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首批“万元户”的历史回眸
本报记者 梁现瑞 王向华 实习生 罗美多
10月10日上午，成都市温江区郊外，61岁的张文康伴着一杯清茶，静坐于儿子的苗圃里，闲看着那一大片金桂和红叶李。
没有人能想到，这位满脸皱纹的平凡老人，就是20多年前全省乃至全国的第一代“万元户”，当年叱咤风云的“番茄大王”。
早在5年前，张文康就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但他不愿待在舒适的家中，总要到苗圃里来——或许是因为与土地的几十年深情。
看着张文康的孤独身影，记者想，从土地上脱颖而出的他，最终仍囿于土地，这是不是一种命运的暗示？
“一听到1500元的承包费，当时脸都吓白了，谁还敢跟我争？”
28年前，他以“天价”“包”下两亩多旱地
“当年，走起路来能把地上都踏出窝窝。”一提起过去，老态龙钟的张文康有止不住的豪情。
成都平原素有“金温江、银郫县”的说法，但张文康的记忆中30岁之前一直生活困苦，“连吃饭都是问题。”
张文康1947年生于温江涌泉镇，由于父亲被评成地主，随后二三十年间他受尽了歧视。小学一毕业，他就开始务农，成年后做再多的活，也只能被评为打折扣的“小工分”。“印象中，一年最多分过60多元钱。”几乎每年春节一过，他便要到处借粮。
1980年初，张文康迎来了生命中的转折点——他所在的涌泉公社五一大队一生产队，决定将队里先前几乎荒废的2亩3分7厘的一块坡地，拿出来“包”给社员。
“一是为了增加队里的收入，二是为包产做个试探。”张文康记得，1978年后全国农村改革风起云涌，省内各地的“包产”做法层出不穷，队里的“承包荒地”只是一种谨小慎微的试点。
那是一块全队公认的下等田，因为是不能灌水的旱地。当地属于都江堰灌区，大部分土地都是能排能灌的上等田，不能灌水的一般都没人看得起。
不过，这块第一次推出的“没啥搞头”的旱地，还是很让人向往，“至少有五六家人争着要这块地。”
“1500元！”张文康以一个看似极为冲动的天价“承包费”，吓退了所有的竞争者。
“1500元在当时基本算是天文数字了。”张文康为记者分析，当时一个工分才值一角多钱，1500元相当于队里10多年给他分的钱！
但张文康自有他的算盘。之前，他曾经长期为生产队种蔬菜，“一块地能产出多少蔬菜，心里是有底的。”
“那不是一时冲动。”张文康算给记者听：一亩地一年至少可以种三季，春季育苗子，夏季种番茄、冬瓜、海椒、茄子等，冬天种白菜、萝卜或莴笋，一亩地一年至少可以产2万斤蔬菜，一斤5分钱就可以卖1000元，两亩多地完全能够把承包费赚出来，这还不算第一季卖苗子的钱。
“不熟悉这些情况的人，一听到1500元的承包费，当时脸都吓白了，谁还敢跟我争？”张文康骄傲地笑了，“其实也不是为了赚多少钱，当时的最大目标是把肚子填饱，那些年人都饿怕了。”
“担不担心政策变呢？”记者问。
“没啥子好怕的，赚了钱是我劳动所得，没去剥削别人。”他告诉记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全省全国各地到处都搞起“包产”来了，广汉、邛崃、郫县到处都在搞，我们那算是保守得很的地方了。
张文康当时只操心一点：该种些什么品种，尽快把承包费赚出来呢？
当时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说：去年你的收入已经过万，你现在是“万元户”了。
27年前，他建起全县农村第一座楼房，荣誉多多
包下金子般的两亩多旱地，种什么好呢？1980年春节刚过，站在龙泉驿区大面镇的蔬菜种子供应基地，张文康灵光一闪，“当地没有的肯定就畅销。”
当地没有的东西，是番茄。由于种子、土壤、技术等原因，温江地区产出来的番茄不红，所以一直没人种它。
张文康把宝押在了番茄上，决定当年夏天就种番茄。“说实在的，压力还是有。”要是有个闪失，按照当时的收入，他家10多年都翻不了身。
凭着“瞅冷门”这样一个朴实想法，他拿出1亩2分地来种番茄，其余种茄子和海椒等。买回种子来，全家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劳动之中，翻地、平整、施肥、育苗，忙得不亦乐乎。“赚的都是自己的，积极性肯定高得多。”
经过一年起早贪黑的忙碌，当年年底，他不仅足额交纳了承包费，而且还赚了500多元钱。平生以来第一次手中握有这么多属于自家的“巨款”，张文康激动得睡不着觉。1981年春节前，他高兴地为全家每一个人买了新衣服，为自己买了人生中第一双皮鞋——11块钱。
接下来，1981年初春，当地开始大规模“包产到户”，张文康家又多分了4亩土地。由于邻居们都学他开始种蔬菜，纷纷向他家求种苗，于是当年他多了一项收入：育苗。一年三季下来，不到年底，卖菜加养猪，他赚了6000多元。
有钱就建房。张文康早就迫不及待了，他家一大家子八口人（包括父母与弟弟妹妹），多年里一直挤住在两间10多平方米的土坯房里。于是，花了6000多元，他建起了一排好房子——除了一楼一底5间楼房，还有3间平房和一间厨房，总共9间。“那是温江地区农村第一家楼房啊。”房屋竣工时，张文康请了亲戚和邻居，尽情喝酒。
接下来几年，从土地上脱颖而出的张文康，收获了太多关注和荣誉：1982年初，他被评为当地的专业户和致富能手；1982年春，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来到他家，经过一番认真计算，得出一个结果：去年你的收入已经过万，你现在是“万元户”了。
刚听到这个头衔，他似乎还不敢相信，经过反复计算，果真如此。“从那以后，万元户的帽子就戴上了。”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番茄大王”的名声也不胫而走。
1982年底，他又被评为全国科协的致富能手，与他一同到北京接受表彰的还有新津的“冬瓜大王”吕璞修、山东的“作物大王”李祥苓、天津的“鸭子大王”张天兴。当时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文章《四大王相会在北京》。
1987年，他种植的茄子在全省第一次出口到日本，同年，他还作为农村致富能手，在成都市金牛宾馆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
各种荣誉更是不请自来。1983年，他当选为第六届四川省人大代表，1988年，他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还有了四川省科协常委等头衔……还有数不清的参观、学习、考察等全国各地的活动在等待着他，他也指导各地农村的蔬菜产业发展。在他的指导下，攀枝花的米易县逐步发展成全国“南菜北调”的基地。就连如今的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当年也曾多次到他的蔬菜地向他请教。
对家里的几亩地，张文康管理得越来越少了，但家里的收入还是在增长。由于名气很大，他家的蔬菜苗子卖得特别好，一年要卖出几十万苗。自1983年后，他家的年收入已达五六万元。
1995年，从繁忙外出中解脱出来的张文康，为了扩大种植规模，先后在温江和攀枝花租下了100余亩地大规模种蔬菜，但由于市场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几乎连年亏本，前前后后砸进去20多万元，竟把原先从土地上赚来的利润都还给土地了。
这一个群体为什么不能延续曾经的辉煌？为什么不能走向更大的辉煌？
30年来，四川第一批“万元户”大多销声匿迹
两次规模化经营的失败，让张文康颇为失意。2003年前后，由于患上严重风湿病，左腿行动不便，他被迫退出了蔬菜种植业，赋闲在家。目前，他的收入只有房租、社保和劳模补助。
翻开史册，不难发现，当年会聚北京的“四大王”中，就有两个来自四川。与“番茄大王”张文康同在一起叱咤风云的，仅四川日报报道过的，就有温江“养鸡大王”刘大中、简阳“柑桔大王”吴祥全、绵阳“养猪大王”刘定国、巴中“魔芋大王”吴功仁、“韭菜大王”左友坤……一大群名声赫赫的时代英雄，令当年领改革风气之先的四川大地熠熠生辉。
然而，30年过去，记者想拜访这些人时，却发现并不容易，要历尽辗转。以张文康为例，为了找到他，记者先后打听了10余个部门，同当年的妇孺皆知相比，当下很多人都已不再了解他们。当年的个个风云人物，几乎都消失在了茫茫人海。
在记者采访张文康的前三天，一张覆盖了1000名富豪的中国富豪榜发布，四川籍的上榜者只有区区27人。而查遍这27人，除了当年的“鹌鹑大王”刘永好兄弟之外，再难以找到别的“大王”。
据记者了解，“冬瓜大王”吕璞修已音信渺茫，“养猪大王”刘定国曾锒铛入狱，去年才又在三台县重新养猪，被称为“四川第一个万元户”的杜雄才目前在双流县永安镇经营一个小卖部……他们中大部分人的财富，还停留在“万元”这个级别。
这一个群体为什么不能延续曾经的辉煌？为什么不能走向更大的辉煌？
“要是更早进行大规模种菜，或者果断转向上游的育种或下游的蔬菜深加工，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那该是怎样的结果呢？”采访中记者问张文康。
长时间的沉默。
他的儿子张强接过话头：“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的种菜规模曾扩大到近100亩，结果还不是一样。冬瓜最便宜卖到两分钱一斤，还没人要。连续两年大水，几十万冲得一干二净。”
四川省农业专家卓世林认为，张文康的经历很有代表性，正是由于农产品市场的巨大价格波动，且缺乏风险共担机制，使中国农民在很长时间里都处于非常脆弱的处境。在美国、加拿大等农业非常发达的国家，政府也要补贴农民。
“只有小学文化的张文康等一些最早的万元户，最多只是把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做到了极致。很难完成向现代农业的跨越。”四川省委党校教授卿成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说，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和现代市场理念。
两位专家一致认为，适度规模化对于农业是非常重要的。大力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或许是一个途径。“在强大的全球经济浪潮中，中国农民要获得话语权，只有通过更大程度的联合，才能争取自身更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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