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东港市十字街镇宏天村位于辽南山区,有738户、2510人。现年45岁的潘远臣,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15岁中考落榜回村务农的潘远臣,亲历村民自治近三十年。长期的村干部工作经历,使他对村民自治制度十分关注。
前几年,他撰写的《农业税取消后村组织面临的问题及对策》获首届中国发展论坛“三农研究创新奖”一等奖。
以下是他的口述实录:
1980年秋天,我中考落榜,回到当时的生产队干农活。
当时,我们村和全国其他农村一样,实行集体统一资源、统一劳动、统一分配的“大锅饭”体制。村里6个生产小队,4个要靠国家返销救济粮才能解决吃饭问题。1982年,全村每个劳动工日收入不足一元,填饱肚子成为许多村民的奢望。当时村级组织架构是原生产大队,干部们除了“抓革命,促生产”,每年最头痛的工作任务,就是调剂口粮,使村民度过“夏荒”。
1982年秋冬,过去只有传达最高指示才召开的群众会议一连开了好几次。议题是讨论将集体土地分户承包。登记土地、核实人口、包产到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仅靠几个大队干部、小队长是办不到的,于是,群众会议上产生了户代表,商议包产到户。就这样,最初的村民自治组织在我们村产生了。
1983年,我们村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村民委员会,开始了最初的村民自治,村里的大事村民自己可以做主了。
1983年和1984年,连着两个丰收年,我们村的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多,全村粮食产量超过百万斤。从此,村里再也没有向国家申请一粒返销救济粮。大丰收也使村民收入大幅增加,收音机、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迅速进入寻常百姓家中。1985年以后,村内便有少数农户掀掉茅草房,建起砖瓦房。村民生活水平由此逐年提高。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我村大部分村民依靠从集体分得的林地、耕地,以及村委会提供的苗木,技术辅导等,逐步发展起板栗等特色产业,一座座荒山荆棘岭,被村民改造成板栗园。村民种植板栗的面积由土地承包前不足千亩发展到近万亩,产量、效益稳步提升。板栗加工、销售的经纪人也多了起来,一批农户依靠开发板栗产业富裕起来。
1994年,我开始参加村委会工作,先后担任过治保主任、会计。1995年,在我村第五届村委会选举中,我当选村委会副主任。
当时,村委会想迅速改变村级集体经济状况,搞起了工业强村。村委会不顾客观实际,没有征得群众的理解支持,就盲目以集体名义贷款两百余万元,建起村级企业———理石板厂。由于经营不善,管理不到位,两年不到理石板厂便倒闭关门。村级组织得到的是两百余万的债务及几十间破败厂房。
工业强村失败后,村委会接着又搞起全村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在没有征得大多数村民同意的情况下,从村民手中收回四百余亩土地,引进外地客商,开辟果园。村干部不辞辛苦,从外地引进日本爱岩梨、山东大枣、乔纳金苹果及甘草,一时间场面上轰轰烈烈,但最终因为不了解市场信息而血本无归。
群众一腔怨气,村干部好心办错事,有苦难言,干群关系一度恶化。在第七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半数在职村干部落选。我本人虽没落选,但也由村委会副主任降为村委会委员,从事村会计工作。
我认真反省自己过去工作的失误,改变了工作的方式方法。除加强与村民的沟通外,还按要求定期公布村收支状况,为村领导、村民分忧解难。
2004年,我村与邻村合并。这时,经过修改的村委会组织法正式实施。我们按这个法律规定,“海选”产生了新的村委会成员,我被选为主任,后来又被选为村支部书记。
经历过挫折的村委会开始了认真地反思。我们的结论是:村民自治的关键是保障村民的自治权利。作为村主任,再好的主意、最优的措施也不能个人决策或者少数村干部决策,必须按一定民主程序议定后方可实施。为此,我们在全村范围内推选了85名联户代表。通过联户代表,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凡涉及村民的重大事项,都由村民会议或联户代表会议通过后实施。
村级组织债务是套在新一届村委会头上的枷锁。我村大量的债务导致每年必须支付近两万元的利息。为解决这一问题,村委会向广大群众和联户代表广泛征求意见,大家共同出谋划策。在此基础上,我们制定了详细的债务清偿方案,并经联户代表会议表决后实施。村里通过对闲置厂房转让,化解了欠农业银行两百余万企业贷款。通过对集体遗留果园、承包项目转包、土地发包等,将资源盘活,取得的款项清偿了信用社及农户个人的欠款三十余万元。到2007年末,村组织不但将多年债务全部清偿完毕,而且村里还有了少量积累。
真正的村民自治充分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我村板栗生产规模已突破一万两千亩,收入超过一千万元。在村委会协调下,2007年,我村还筹建了两个板栗专业生产合作社。随着产业发展,村民收入也迅猛增加,95%的农户翻建了标准房,机动车数量从无到有发展到两百余台。村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7年,我们村再一次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我村在职村干部全部连选连任。这无疑是村民对村委会工作的最大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