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上的人
肖 渠
2008年8月，美国著名作家保罗•奥斯特创作的长篇小说《月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出版。
这部小说，从马可•史丹利•佛格（Marco Stanley Fogg）—这位主人公的名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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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月宫》是他的第一本小说，只是完成得比较晚。
小说一开头就提到了故事发生的时间，“那是人类首次登陆月球的夏天。当时我还很年轻，却不相信会有什么未来。我想活得危险，把自己逼到极限，看看会发生什么。”
对这部长篇小说来说，1969年是“六十年代”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节点。
这一年美国成功登月，人类科技发展或者说是冷战对峙一时臻至顶峰。而也就在这一年，在地球上一个名叫伍德斯托克的地方，以“和平、反战、博爱、平等”的口号，举行了人类史上最盛大的摇滚音乐节。同时，科技与人性，战争与和平又两两对峙。但是，这些大事件大主题在小说《月宫》中充其量只是一种回声。小说中甚至借主人公之口说道，“伍德斯托克，那跟我的遭遇实在没有什么关系，我也实在不知道该作何感想。虽然那些人和我年纪相仿，但我觉得自己跟他们毫不相干，他们根本就像是站在另一个星球上的人。”显然，在激烈动荡的大时代的深处，有着更为基本的个人命运的波折和传奇。
和保罗•奥斯特的大多数小说一样，长篇小说《月宫》描写了个人的孤独、身份的追寻、命运的偶然和无常。《月宫》的第一部分有点儿《荒岛余生》的影子。简单说，也就是举目无亲后，主人公马可弹尽粮绝。但《荒岛余生》的联想却有点儿不靠谱。可如果你肯往这碗联想的泡面里撒上那么一把新闻奶粉，多少有助于理解这种胡乱联想的微弱合理处：在这个能吃的东西越已越来越少的国度里，我们每个人都难免成为荒岛上那位胡子拉碴的“查克”：生活的目的不再是房子车子票子，而是—求生。
不过话说回来，在奥斯特笔下，这个“弹尽粮绝”桥段的比例设置显然有悖于流行小说惯用的快速推进法原则。它过于详尽周延，纤毫毕现。而正是这种反常规的“工笔细描”使得奥斯特笔下马可的“饥饿”主题被彻底哲学化、寓言化。
当然，所谓的哲学化、寓言化，也因人而异。
“脑海里的电影放映机”是保罗•奥斯特喜欢用到的一种比喻。他想不到的是，他那台“放映机”在笔者脑海里“沙沙沙”地开启后没多久，片中那位饥肠辘辘走进绝境的马可就被换掉了。
马可的母亲死于车祸，而他“印象中没有爸爸”。十一岁后，他跟随舅舅维克托生活。十八岁时，马可前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就读，舅舅送给他1492本书（这数字恰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年份）。两年后，舅舅死于心脏病，马可的经济状况逐渐恶化，起初他卖书为生，“看着自己一点一点消失”，最终不得不流落中央公园。“如果大街强迫我用他人待我的方式看待自己，那么公园就给我一个回归内在生命的机会，一种纯粹以内在生活坚持自我的机会。”父性角色的缺失、与整个世界关系的断裂令马可陷入了自身的孤独，在一场高烧后他被朋友济马和中国女孩吴凯蒂救起。保罗•奥斯特写道，爱是“惟一能阻止人坠落的东西”，而性爱则使“内在的高墙戏剧性地瓦解，孤独的中心受到震荡。”
当马可应征成为托马斯•埃奉的贴身看护后，小说创造出了一层新的维度。起先马可只是为这位盲眼老人朗读书本，讲述大街上的所见所闻；随后托马斯•埃奉要求马可为其撰写一份特别的讣告，便开始讲述自己此前的另一身份—画家朱利安•鲍勃的西部冒险故事。
保罗•奥斯特在书中写道：在那儿“没有世界，没有土地，它根本就是虚构出来的。你存在的惟一地方就是你的脑袋。”
在西部广袤大地所唤起的内心的存在主义身份焦虑中，托马斯•埃奉退隐到一个山间洞穴里，以孤独作为慰藉，并努力将之“建造成某种实质的东西，一个不容置疑的据点，以便厘清人生的疆界。”他打死了三个匪徒，凭着意外之财脱离险境，却因上天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罪与罚落得半身瘫痪的下场，并由此决定做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奥斯特把这段故事写得如同好莱坞西部片，骇人听闻又惊心动魄，但他同时也暗示读者叙事的不可靠性以及作寓言解读的可能：“他的叙述在当时具有一种幻想的特质，常常他好像不是在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而只是在创造一个寓言来解释人生。”
最后，当这份独特的讣告到了托马斯•埃奉失落的儿子所罗门手中时，小说又开始了第三层叙事—所罗门的故事。在这里，马克的中央公园和托马斯•埃奉的洞穴在所罗门的庞大肉体中获得了隐喻的回声：“身体越魁伟，他越是把自己深陷其中。鲍勃的目标是独立于人世之外，让自己隐形于自身肉体的庞大里。”
……
其实，在保罗•奥斯特看来，无论小说的结局如何，“六十年代人”也许就是那种“月亮上的人”—不切实际，与现实背道而驰，在幻想和精神的引导下，总是试图摆脱世俗逻辑的重力，去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而这，无疑就是保罗•奥斯特的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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