牌。

　　何志毅：就是倒下的企业也对市场经济的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起了一段作用结果他死了。你刚刚讲的现象，超市跟过去买不到东西比，我觉得特别体现到体制的转变性，比如同样都是这些人，在那种体制下，生产力就那个水平，生活也就那个水平。

　　水皮：你们搞研究的肯定感触更深了。

　　何志毅：感受非常深，无非就是转变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非常非常明显，我们幸运也在这里。

　　水皮：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做学者的，如果做制度经济研究的话，应该能获得不少奖，因为对人类的贡献太大，把中国从一个原来世界不安稳的隐患，变成现在维护世界稳定的力量，解决了这么多人的温饱，让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向一个小康社会过度，向发达国家过渡，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

　　改革让计划经济慢慢长出了适合企业发展的市场缝隙

　　何志毅：原来计划经济是理想的为人民服务，实际市场经济是大家都向钱看，但是要想挣钱必须为人民服务，相当于人民在拿钱选举，你为我服务好我就把钱投给你，这样就造成整个社会的活力，你说包括那些像傻子瓜子那样的企业都为人民服务过一段时间，而且是自己带着资本来为人民服务。政治比喻，像当年苏联老干部一样，自带菜刀来革命，在他们存活的阶段都为社会做了贡献。那段时间市场如果需要你，说明你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你做不好，你赚不到钱，说明你的社会资源没有配置好，别人配置的比你更有效率，他就能赚到钱。那段道路可贵之处在于，我们能够在一个庞大的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中间让它慢慢长出一些市场的缝隙，让这些企业慢慢的长大，这个相当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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