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30年GDP年均增长9.4%是经济史上的奇迹

　改革30年30人高端访谈——赵学锋对话夏斌

改革30年GDP年均增长9.4%是经济史上的奇迹

　　主持人（《金融时报》副总编赵学锋）：大家好，今天有幸请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的所长夏斌研究员参加搜狐改革开放30年的高端访谈“30年30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金融时报》副总编赵学锋，很荣幸请到今天的嘉宾夏斌先生。

　　夏斌：我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夏斌，很高兴今天和网民就改革开放30年的话题进行聊天，我们更多展望今后中国更美好的事情。

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不局限于金融整合

　　主持人：今天的高端访谈通过各个领域典型的代表人物，通过他们个人的经历来反映30年折射整个社会国家的巨大变化。夏老师，我注意到您从1978年开始就职于人民银行，那时候正好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国策的一年，作为30年的改革历程您既是一个亲历者又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我想问一下这30年来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您感觉对社会的变化感触最深的是什么？这些年给您自身带来比较大的变化是哪些？

　　夏斌：对于社会变化30年来感触最深的从感官接触看到、听到、摸到、碰到的都是新的，但是这还是感官的直接反应，深刻想一想的话，最深的是中国整个国民的观念转化，随便就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例子。原来不可想象的现在实现了，原来说搞股票债券是资本主义，现在就不用说了，原来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我记得在70年代末穿西装不行，最后胡耀邦总书记带头穿西装大家穿西装，原来穿牛仔裤好像也是带有资本主义意味，现在很流行了，归纳起来最深的是人们理念观念的变化。对于我个人来说，生活水平的变化物质生活的变化，这是从自己的家庭生活。从事业角度来说，感触最深的是我们很幸运遇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自己参与，自己奋斗，心里很满足。

　　主持人：您后来又到五道口研究生院读研究生，到央行到证监会、深圳证交所工作，现在在国研所，一直从事从理论到实际又到理论的过程，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化，您现在研究的内容上有没有一些变化？

　　夏斌：应该说有很大的变化，我最早从研究出发到了实践部门然后又到了决策部门，最后又回到了实践，实际上我的人生就是画了一个圆，由原点出发又回到了原点。在不同的阶段应该说有不同的感触，最早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所当处长当副所长，那个时候其实还没经过大量的实际工作，更多的是研究金融改革、金融开放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融资融券。我印象很深，自己在1985年就中国的金融资产进行展望画了一个很复杂的图，在当时他们感到好笑，同业拆借市场怎么走，货币市场怎么走，债券市场怎么走，各类主体的金融机构应该有什么机构，应该用什么样的利率进行调控，我85年写了一个东西，当时印象很深，现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平新桥教授进行很深刻的讨论，我们两个人很熟。到了证监会主要是作为管理部门管理证券市场，担任交易部主任，那时候证监会在整个证券市场的地位应该说还不是特别突出，刚刚创建，很多制度还在建设当中，左右证券市场的份量是两个交易所。当交易部主任的时候对于交易市场的管理尤其做了一点事，但是做得不多。

　　后来到了交易所，到了交易所之后我的身份就不一样了，不是纯粹的研究，作为交易所的管理者我要想尽办法要跟上海交易所竞争，我就不服深圳交易所干不大，不服深圳证券交易所超过不了上交所。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天去在就职员工大会上我自己很有雄心，跟所有的员工说我们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再过几十年来回顾中国股市的发展，我们每个人哪怕在中国股市的历史上写不了几个字，哪怕是画一个顿号、逗号都是荣幸的，因此我们要拼命为这个事业发展。那时候想尽各种办法把市场做大，把边陲小镇的交易所、区域性的交易所办成全国性的交易所超过上海，当时跟上海市政府领导开玩笑，我来自上海，我不信深圳干不了，深圳超过不了上海。在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从基础设施，从会员协会的扩展，从通讯网络到地下X.5的通信系统等等大家共同努力，感到欣慰的是深圳证券交易所变成全国性的交易所，我们三周年的活动就在人民大会堂举办。

　　后来回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搞政策研究，那时候的工作重点现在回顾起来正好那个期间是97年亚洲金融危机，做了很多研究宏观的金融改革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委员会要不要建立，怎么建立、定制度，现在各个银行商会都有了，当时金融高管管理的规定在那时候都出来了。当时在朱总理的领导下，在戴相龙行长的领导下，重点是准备为97年全国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也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召开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整个一套文件的起草工作，在魏礼群副主任的领导下。那时候写文件的过程是调查研究的过程，是决策形成讨论的过程，花了近半年时间大量调研写成了17号文件，后来整个金融领域的工作，包括成立保监会，包括对存款保险公司的思考，包括农村金融改革等等很多都是在落实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98年当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司司长，当时说我在实践部门干过，曾经搞过理论工作，这个东西是一个烂摊子，你去接烂摊子整顿信托，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我在任期间全部弄清楚了，典当行、市场基金会归到民政部，彩票给了财政部，企业债券给了发改委，当时还有高尔夫球卡坚决不管，金融界不能再管这个事，还有评估公司，还有担保公司，那时候乱集资中间违规操作中间很多是拿着中国人民银行批的金融机构的金牌照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工作，那时候很乱主要是整顿。

　　后来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更多的还是研究金融宏观政策，改革开放包括经济政策就不局限于银行非银行间的金融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